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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增同志：
　　你好！
　　我在文摘周报上看到《向日本国讨公道》一文，报道关于日本战后赔偿首次国际听证会的消息，并介绍了你的工作情况，首先我在万里边疆向您致以崇高的敬意。
　　我今年69岁，是巴音郭杨州政协专职常委，88年离休，我一家人在抗日战争期间，深受日本侵略者的残酷迫害，现择其要者列举于下：
　　1.父母惨遭毒打，老母被绑在门板上灌凉水，打得遍体鳞伤，一个多月不会说话，父亲被打后不久即去世；
　　2.烧毁我家好砖房三间，大部财产被日伪军抢光；
　　3.堂兄肖惠吉在清范古灵山被打死；
　　4.堂弟肖惠林（小名老造）被日本人抓去，在安新县砍头，尸体都没找回；
　　5.堂兄肖惠文被日本打伤脚部（已去世）；
　　6.堂兄肖惠祥四次被日伪军逮捕；
　　7.我也被河北高阳日本宪兵队抓去当劳工，我在廊坊车站跳火车逃回故乡（详见回忆录《虎口余生》）。
　　我曾写过一首五言，记录此事：

七七烽烟起，
炮火震芦沟。
兄在枪下死，
弟被刀砍头。
老母遭毒打，
吾让鬼拘留。
房烧财产尽，
一家血泪仇。

　　8.我村北抓劳工的不下十人，有四人去日本，战后才回故乡，另外数人均惨死东北，现在我村六十岁以上的人都可提供详细材料（河北高阳县晋庄乡左家庄）
　　我坚决支持你们发起的“向日本国要求受害赔偿”的活动。
　　顺致
敬礼

肖飒（原名肖惠田）

通信处：新疆巴音郭杨自治州干休所
邮编：841000

本人历史材料简介

　　我是朝鲜（现改为韩国）庆尚道金泉郡人，16岁时（1939年冬）被当地一坏人骗到中国，同行约25人，先被骗到上海市就把我们交给日本军队，才发现我们上了当，被强制做随军“慰安妇”，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日夜强制我们接客，从每日十多人到数十人之多，有病亦不能例外，真是惨无人道。在上海呆了近一年后，又转到南京、北京、长沙继续被强制充当“慰安妇”，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后逃至汉口成家。

武汉朝鲜妇女
洪昌令　敬托
92年9月13日

本人历史材料简介

　　我是朝鲜（现改为韩国）忠清南道礼山郡人，因家境贫寒，17岁（1944年12月）时被当地坏人骗来中国，一起被骗来华的约30多人，路经天津、南京到了汉口后才知道被充做军妓，当时虽经百般反抗也无济于事。我们一起来的30几个人在一栋大楼内住下（据记忆是汉口六渡桥民众乐团旁南洋大楼内），每人分得一个房间，强迫我们“接客”，甚至月经来时也不例外，一天少则十几人多则几十人，过着暗无天日非人的生活，1945年6月一被姓尹的朝奸（日本走狗），将我赎出，做他的妾直至日本投降。

