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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佩的童增同志：
您好！
看到报上刊登您为当年日本国的受害者讨还公道所作的一切后，您强烈的民族使命和爱国精神深深地激励着我，并由衷的感谢您。
我一家五口都是日本侵华战争中受尽迫害的。回忆起当时日本鬼子的残暴行径，真使我悲痛万分。现寄来三份材料，是1964年四川省温江地委汇编并［复］印成册的，请转交日本驻华使馆，要求他们对每个受害者给予赔偿，坚决向日本国讨还公道。
童增同志：您为我们受害者向日本国索赔在理论上的论述和呼吁以及在感情上的全身心投入，真使我们肃然起敬，再一次感谢您。
祝您
万事如意！事业成功！

四川省地方铁路局
霍培林
1993年3月10日

邮编：610081
电话：338620
781072

坚决要求日本国受害赔偿的材料
——一家劳工对日本帝国主义罪行的控诉

　　我出生于河北省井陉县河西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现名霍培林，原名霍来喜，因为家里太穷，供养不起，生下来才十多天父母便把我给了煤矿工人叔父霍记堂。霍家的祖父早年也是雪花山煤矿的工人，在父亲还很少的时候，祖父就被折磨死了。一家四口人还有姊姊和母亲霍杨氏全靠父亲一个人在煤矿做工维持生活，那时的煤矿掌握在日本帝国主义和资本家手里，可恶的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家乡后，煤矿工人长年累月为他们拼命干活，过的生活比牛马还不如。我的父母亲都是被日本帝国主义迫害死的。我从十多岁起，就当了童工，受尽了种种折磨。吃的是野菜豆饼（麻枯）穿的是破衣滥衫，还要常挨日本监工的皮鞭，当年劳工的日子受尽了迫害凌辱，现在回忆起来，还禁不住心酸，落泪，悲痛万分。

悲惨的童工生活

　　我父亲在日本资本家开办的横西煤矿做工，一个月的可怜工钱，本来就养不活一家人，有时煤矿停工，两三个月没有工做，走［投］无路，只有吃树皮草根度日，日子愈来愈过不下去了。父亲只好带着我们到正丰煤矿另寻生路。谁知这家煤矿也是日本鬼子资本家办的。父亲虽然不顾死活的干活，可是连自己也吃不饱，为了不至于眼睁睁的等死，1939年，我才十一岁，父亲只好含着眼泪，把我带到井陉煤矿当童工。我刚到矿上，日本工头叫我背炭，拉煤斗。我年纪小，身体又坏，背起沉重的背筐走也走不动，但是日本监工的皮鞭不认人，我常常被打得爬不起来。回去脱下衣服，浑身是伤，母亲一看就泣不成声，但也只好看着我挨打受气。年纪小，活路重，一天又要连续干十多个小时。由于疲劳过［度］，常常是下班一出井口就倒在矿市街的阶沿或桥头上睡着了。母亲才寻找着把我扶回去。就这样，每个月领的工钱，还要给监工“上寿”（即送礼），剩下的只勉强糊口，当然，就更谈不上穿衣服了，打霜下雪也是一件滥褂子和单裤，身上从没沾过棉花，床上多年的老棉絮全家只好挤紧互相取暖。在日本鬼子铁蹄下的煤矿童工啊，人说“小媒黑子”，那日子几天几夜也说不完，我的童年，就是这样在日本鬼子的皮鞭下悲惨地度过的。