武汉朝鲜妇女
何君子　敬托
92年9月13日

虎口余生（回忆录）
萧飒（人名章）

虎口余生
肖飒

　1942年旧历8月20日的早晨，我吃完早饭，正准备藏到“青纱帐”（高粱地）里去，不料刚到门口，三支枪口就对准了我的胸膛。原来三个特务早就埋伏在门外，其中有一个我认识的人名叫张特，原先在区青救会工作，他被捕后当了汉奸。他说：“你被捕啦！高队长在龙王庙前等着呢”。他的话没有说完，另外两个汉奸便用绳子把我倒背着手捆了起来，他们连推带搡，用枪逼着我离开了家门。我朝龙王庙望去，原来张特说的高队长就是高铁英（也是个叛徒），他坐在一条板凳上，还装出一副斯文样子。他对我说了些什么，我已无心理睬。因为我早就知道被捕的人，不是被杀害就是送东北下煤窑，除非你认贼作父当汉奸！
　　我的父母眼看他们的独生儿子落入虎口，悲痛欲绝，我也不忍回顾了。与我同时被捕的有肖琢璞和肖青月。我们三人的被捕是村里的汉奸告密，敌人根据汉奸提供的路线图，分头直奔各家，后来我才听说，汉奸告密一人，日寇奖给他五元伪币。
　　逮捕我们的是代号“北海洋行”的特务队共18人，由一个叫“沙子该”（音）的日本宪兵率领，他在晋庄炮楼坐等，没到左家庄去。十八个特务是骑自行车来的，他们让我们坐在自行车后边“前呼后拥”朝北晋庄驶去，我窥视路旁的高粱地，想寻找逃跑的机会。
　　走到去南晋庄的岔路口，我想起区武委会主任“大老黑”，被捕后逃跑未成，就是在这里牺牲的。而今我被束双手在18个武装特务的押送下，跑是跑不掉的。
　　特务队进了北晋庄村，在“刘罗锅子”的门前吃了一阵子西瓜，便直奔西北角的炮楼。日本宪兵“沙子该”正在那里等候，休息片刻，18辆自行车沿着北晋庄至阮家庄的公路疾驰而去。
　　当时的冀中平原上，“抬头见炮楼，迈步上公路”。敌人采取“分割封锁”的“囚笼政策”，任意践踏这片一望无垠的大地。秋风阵阵，落叶纷纷，炮楼顶上的膏药旗象（“象”编辑为“像”）坟头上飘荡的引魂幡，给国破家亡的中华儿女投下了凄惨的阴影。从七七到敌人“五一大扫荡”，有多少炎黄子孙惨遭杀害，有多少幸福家庭刹那间就家破人亡。我这个自幼读书，失学后教书的农村青年，十八岁就落入虎口，等待我的命运将是怎样呢？
　　阮庄炮楼就在眼前了，它象（“象”编辑为“像”）一个妖怪盘踞的魔窟，给附近的村民制造了无穷的灾难！最初，阮庄的敌人驻扎在刘家的高房大院里。游击队为了拔掉这颗钉子，曾多次攻击，均因缺少重武器未能攻克。在敌人修筑杨家佐炮楼时，阮庄据点仅剩数人留守，我游击队冲了进去，打死留守之敌，缴获了枪支弹药，敌人闻讯回巢救援，游击队早已无影无踪。敌人为了远离民房，又在阮庄东边修了新的炮楼。
　　从阮庄到煎窝村是一条笔直的公路，公路两侧是又深又宽的“封锁沟”。敌人规定沿公路两侧不准种高粱等高杆作物，种上了也得砍掉，以防游击队伏击。
　　过了煎窝炮楼，便看见城里高耸的烟囱。我们被特务队“前呼后拥”地走进高阳西关已到晌午时分。这天正是高阳大集，西大街上人群如流头箍白毛巾的群众都向我们这被捆绑的三人投来同情的目光。我们抬起了头，挺直了腰，穿过那熙熙攘攘的人流。
　　特务队把我们三人押进西大街路北的日本特务机关“北海洋行”，它受日本宪兵队的领导，后来我见该行的水桶上写有“侦谍班”字样。这个“北海洋行”有一个日本军曹和几个日本兵，其余都是些汉奸、叛徒，高铁英任队长。对这些叛徒，日寇并不信任。我见有些特务把我们押进办公室后，就把手枪交给日本人，这说明下乡抓人才发手枪，回来以后，有的人就不准带枪了。
　　“北海洋行”是用的李（？）家住宅，临街有一个大门，与大门并排是三间大厅，院中的东西房里是宪兵的宿舍，穿过中门是后院，东西房关押着“犯人”，北房住有看守，房顶上设有岗哨，房的四周架有电网，汉奸们荷枪实弹，鬼子们张牙舞爪，几只狼狗张着血口眼发兰光，这座人间地狱阴森可怕。
　　我们三人被押进大厅之后，一个鬼子让我们登记了姓名、年龄、职业，我在职业一栏填的是小学教员，特务搜查了我们，解下了裤带，就押到后院的西屋里。
　　我们被关的房子是个名符其实的囚笼，下边是凹凸不平的木板，一米来高的木门锁着一把大锁。房子的东南角放着一个长方形的木制粪池，大小便都在室内，臭气熏天，苍蝇乱飞，污浊的空气，令人窒息。我一进囚笼就想呕吐，吐又吐不出来。我一头倒在满是臭泥的地板上，没有铺盖，没有枕头，我身上只穿着单裤单褂，那时的农民既没背心也没有短裤，我直挺挺地躺在地板上，开始了悲惨的囚徒生活。我还用手指隔着木桩在墙壁上刻了八月二十这个难忘的日子，以后每天就在墙上划上一道。
　　在我们进牢之前，这里已关了一个汉奸。他说是为了“海洛因”的问题，后来常见他把纸烟挤掉一点烟丝，放进一点“白面”，点燃之后拼命吸上两口，他说真象（“象”编辑为“像”）腾云驾雾。我们和他同住一室，虽然水火不能相容，还得和他貌合神离的交谈，因为他是这里知情人。他说大扫荡过后，抓来的人大部分是农村干部和青壮年。日本人一方面摧毁农村抗日组织，一方面是为了抓劳工，以补充他们的劳动力。他还说前几批被抓的人都送到“满州国”下煤窑了，只有少数“问题严重”或年老体弱的留下来，送往井径煤矿……。日本鬼子对待中国劳工的残酷手段是人所共知的，我村的黄已丑、肖大寒的弟弟、王皂、肖水兰等，都经历过那牛马不如的生活，除了肖水兰历尽艰辛逃回乡外，其余的都是惨死他乡，当了孤魂野鬼。我们三人也和他们一样，步入了痛苦的深渊，甚至比他们更惨！
　　失去自由的人，才体会到自由的可贵。“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为了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我记得小时候曾捉住一只小鸟，我把它关进笼子里，小鸟拼命的向外碰，直到碰死这才罢休。而今我双手抓住木笼，两眼直呆呆地看着外边的一切。汉奸的吼叫声，开关牢笼的铁链声、狼狗的狂吠声，交织成惊心动魄的变奏曲。此时此刻我才真正领略到度日如年的滋味！
　　夕阳西下，它从太行山顶上向华北平原仍放射出一缕光辉。我们住的西牢房已逐渐黯淡。一阵破锣似的声音：“开饭啦！”一个麻脸矮胖的人提着饭桶拿着几个小号的土瓷碗，走到牢房门口，从送饭的小孔中递进四碗稀饭，我看到微有热气的饭碗，才想到从早晨到现在已过了十几小时，肚子里早已饥肠辘辘。“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我手捧饭碗，一股令人作呕的霉味直呛鼻子，俗话说饥不择食，三下五去二就喝光了，饭中的砂子数不胜数，碗底上还沉淀了几个黄豆大的砂子。喝完稀饭听那个同牢的汉奸说：每天只有两顿稀饭，每顿只给一碗。每日只能吃到二三两粮食，维持半死不活的生命。后来知道那个做饭的叫胡麻子，他也是被抓来的。自从让他做饭以后，他竟忘乎所以，连说话的声音也学着日本腔调，动不动还“八格哑路”还有一个帮厨的人，他没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二十来岁，个子不高，圆圆的脸，不声不响地做饭送饭，有时向我投来同情的目光，盛饭时也尽量盛得稠点，盛得满点。
　　吃过晚饭，天色已晚，牢房中一片漆黑臭气阵阵，我躺在木板上辗转反侧，被抓时的情景重现脑海，父母的哭声象（“象”编辑为“像”）利剑穿心！我是父亲的独生子，在我出生后的三个月，生母病逝。是我的养母精心照顾才把我拉扯成人。“顶在头上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而今父母的命根子落入虎口，两位老人怎能承受这致命的打击呢。
　　被捕的第一天晚上，在我18岁的生命史上烙下深刻的烙印，仅仅一天时间，我一下子变成了大人。脑子里正在认真思考的时候，忽听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远而近，接着打开了牢门，剌眼的手电在笼内晃了几晃，“肖一心出来”两个看守端着上刺刀的步枪站在门外，肖一心被他们带走了。我和肖青月紧紧靠在一起，心里想这是叫去“过堂”。日本鬼子刑讯逼供的手段十分毒辣。同牢的那个汉奸大谈宪兵队的毒刑有狼狗咬、灌辣椒水、烙铁烙……。这时我和肖青月关心的是肖一心的生命，窗外的秋风，屋顶的灯光，前院大呼小叫，稳（“稳”编辑为“隐”）约听到肖一心撕心裂肺的喊声……
　　到了午夜时分，两个看守架着肖一心回到囚笼，我和肖青月立即扑过去，把肖一心轻轻地放到地板上，我见他满身污泥血流满面，双目紧闭，呼吸微弱，我见此情景眼泪夺眶而出，他微睁双眼，有气无力地说：“没关系，你们不要难过！”我轻轻地擦去他脸上的鲜血，看清了额头的伤口约有核桃那么大，后来肖一心对我们说：“敌人问我游击队在哪里？枪支粮食藏在哪里？我回答游击队天天打游击，一天换几个地方，枪支，带在游击队身上，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吃饭……”敌人听了十分恼火，但又无可奈何，乱打一顿只好罢休。当时肖一心已经四十多岁，他告诉我们要立场坚定，要处处小心……。十年动乱期间，他在安徽芜湖，“造反派”外调，让我揭发他“叛变自首”的事，我实事求是的写了上述经过。1979年我写信问候他，那时他已年过八旬，接到我的信高兴得跳了起来！一封二百字的信，用颤抖的手写了三天。肖一心原名肖琢璞，为了表明一心抗日，改名肖一心。我在回信里给他写了四句诗：“一心为抗日，刀下未低头。人老豪情在，热血写春秋！”
　　肖一心被审问后，我也作好了精神准备，我登记的是教员，就在教书上作文章，度过了几个难熬的日日夜夜，只见不断地抓进人来，各个牢房都挤满了人，真有点“人满为患”，躺不成了只好坐着。
　　一天半夜，院子里突然大声呼叫，乱成一团，电灯也亮了，院子里站满了汉奸和鬼子，把各个牢房的“犯人”全叫到院中集合，原来是东牢房的一个“犯人”半夜里偷偷吸烟，划了根火柴被鬼子看到，以为是越狱逃跑，用大棒把这个“犯人”打得死去活来，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如此残酷地打人。
　　第二天上午，敌人对牢房进行了大搜查。前些日子我们直挺挺地躺在地板上除了裤褂外，上无寸布下无寸草，几阵秋雨，天气转凉，常冻得浑身发抖，我们通过那位心底（“底”编辑为“地”）善良的伙夫，弄来几条盛米的草袋连铺带盖彷佛盖上了“鸭绒被”，谁知好景不长一被搜查，我们视若珍宝的草袋子竟被一扫而光，晚上当“团长”（冻得蜷曲身子）这个名词就是这时知道的。
　　在一个猩风血雨的深夜，又听一阵骇人的喊声：“××出来”，我隔着木笼隐约看到从东牢房拉出一个身披麻袋弯腰带镣的人，踉踉跄跄走向前院，琅铛的镣声从近到远，闪电划破夜空，秋雨淋湿了大地，一阵枪声从远处传来，同牢的汉奸说：“又报销了一个”，我才意识到又一个中国人死在了日寇的枪下！日本宪兵队这个残酷的魔窟，活象（“象”编辑为“像”）一个张着血口的吃人野兽，谁知道多少人在这个“北海洋行”里惨遭杀害呀！