姊姊产后遭蹂躏　姊夫惨死媒车房

　　家里生活不好过，姐姐在十三、四岁上就出嫁了。姊夫也是一个煤矿工人，生活也很苦。他在日本人办的矿上绞煤车，煤车有两千来斤重，每天十多个小时要来回不停地把么重的煤车从坡下绞到坡上，劳动强度很大。但挣得钱却不够糊口。那时候，日本鬼子常到我们家乡欺凌掠夺老百姓，日子过得更苦了。1938年姊姊刚刚生下孩子一个多月，日本人进了周家坑村，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别人都去躲藏起来了，姊姊因怕孩子哭会连累乡亲，没有跟着去躲，结果被惨无人道的日本鬼子轮流糟蹋了。姊夫下班回来，悲痛欲绝，但哪有什么公理呢，眼泪只有往肚子里流。姊夫怀着满腔悲愤，拖着疲乏的身子仍然去上班，做工，家里没有一颗粮食，带的干粮是几根红萝卜，一连干了一整天，日本监工凶狠地在旁边监视着，连带去的萝卜也没有机会吃，肚内空空，全身无力，到快下班时，全身力气用完了，但监工扬着皮鞭逼着他继续干。最后姊夫实在没有力气了，头昏，眼花，手发软，煤车绞不动了，车把子反弹回来打在他胸膛上，登时七窍流血，立即惨死在绞车旁。姊姊闻讯赶去从姊夫身上只掏出几根红萝卜，她更加悲痛，倒在姊夫身上呼天叫地的痛苦，同井工人无不伤心流泪。
姊夫死后，我和父亲向矿方要安葬费，日本资本家不但不给，还把我父子俩痛打一顿，工友们凑钱才安葬了姊夫。在日本帝国主义军占领下的劳工的日子，真是比黄连还要苦。

两次死里逃生

　　1940年，共产党八路军到我们那儿打日本鬼子，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百团大战”。那一天，我正在井下，八路军把煤矿包围了，日本鬼子怕工人配合八路军里应外合收拾他们，立即关上了下井时必须开动的电车，把工人关在深井里，不准上去，大家便顺着壁陡的几百高的井筒往上爬，好多人用尽了力气都爬不上去，我人小更没办法，劳工们被关在洞里整整一天多，又闷又饿，眼看着几千工人快要被活埋在洞里了，八路军为了解救井下工人，英勇地占领了新井口，才把我们几千矿工救了出来。我一出井，八路军就给我几块烙饼，一床被子，回到家里，母亲和我都感动得直流泪。在日本鬼子掌握的矿上做工，不但生活苦，而且经常发生事故，有的一家几代都死在井下，劳工的生命，比猪狗还不如。
1941年，我在横西煤矿做工时，三点钟左右，只听到一声轰隆隆的震天响声，附近的厢木立刻震垮了，原来是井下突然发生了瓦斯爆炸。几千人挣扎着往外逃命，只见浓烟从横媒口子涌上，我立即用帽子捂着嘴巴，拼命往外跑，跑到二号下马棚时，我失去知觉昏倒了。在地上躺了一个多小时，醒过来浑身无力站不起来，只好拖着沉重的身子艰难地往大巷口爬，但是可恶的日本资本家，他们为了避免瓦斯爆炸的灾害蔓延，以挽救他们的剥削资本，竟丝毫不顾井下几千工人的生命，正当工人往外爬时，他们就用水泥封闭了洞口。我爬得快一步刚爬到马棚大巷，洞口就被封死了，我侥幸没被活埋在里面，但后面的三千多工人被活活地烧死和活埋在里面，有些下去救自己亲属的人也一起惨死了。矿工家属们闻讯从各处赶来，拖儿带女，哭声震天，挤满了几条街，真是惨不忍睹。

父亲惨死在铁蹄下　母亲困死“苦力房”

　　1943年，我父亲因为劳累过度，患了痨病，我只好打连班（一人顶二人的活，白黑不休息）矿上又经常关车停工，生活更加困难。一天，父亲路过横涧镇伪乡公所，看见一些日本鬼子和汉奸在换新鞋，把旧鞋丢在一边，父亲便去拣他们丢下的破鞋，想拿回去给我穿。谁知刚摸到鞋底，被日本鬼子看见了，就凶狠地拿起马鞭，用劲在父亲身上抽打。父亲痛得在地上遍地乱滚。残酷的日本鬼子心还不足，又把马拉到他身边，用马蹄子跌他的小肚子。父亲立即昏死在地，人事不［省］。后来同井工人王二白下班碰见，才将他背回家，因伤势过重，第二天就死了。
父亲一死，家里生活更艰难了。我去做工，起初每天还能挣到两斤豆饼，母亲扯些野菜和着吃，吃下去总要不断拉肚子，但那有什么办法呢，总可以充饥啊。后来，日本资本家为了制止工人罢工反抗，对我们监视的更紧了。把所有的工人和家属都用电网加几道围墙汫圈在苦力房，不让自由活动，房子又低暗又潮湿，屋顶四方通气，数九寒天，雪花从上下四周飘进来，冻得人周身冰凉，缩成一团。每顿吃的是一碗菜糊，我每把那一碗糊糊端回来，娘母二人总是你推我让，一人喝上半碗，哪能填饱肚子。母亲年纪大了，怎么受得了这种饥寒交迫的日子，不久就活活困死在劳工住的“苦力房里”。
以上是我一家惨遭日本帝国主义残酷迫害的经历。1964年，我在四川温江地区彭白铁路局任党委［副］书记，局长时，经中共温江地区整理并编成书，对职工进行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教育。目前我虽已离休，但仍担任四川交通运输协会地方铁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为省地方铁路奉献余热。
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了我的家乡，使我们煤矿工人受尽了苦难。我父亲死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母亲困死“劳工房”，姊姊惨遭蹂躏，姊夫惨死煤车旁，我两次死里逃生，从小受尽折磨。这一件件血泪仇使我永生难忘。
当年日本侵华战争，我家直接受害者有父母，姊姊，姊夫和我，我坚决要求日本国进行赔偿，讨还公道。
情况属实
四川省交通运输协会地方铁路委员会（盖章）
93年3月10日