　　在一个高阳集的晌午，汉奸特务们在集上又抓来了几个人。正准备关进牢房时，我见一位中年汉子要求去厕所大便，特务说：“快去快回！”厕所在院子西南角的夹道里。这位男子汉进去一二十分钟没有出来，特务们一下子乱了套，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冲进厕所，大声呼叫“跑啦！”这一来非同小可，前院、后院、屋顶的鬼子汉奸，东奔西窜，忙乱半天，那位男子汉早无影无踪。同牢的汉奸说：“这家伙准会飞檐走壁，不然的话，这个院子里是插翅难飞！”我由衷地敬佩这位男子汉，他机智勇敢，临危不惧，很快地逃出虎口，我从中悟出了一个道理，寻机逃跑才是唯一出路。
　　我住的牢房里关进了十几个人，人多大小便也多，粪箱溢出的粪便，遍地流淌，我为了呼吸点新鲜空气，常抓住木栏站在门口，牢门对面的女牢，只关了一个“高丽棒子”，她是个随军妓女，嘴里镶着金牙，每天擦胭脂抹粉，躺在厚厚的被褥上吞云吐雾。一些看守象（“象”编辑为“像”）苍蝇一样，常在牢门口喜皮笑脸，那个妓女也肆无忌惮地连吵带骂，有一天抓来一位女干部和妓女关在一起，那位女同志默默无语，常常倚靠牢门和我悄声说话。她有时用很低的声音唱几句抗日歌曲：“自从鬼子们来，百姓遭了殃”，“丢掉了爹娘，回不了家乡”……这些歌声，常常催人泪下。
　　我被关十几天后，看守叫我和肖青月出来，我心里忐忑不安，以为要拷打审问，到前院的右便（“便”编辑为边）门外，原来是让我们去挑水，我挑上两个沉重的大木桶幌幌悠悠眼冒金星，因为十几天来饿得我心慌意乱，真象（“象”编辑为“像”）大病一场。当呼吸到新鲜空气时又象（“象”编辑为“像”）出笼的小鸟，目不暇接地巡视外部的自由世界。两个看守押我们出了“北海洋行”，顺着西大街没走几步，便走进路南的警察分局。里院有一口水井，用辘辘打满两桶水，我两手托着扁担步履艰难地走着，几次险些摔倒，勉强挑了两担水又被关进囚笼，心里非常懊丧。我们挑的水是给日本鬼子洗澡用的，这些豺狼不论走到哪里，都要设法洗澡，而我们从被关那天开始手脸都没洗过，“囚头丧面”活象（“象”编辑为“像”）一个叫化子。
　　隔了几天，第二次又让我们挑水，我已失去了上次的兴趣，挑水虽不算重活，但对忍饥挨饿的人却是个沉重的负担。身陷囹圄失去自由，只好任敌驱驶。我步履蹒跚地走到警察分局的井边，我喜出望外地看到了我的老娘，时隔几日，她的头发更白了，眼睛更花了，她一见到我便老泪纵横。我更是百感交集，喉咙里象（“象”编辑为“像”）堵了一块棉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娘摸抚着我的周身，关切地问我：“挨打没有”我说：“没有！一次也没有审问过”。说到这里，我的鼻子一酸，两行热泪雨水般地流了下来，但我立即意识到“井台会”的时间有限，更不能让老娘增加痛苦，赶紧用袖子擦干眼泪强露笑容。我娘从包中拿出几个肉包子塞到我手里，我狼吞虎咽地吃了几个，这是我有生以来吃过的最香的包子。后来我才知道，母子重逢，还是通过黎振祥从中通融的。在我被捕以前，军分区除奸科的邹平、邢小旺等同志指示我与黎振祥（特务系的）联系，让他“身在曹营心在汉”给自己留条后路，黎答应与除奸科的同志联系。这次黎让他当警察的弟弟在押我挑水时给了这个方便，母子才能见面。
　　日本宪兵还让我和肖青月出来打扫过一次卫生。我在日寇宿舍里看到日本研究共产党员情况和游击战术的书，敌人为了侵略中国真是挖空心思。日本宪兵睡觉是在“榻榻米”上（用稻草和凉席炽成的垫子），棉被缝成口袋形。我在擦洗“榻榻米”时，一个日本宪兵突然窜了过来，原来他的枕头下放着一支锃亮的手枪。我没动声色照擦不误。这时院子里又抓来了几木人，不知是干部还是群众，几只狼狗几个鬼子在院子里大发雷霆，对抓来的人棒打狗咬，惨不忍睹。日本宪兵声严厉色地催我：“快快地擦”，我只好加快速度，擦完之后宪兵立即让我们到后院去打扫房子。我回顾被打倒在地的同胞，心如刀绞，但又无可奈何。
　　我们到后院正房扫地时，见两个十三四岁的孩子正对坐下棋。两张白净的面，象（“象”编辑为“像”）是城里的孩子，他们是干什么的我不清楚，两人一边跳马出车，一边哼着歌曲，开始我没心去听，过了片刻，隐约听他们唱道：“有良心的中国人，不该卖国去投敌”。
　　我在“北海洋行”度过了三十多个饥寒交迫的日夜，几次重感冒，连凉水也喝不上，更谈不上吃药，烧得我嘴上起泡。在一个阴沉的下午，平时空荡的院子里忽然站满了宪兵、特务。一个满脸黑胡渣子的高个子日寇，坐在靠北房的椅子上活象（“象”编辑为“像”）个闫（“闫”编辑为“阎”）王。同牢的汉奸小声对我说：“这就是宪兵队大胡子班长！”以前汉奸对我说过大胡子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活闫（“闫”编辑为“阎”）王。他在辛庄炮楼时不知杀了多少人，他的战刀已成锯齿，创造了最高的杀人记录，有一次把被捕的人放到炮楼顶上，身上泼上汽油点着后看他翻滚，滚下来摔死，滚不下来活活烧死……这时大胡子一声令下，把各个牢房的人全都叫到院中，一行行排好，动辄必究，无情的大棒不断落在人们的头上，刹时间鸦雀无声，象（“象”编辑为“像”）待宰的羔羊。听从敌人的发落。大胡子手拿“王八盒子”枪，指指点点地叫完一个名字，他便在名单上划一符号，有的让走进西牢房，有的被关到东牢房，谁也不知如此调动是何意图。约摸折腾了两三个小时，有三分之二的人进了东牢房。我和肖一心、肖青月仍回原处，刚要松一口气，一个日本宪兵把我和肖青月又叫了出来，让去东牢房。我们与肖一心的分手实在难舍难离，死活在一起总是好些，肖一心这铮铮铁汉，此时也泪眼朦胧了。

远离故土去当劳工

　　大胡子点名后的第二天早晨，东牢房的全部人员都被赶了出来。排好队后，在两行特务的监视下鱼贯而出，到了“北海洋行”的门口上了大卡车。每辆车上有四个汉奸押送。有四五辆汽车共约百名被捕人员离开县城，沿高保公路向西驶去。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乘汽车，没想到它又这样快的速度，只见路旁的电线杆好像倒在车后，我寻找跳车机会，总是刚下决心就到了据点附近。从煎窝到阮庄，八板桥到石桥，只有十来分钟的空间，决心难下，大事不成，心中非常恼丧。
　　汽车到了保定西关车站，太阳已经偏西，太行山顶，一片通红，我们被赶到一个大院，还有其他地区被捕的人。共约二百人，每人发给一顶草绿帽子，一双胶底鞋和一条毛巾。我在自来水龙头下洗了三十多天没洗过的手脸。一个日本鬼子通过翻译给我们讲话，告诉我们到东北（敌人称“满洲国”）抚顺千金寨去挖煤。我从小就听老人们说：“到了千金寨便把行李卖，好的换破的，破的换麻袋”。我村的肖水兰就是被抓到那里去的，历时八个月，他爬过长城逃出虎口。如今我们要走他的老路了。我和肖青月暗暗商量，无论如何要在关内逃跑，如果出了山海关再向回跑更加危险。
　　傍晚时分，我们被押上火车，汽笛长鸣，动人心弦，保定曾是我求学的地方，古莲池、大清河、育德、同仁二师等学校，都是我熟悉的地方，现在我以“劳工”的身份要离您远去了，“风萧萧兮易水寒”，颇有生离死别之感。
　　我们走进一节三等车箱，车箱两端门口，各坐着四名鬼子，我第一次坐火车，观察着车内的设备，车窗可以上下移动，配有绿色窗帘，椅子旁放有铁铸的痰盂……由于整日疲劳，车身颠簸，上车不久，我便进入梦乡，一觉醒来，已到北平车站，坐失逃跑良机，非常恼悔。全部旅客出站后才让我们整队下车。
　　我初到北平目不暇接，灯火辉煌，五光十色，衣冠楚楚的绅士，花技招展的女郎，长袍马挂（“挂”编辑为“褂”）的晚清遗老，留着小胡子的汉奸，这些麻木不仁的红男绿女，他们哪会想到战士在流血，百姓在遭难呢？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我们这群衣服褴缕面黄饥瘦的囚徒，被日寇象（“象”编辑为“像”）赶牛羊似的穿过火街小巷，进了一家货栈大院。解散以后，我们饱饮了从玉泉山引来的自来水，几间空旷的仓库是我们的安身之所。我们在敌人放松警戒的情况下，三三五五研究逃跑计划，我们从保定到北平只有八人押送，如果三个人对付一个鬼子，有二十四个人就可夺得八支“三八大盖”，有了这八条枪打回老家去不成问题，火车上的铁铸痰盂可当武器，抓起这个东西可打得敌人脑浆迸裂，年轻的难友出谋划策，仿佛能马到成功。我还在仓库的土墙上，用木棍刻下打回老家去不当亡国奴的标语。其实我们这群年轻的农村青年，既无坚强的领导，又无周密的组织，哪三个人一组去打哪个鬼子，在一节狭窄的车箱中徒手夺枪谈何容易，在这些关楗问题上没有一个人出面组织，因此夺枪计划成了“纸上谈兵”。
　　到了北平的第二天上午，敌人又押送我们到一个胡同的大门里，检查身体，办理“出国”（到满洲国）护照，当时还有一些贩卖劳工的人贩子与敌人勾结，从事这种伤天害理的勾当，在这里发给每人二十元伪币，我们用十元买了一条破棉被，敌人软硬兼施的讲了一通“道理”。一再声称：逃跑者格杀勿论，到了千金寨可以挣大钱养活父母……这些鬼话谁也无心去听，回到住所我与肖青月等人商议，夺枪计划实在冒险，这些难友都不知底细，万一有敌人的暗探，后果不堪设想，还是咱们自己乘机跳车，地点最好在北平、天津之间，上车时尽量坐在中间，车中一乱就会阻挡两头的敌人，肖青月比我大几岁，又是同族弟兄，决心生死与共。