四川省成都市火车站北站五块石
四川省地方铁路局霍培林

三代矿工苦难深，忆苦思甜不忘本
中共彭白铁路管理局委员会［副］书记霍培林谈家史

　　我出生于河北省井陉县河西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我从娘肚子里生下来才十多天，因为家里太穷，供养不起，父母便把我送给了煤矿工人叔父霍记堂。霍家的祖父早年也是雪花山煤矿的工人，在父亲还很少的时候，祖父就被折磨死了。一家四口人（还有母亲和姐姐）全靠父亲一人下煤窑做工维持生活，那时的煤矿掌握在日本帝国主义、官僚军阀和资本家手里，工人长年累月为他们拼死拼命的干活，过的生活比牛马还不如，更说不上供家养口了。我的父母亲和姐夫都是在这样的黑暗年代被迫害死的。我从十多岁起，就当了煤矿的童工，受尽了种种折磨。吃的是野菜和豆饼（麻枯），穿的是破衣滥片，过的日子比油锅里受煎熬还难过。现在回忆起来，还禁不住心酸落泪，悲痛万分。

悲惨的童工生活

　　我父亲原在一个法国资本家开办的横西煤矿做工，一个月的工钱本来就养不活我们一家人，但是就连这一点少得可怜的工钱也没有保证。因为，有时几天才轮到一次的劳动的机会，有时候甚至两三个月都没有工做。在那暗无天日的年月里，我们一家和成千上万的工人一样，走投无路，只能吃野菜和树皮度日。日子愈来愈过不下去了，父亲只好带着我们，到北洋军阀段［祺］瑞办的正丰煤矿去另寻生路。心想这里的日子该要好过点吧！谁知天下老鸦一般黑，父亲虽然不顾死活的干活，可是连自己也不能吃饱饭。为了不［至］于眼睁睁的饿死，1939年，我才十一岁上，父亲只好含着眼泪，把我送到矿上当童工；母亲忍不下心，在黑夜里暗地哭泣，但又有什么办法呢？童工生活虽然悲惨，但总比在家饿死强哪！我刚到矿上，日本工头叫我背炭，拉煤斗。我年纪小，身体又坏，背起沉重的背筐像千斤榨一样，走也走不动。但是监工的皮鞭不认人，我常常被打得爬不起来。回去脱下衣服，浑身是伤，母亲一看就泣不成声，但也只好看着我挨打受气。年纪小，活路重，一天又要连续干十多个小时。由于疲劳过度，常常是下班一出井口就倒在矿市街的阶沿或桥头上睡着了。母亲才寻找着把我扶回去。就这样，每个月领的工钱，还要给监工“上寿”（即送礼），剩下的只勉强糊口，当然，就更谈不上穿衣服了，打霜下雪也是一件滥褂子和单裤，身上从没沾过棉花，冬天晚上盖的是多年的老棉絮，全家只好挤紧互相取暖，苦日子几天几夜也说不完啊！我的童年，就是在这样悲惨的日子里度过的。