逃出虎口，又遭艰险

　　来到北平的第三天晚上，敌人押送我们踏上东去的列车。一进车箱我和肖青月便挤到车箱中间，靠右窗口对面坐下，乘上车混乱之机，我悄悄地打开窗户，拉下窗帘，车上的售货员穿过车箱时，我换开仅有的十元伪币，买了一瓶白酒一盒香烟和一些吃食，我和肖青月连吃带喝：“酒足饭饱”之后，假装睡觉以麻痹敌人。他偷看后边的鬼子，我偷看前边的鬼子，两人用互相踢脚的办法传递信息，我们作好战前的准备捕捉最佳的战机。
　　火车在平津路上快速前进，第一次大量喝酒的我，感到浑身如烧热血沸腾几乎酪酊大醉。火车一站一站疾驶而过，想到在平汉路上跳车，由于沉睡，贻误战机，现在再不下决心将要遗憾终生，火车快到廊坊车站时逐渐减速，我用脚踢了肖青月一下，压低声音说；“跳！”我打开窗帘让他先跳，谁知他急中出乱，他一腿在内，一腿在外，身子卡在窗口，我立即把他拉进来，帮他伸出双脚，猛力一推，他就跳出窗外。我事先研究了跳车动作，先用双手按着坐椅，两脚同时伸出窗外，再用双手把住窗口一跃而下，进了路旁的深沟。这时车内已乱，砸窗的乱跑的、敌人喊声、枪声同时大作，车内成了什么样子，究竟跑了多少人，死了多少人，我至今也无从得知。与我们同时跑的约有二十来人。顺着“封锁沟”向西跑去，头顶的子弹呼啸而过，发出一道道剌眼火光。我们找了一个容易攀登的地方，人蹬着人迅速的攀上“封锁沟”，再拉上下边的难友，仿佛离弦之箭向着路北跑去。我们担心敌人向南追击，就来了个“声东击西”的办法。跑了二三华里便伏在大地的犁沟里，窥视着廊坊车站，车站上的探照灯交叉照射，夹杂着阵阵炝声，过了不知多久，逐渐平静下来。汽笛一声长鸣，火车前边的灯光象（“象”编辑为“像”）张着血口的巨蟒，喘着粗气，黑压压地向东驶去。最后我们集合了十二三人，用夜行晓宿的办法，向正南直奔故乡——高阳。
　　我们这群人，头戴日本式的草绿帽子，脚穿胶底鞋脖子围着白毛巾，高高矮矮不伦不类，酷似一支“白脖子队”（汉奸队别称）。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从田野里前进。沿途村庄都有敌伪姐织“联庄会”，听刭我们的动静，人喊犬吠、打梆敲锣，连锁反应，敌人的炮楼上还不断打枪，我们只好拼命快跑，汗水湿透衣衫，庄稼茬子剌破脚腕，万分艰难地摆脱了沿途的威胁。
　　黎明之前，我们走到一个有几棵白杨的小庄，轻声哀求地叫开了两家的房门，向户主如实地说明了我们的情况，他们端详了半天才慨然应允，并帮我们买了棒子面（玉米面），贴了一些饼子，我们轮流效哨，其余人睡觉休息。我们这些“惊弓之鸟”总算获得片刻的喘息。
　　太阳下山之后，我们问明了南行的路线，向永定河畔前进，当年的永定河，人称无定河，洪水经常泛滥，大地一片汪洋，年复一年的流沙淤塞，洼地的树木只露树冠，房屋只宥屋脊，白茫茫的碱地，尤如皑皑白雪，被战火饥荒困扰的华北人民，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
　　我们到了一个叫洪心庄的村落，只见家家的房屋，只有一米来高，从小小的窗口中透出微弱的灯光，我们弯着腰趴在窗口轻轻地叫门：“老乡，老乡”有的人家听到声音，立即吹灭油灯，一言不发。我们又找了几家，苦苦哀求。说明来意，终于感动了“上帝”，他们才打开屋门。这些人家是在洪水过后把房中的淤泥挖了出来。就象（“象”编辑为“像”）住在潮湿的地下室里。房东大爷对我们说：全村有百十户人家，有七十多家外出讨饭，剩下的人家靠着几袋谷糠和挖些草籽度日，门口的那堆野草就是我家的口粮！老大爷边说边从篮子里拿出半块草子馍让我尝尝，我虽然早已饥饿咬了一口硬往下咽，刺得喉咙阵阵疼痛，再不想吃第二口了。我悄悄地把草籽馍装在衣袋（我带回家中作了纪念品）。这时我们每人还有二元多伪币，凑在一起，请房东到北边村里买回几斤棒子面，连夜贴了一锅饼子，每人分了几个，作为沿途口粮，我们给房东几个，一家人都说：“吃口净面饼，就算过大年了。”
　　我们在热炕头上不敢贪睡，问明永定河较浅的渡口准备涉水而过。滔滔的河水，闪闪发光，旧历的十月萧瑟寒风，我们十三人手挽手排成“长蛇阵”，我在最前面摸索着前进，猛然水深过胸，险些把我卷入狂涛，后边的人急忙把我拉到岸边，又向右走了一段，才在齐腰的水中渡到对岸，上岸几分钟后我的单衣已成冰甲，哗啦啦直响。快速行军，谁敢稍懈？跑了一阵子冰块消融，衣裤渐干，可是我的两只脚，龟裂得鲜血直流，脚一落地象（“象”编辑为“像”）被钉子扎了一样，痛得钻心，我一拐一瘸的又不敢掉队。
　　我们这支临时凑起来的队伍，只有我和肖青月是同族弟兄外，其余的人素不相识，只有一个目标——争取平安回家，既无领导也无组炽，开始还同舟共济，离家将近，就想各奔前程了，农民意识的弱点逐渐暴露。
　　这天晚上又走了几十华里，拂晓前进入一个村庄，敲了几家老乡的门，都被拒之门外。因为当时的形势非常残酷，主力部队已进军太行山，游击队也化整为零，各个据点的敌人，常常冒充游击队骚扰村民，我们在黎明时敲门打户，必然引起群众的惊恐和不满。我们只好到一所早已停课的小学里去休息。我刚躺在破课桌上闭目养神，忽听几阵清脆的枪声，惊破了寂静的夜空，我们忽啦一声冲出门外四散逃跑。
　　我跑到村外的麦场里，低头钻进一堆高粱杆里，大气不出地细听外边的动静。过了不知多久，我探头探脑地爬出高粱杆堆，刚一露头，只见一队敌人从麦场经过，我立即缩回身子心中暗道：“好险啊”又过了个把小时，估计敌人远去，才左顾右盼地向南走去。此时此刻，我已孤身一人活象（“象”编辑为“像”）一只离群孤雁，挣扎在暴风骤雨的天空。
　　我咬紧牙关迈开龟裂流血的双脚，奔向一个长满垂柳的庄园——王（？）家场。据说这是一个大地主的“别墅”，圆门、花墙、八角窗，虽已破旧，气势仍存。掌灯时节几位纯朴的长工，正在围灯闲话。我请求留宿一晚，他们欣然同意，还给我一碗热汤，我拿出剩下的饼子边吃边喝，暖和的房子驱散了寒冷，我凭籍昏暗的灯光，发现炕头上卷缩着两个人，原来是我同路难友，我以久别重逢的心情招呼他们，他们却表情冷淡，似乎我到此地给他们增加了累赘！
　　次日清晨，他俩提出分道扬镳，以免扩大目标。我沿着长满垂柳的大堤行走，时值初冬，大雾弥漫，笼罩一切，能见度只有几米。那两个人跑一阵，偷偷地龟缩在堤旁的树下，我见此情景，气愤异常，跳火车是我带头，渡永定河是我探路，现在快到家门了，他们竟心怀异志，只顾自己！我想起他俩刚进囚笼时，对我们先来的人百般奉称，请多关照，甚至还磕头作揖，对天发誓，表示同甘共苦，曾几何时判若两人。四十多年过去了，此情此景还时现脑海！
　　我只身孤影沿堤而行，前怕遇狼，后怕遇虎，隐约看见有几个骑自行车的敌人迎面而来，我急忙走下堤坡，伏在水草丛中，见敌人过去了很远，我才直起腰来，在水深没膝的洼地里前进。
　　白洋淀的外围也是一片汪洋，露出草尖的地方说明水不太深，我深一脚浅一脚，在泥水中挣扎。
　　夕阳西下，冷风阵阵，两眼望去，前方已模糊不清，看不见村落，看不见树木，天黑以前如果走不出这片水洼，我将死于非命。在这紧要关头，我拚命奔跑，寻找水浅的地方，结果都是水深过胸，让我几乎绝望！
　　我伫立在齐腰的水中，仰天长叹，心想“完啦！”太阳已落，月牙升空，我浑身发冷，头晕目眩，摇摇晃晃就要栽倒下去，突然一只猫头鹰从我头顶飞过，几声惨叫，使我心惊肉跳。按一般农民看法，“夜猫子怪叫，凶多吉少”，但我从小就不迷信，曾把龙王爷的脑袋扭断过，今天我就跟着这只“夜猫子”，看它把我引往何处？猫头鹰向西南飞去，停在水里的一堆高粱杆上，我边走它边飞，过了几堆高粱杆，竟奇迹般地到了陆地。原来猫头鹰在空中飞翔，它能看清哪里有落脚之处，我被这只“不祥之鸟”引出铯境。