姐夫惨死煤车旁

　　家里生活不好过，姐姐在十三、四岁就出嫁了。姐夫也是一个煤矿工人，生活很苦。他在矿上绞煤车，煤车有两千来斤重，每天十多个小时，来回不断地把这么重的煤车从坡下绞到坡上，劳动强度是很大的，但挣的钱却不够糊口。加上那时候，日本鬼子又常到我们家乡欺凌掳掠老百姓，日子就过的更苦了。1938年下半年，姐姐刚生了孩子一个多月，日本人进了周家坑村，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别人都去藏起来了，姐姐因怕孩子哭会连累乡亲，没有跟着去躲，结果竟被惨无人道的将姐姐家的草房烧掉。姐夫下工回来，悲痛欲绝，但是有啥办法呢！眼泪只有朝肚子里流。姐夫怀着满腔痛苦，拖着饥饿疲乏的身子仍然去上工。家里没有粮食吃，他带的干粮是几根红萝卜，一连干了一整天，监工凶狠地在旁边监视着，根本没有一点休息时间，连带去的萝卜也没有机会吃。肚内空空，全身无力，到了快下班时，他全身的力气已经用完了，但监工扬着皮鞭硬逼着他继续干。最后姐夫实在没有力气了，头昏了，眼花了，手软了，煤车绞不动了，车把子反弹回来打在他胸膛上，登时七窍流血，立即惨死在绞车旁。姐姐闻讯赶去，从姐夫身上还掏出了上班时带去作“干粮”的几根红萝卜，她更加悲痛，倒在姐夫身上呼天叫地的痛苦，同井工人无不伤心流泪。
姐夫死后，我和父亲向矿方要安葬费，资本家不但不给，还把我父子俩开除了。为了活命，父亲只好去当“民夫”，流落到外乡做苦工。我和母亲生活无着，只好带着父亲留下的一点米，又回到横西煤矿。到了横西，到哪儿里去安身呢？娘母连房子也没有住的，到处求情，才找到瘟神庙右面一个破土窑子里，暂时安身下来。后来靠隔壁王栓住叔叔的帮助，才到横西煤矿去做工，每天可以挣两斤豆饼（麻枯），拿回家渗和些野菜煮起，两娘母勉强吊命。快过年了，父亲回来了，人被折磨得不成样子，身上分文未剩，连穿出去的衣服也只剩几块烂襟襟。一家人见面，相对无言，只是抱头痛哭，过年了，有钱的人们佳肴美酒，在鞭炮声中迎新送旧；而我们家一还没有找着下锅的米哪！还是王叔叔借了三、四斤绿豆面和榆树皮面给我们，一家人在大年初一才没有挨饿，穷人的日子真是比黄连还要苦啊！

两次死里逃生

　　1940年，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到我们那儿打日本鬼子，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百团大战”。那一天，我正在井下，八路军把煤矿包围了，日本鬼子怕工人暴动，怕工人配合八路军里应外合收拾他们，立即关上了上下井时必须开动的电车，把工人关在深井里，不准上去，大家便顺着壁陡的几百丈高的井筒往上爬，好多人用尽了力气都爬不上去，我人小更没办法。大家被关在洞里整整一天多，又闷又饿，眼看着几千工人快要被活埋在洞里了，八路军为了解救井下工人，英勇地占领了新井口，才把我们几千矿工救了出来。当时八路军同志们生活很困难，但是阶级兄弟心连心，尽管困难，他们还是挤出大量的粮食、衣被来救济我们这几千工人。我一出井，八路军同志就给了我几块烙饼，一床毯子，回到家里，母亲和我都感动得直流泪。
在旧社会当矿工不但生活很苦，而且资本家丝毫不管工人的安全，工人的生命一点也没有保障。矿里经常发生事故，死者不计其数，有的一家几代都死在井下。穷人的生命，真是比猪狗还不如！
1941年，我在横西煤矿做工时，有一天我正在上班，下午三点来钟光景，只听到一声轰隆隆的震天响声，附近的厢木立刻震垮了，原来是井下突然发生了瓦斯爆炸。几千工人挣扎着往外逃命，只见浓烟从横媒口子湧上，我立即用帽子捂着嘴巴，拼命往外跑，跑到二号下马棚时，我失去知觉昏倒了，一直在地上下躺了两个多小时，才醒过来，浑身无力站不起，只好拖着沉重的身子艰难地往大巷口方向爬。但是可恶的日本资本家，他们为了不让瓦斯爆炸的灾害蔓延，以挽救他们的剥削资本，竟不顾井下几千工人的生命，正当工人往外爬时，他们就用水泥封闭了巷口。我爬得快一步刚爬到马棚大巷，洞口就被封死了！我侥幸没被活埋在里面，但后面的三千多工人被活活地烧死和活埋在里面，有些下去救自己亲属的人也一起惨死了。矿工家属们闻讯从各处赶来，拖儿带女，哭声震天，挤满了几条街，真是惨不忍睹！人死了，资本家根本不管，引起了全矿工人的极大愤慨。大家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举行了罢工，资本家才被迫答应开来追悼会，给了点微薄的抚恤。在那豺狼当道的地方哪有我们穷人的活路。

父亲死在铁蹄下　母亲困死“苦力房”

　　1943年，我父亲因为劳累过度，患了痨病。他病了，我只好“打连班”（一人顶二人的活，白黑不休息），矿上又经常关车停工，生活更加困难，一天，父亲到横间馆去找地主严洪帮的长年，打听在地主家能不能找点零活来干。路过伪乡公所，看见一些日本鬼子和汉奸在换新鞋，把破鞋丢在一边，父亲便去拣他们丢下的破鞋，想拿回去给我穿。谁知刚摸到鞋底，日本鬼子看见了，就凶恶地拿起马鞭，用劲在父亲身上抽打。父亲痛不过，在地下遍地乱滚。残酷的日本鬼子心还不足，又把马拉到他身边，故意让马用蹄子跌他的小肚子。父亲本来就有病，那里经得起这般毒打！立即昏死在地，人事不［省］。后来矿上工人王二白碰见了，才将他背回家。父亲受伤过重，又没钱医治，第二天就死了。
父亲临死时，伪乡长王金柱还带着狗腿子来我家，逼着要他去挖环城沟。母亲要求说：“人被打得快死了，缓一下再去吧？”狗腿子们横眉估眼，凶狠狠地说：“死了也要出工，”他们在我家里东寻西找，结果没找到一点值钱的东西，才一路骂起到别家去了。父亲快断气时，拉着我的手断断续续地说：“我也没给你们留下什么……这批坏蛋迟早总要遭报应”。
父亲一死，家里生活更艰难了。我去做工，起初每天还能挣到两斤豆饼，母亲扯些野菜和着吃，吃这些东西总要不断闹肚子，但那有什么办法呢，总可以充饥啊！后来，资本家为了制止工人罢工反抗，对我们监视的更紧了。把所有的工人和家属都用电网加几道围墙，圈在“苦力房”里，不让自由活动，房子又低暗又潮湿，屋顶漏雨，四方通风，数九寒天，雪花从上下四周飘进来，冻得人周身冰凉，缩住一团。每顿吃的是一碗“菜糊糊”，我每顿把那一碗糊糊端回来，娘母二人总是你推我让，一人喝上半碗，哪能填饱肚子。母亲年纪大了，咋个受得了这种饥寒交迫的日子，不久就活活困死在劳工住的“苦力房”里。

抚今思昔　永不忘本　永不褪色

　　回忆起以往的日子啊，真叫人热泪盈眶。可是在那些黑暗的年代，受苦的何止我一个！何止我一家！解放前，那罪恶的社会制度，逼得无数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解放后是党和毛主席把我们从水深火热的苦海里救了出来，穷苦人才拨开云雾见了青天。我这个在马鞭子下长大的孩子，参加革命以后，党像慈爱的母亲一样，关心我的一切，交给我革命的真理，使我找到了劳动人民解放的道路，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我的阶级觉悟不断提高，后来又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我和许多同志一样，在旧社会是被人瞧不起的“煤黑子”，现在也当家作主了。党把我派在一个企业做领导干部。但现在检查起来，自己是作得多么不够啊！特别是近几年来，由于学习不努力、阶级观念淡薄，抵制不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在工作上不是兢兢业业，艰苦奋斗，努力办好社会主义企业，而是存在着官僚主义、分散主义和铺张浪费的作风，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全民所有制，给党的事业带来不应有的损失，这是多么痛心的事啊！抚今思昔，心中感到非常惭愧，我下定决心，今后要刻苦学习，加强锻炼，坚定无产阶级立场，牢固地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争取永远做一个劳动人民的好儿子、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永不忘本，永不褪色！

17 1 月,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