忘不了的救命恩人

　　我走进白洋淀西北的小杨村，老乡们已吃过晚饭，我挨家求宿，人们见我这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都婉言谢绝。一位好心人让我到村西头小学里去过夜，我只好从命。小学里门窗皆无，室内空无一物，潮湿的土地无法安身，蹲在这里万一被敌人发现，就要重落虎口。我失望地走出小学，绕到学校后边，见两间破屋里微露灯光，我在窗下轻声喊道：“大娘！屋里有人吗？”“谁讶（“讶”编辑为“呀”）？”一位大娘和善地问我。我说：“请大娘开开门吧！我是个落难的人。”大娘开开房门，让我进屋上炕，温暖的小屋使我感到周身舒畅。小屋里还有一位大爷叫王套，孩子叫友长，连大娘共三口人。王大娘听我说完自己的遭遇，流下了同情的眼泪，她急忙去给我点火做饭，不大一会儿，热腾腾的米汤和馍馍端到炕桌上，我端着饭碗，眼泪象（“象”编辑为“像”）断线的珠子，巴嗒嗒地掉入碗中，大娘安慰我说“孩子不要难过，这不是到家了吗？你娘见了你该多高兴！”我吃饱饭后，大娘把我安排在热炕头上，给我盖上她家最厚的被子，一个多月来，我没铺没盖，睡在冰冷的地上，今天才享受到人间的温暖。我躺在被窝里，听到大娘大爷商量着如何送我渡过白洋淀。大娘下炕后对我说：“我去问问她舅的船在不在这边，如果在就让他带你过淀”。大娘出去多时回来说：“他舅不在，这样吧，明天我送你沿着淀堤过两个炮楼，敌人不问更好，若问，你就说是我外甥，要沉着气！”
　　第二天，在大娘家吃过早饭，我带的两块饼子，还包在毛巾里，大娘拿了个篮子让我提上，一路说说笑笑，真象（“象”编辑为“像”）母子二人去走亲戚，顺利地走过两个据点。大娘停住脚步，语重心长地叮嘱：“孩子，路上要小心！”我望着大娘远去的身影，情不自禁地泪如雨下。
　　离开王大娘走了二三十里，到了一个忘记名字的村庄（离同口不远），又在一位老火爷家住了一宿，这家老俩口有一个小姑娘，也象（“象”编辑为“像”）大娘家一样，让我吃了晚饭，睡在热炕头上。这些素昧平生的老人，都以赤诚之心，对待落难的儿女。
　　次日清晨，我拜别大爷一家，一路西南，直奔我表姐的村庄——南边吴村，表姐一家见我大难不死，脱险归来，都非常高兴，让我美美地吃了顿炮饭，好好地睡了一觉，第二天才让我回家。
　　在我到家之前的两天，肖青月已只身归来，他对我母亲说：“今晚不要关门，惠田（我原名）半夜里就可到家”。谁知两天过去仍不见踪影，父母为我提心吊胆，乡亲都替我捏着一把汗，是不是半路上又被抓住？年过花甲的老娘，倚门倚闾，望眼欲穿。当人们在雷庄道上看到我的身影时，乡亲们奔走相告，拥向村头，“回来啦！”他们以朴实真诚的感情，迎接脱险归来的亲人，悲喜交加，热泪流淌，我家宽敞的大院里，一下子挤满了老少男女二三百人。我娘呆呆地望了我很久很久，突然失声痛哭，劫后重逢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我虽然远离故乡，长期生活在天山脚下，但我永远记着那难忘的岁月，怀念我的救命恩人和故乡的父老。

天山明月几回圆，
被捕四十六年前。
绳捆枪押过闹市，
成队囚徒遣边关。
廊坊跳车忘生死，
永定河水剌骨寒。
幸留残躯能报国，
时怀先烈创业难。

1988年11月2日脱稿
1993年元月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