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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签名表，光铜山县就有180万人口，权尊五同志已制好表格，发给受害人及受害人遗属，这些纸张和费用，还得请示县里财政部门的批准。
童增学者：
　　您好！
　　很对不起您，我还是5月20号接到您的来信，今天才给您写信，请原谅为荐！
　　您叫我暂缓去京，这是很对的，等机会成熟您会告诉我的，到那时我再去。（被杀害人的遗属林文华，早就等急了）
　　您在来信中，告诉我其他的受害人名单，您叫多联系一些受害者，这项工作我正在积极的进行中，您告诉我的徐州的四家，我和他们联系了，唐淑洁和她的姐姐都到我家里来了，她们是个大家庭，跑「日本鬼子反」的时候。正跑到日本侵略军大部队中，她们家属中有十几口人被杀害，向我说着说着就哭起来了，其中惨状我就不要说了。一个妇女生孩子才8天，被奸污后杀死，8天的小孩用刺刀挑死了。
　　高德钧，即是高法钧，在徐州市百货大楼保健站当医生，他的父亲是徐州地方的名中医，今年81岁，还健在，他们也是徐州的大户，也在跑「日本反」跑到日本侵略军的大队里去了。全家被杀害十几口其中包括高法钧的两个年仅十八、九岁的姑娘，高法钧都是听他父亲讲的，他们跑反时，带着金银钞票跑的，有63两金子、3000银元，还有钞票几千元，我说给您这个情况就是了。主要是人的生命。希特勒的军队，杀死了芬兰的2万4千头（2.4万头）驯鹿，芬兰向德国索赔，而中国人的生命连鹿都不如吗？
　　赵玉华、傅桐、两家。都是被日本飞机扔的烧夷弹击中所烧毁。当然也在索赔之列。（被烧毁的房子若干间）
　　徐州市官方，或者说党政官员，对向日本索赔问题，没有一点动静，这大概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吧！我们的钱外长曾经说过，关于向日本索赔问题：中国政府不介入，与上述的官员有影响，韩国的外务部前部长李相玉就不是这样的，否则就是向人民头上泼冷水吧！好在我们现在还有位明智的党中央总书记：他说，对民间索赔的动向不加限制！
　　现在对日本的主体思想还有点“怕”。怕日本不来投资了，怕日本不贷［款］给中国了，怕日本不替我们说话了等等。连甲午中日战争以来的对中国侵略的暴行，也不敢提了。1928年的五・三济南惨案，各大报纸，一直没有宣传和纪念，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几乎也都不提了。这是多么危险，多么令老百姓寒心……我就少少的谈到这里。
　　还是书归正传，徐州的市郊“阎窝惨案”。是也在铜山县辖区，我给铜山县委写了信，关于阎窝惨案受害者，发动他们的遗属，开展向日索赔活动，县委看了我的信，是欢迎的，表示大力的支持，并派铜山县信访局的权尊五同志来我处联系，铜山县境内有多处大屠杀惨案，权尊五同志的姥娘家共16口人，被日军杀死13口，那天他大姈子带着两个孩子（一子一女）去走亲戚家去了。所以剩下了这了口，他们家有十六、七亩土地，权尊五的大姈子是小脚，孩子也小，没有劳动力，就把这十几亩地找人种着，到土改时，就把他大姈子划了个地主分子。（共产党的政策还有什么可说的）现在权尊五的大姈子已经去世了，他表姐也去世了，他表哥活着，六十几岁，现在他表哥一家又是十六、七口人了，所以权尊五同志对向日索赔一事，理解深刻，并积极地进行这项传宣工作，权尊五同志说：徐州附近的几处的惨案（包括牛眠村大屠杀）就有万余人被日军所杀害，总之：我们正在积极地进行这项工作，权尊五同志：他说，有信给您。不知您收到了吧！
　　权尊五同志和我说：想在铜山县委信访局附近处，挂个牌子，中国民间受害向日索赔促进会这样的名义，（或另更合适的名［字］）进行与附近各县互相联络，互相支持。如果能在徐州市内也有这种组织更好，他要我向徐州市人大常委会写个报告，征求徐州市的意见。我有这个打算。并请您多多指教是盼。
　　日本新内阁建立后，对二战中受害各国进行赔偿是个目标，细川护熙和副首相羽田、众议院长土井多贺子，以及山花委员长（社会党）都主张对二战中被害国家人民进行，反省道歉赔偿，形势对索赔有利，请您多多烦神吧！祝您工作顺利。

李棣亭（人名章）　拜托
1993.8.18

中国民间受害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的控诉书
受害人遗属　李棣亭（人名章）　控诉

附［注］：1938年4月23日，郯马沦陷前，我本人在这个店里学习商业，主要是服侍我祖父，日军进攻马头镇前，我们全家于农历3月22日跑反、逃难的人群拼命的向南跑，上有飞机扫射，后有大炮轰击，我用脚蹅车推着我祖母走的快，我庆伦叔用木独轮车推着我祖父，在逃难途中和祖父失［散］了，一个多月后，日军撤回临沂前，我们在南高峰头找在一起，于农历5月14日返回马头，我祖父回到店中，看到全店货物，被抢劫一空，不禁痛苦一场，是年10月16日我祖父就因病去世了，享年76岁，这是一个痛苦的回忆。

日本国驻华大使馆：
国广道彦大使先生阁下：
　　您好！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继“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后，制造的“［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发动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华民族是为了生存和自卫而被迫抗战的。
　　到1938年3、4月的时候，日本侵略军就将战火烧到山东省南部我的家乡临郯地区。日军第五师团第九旅团（国崎），由临沂沿临郯公路，迅速南犯，当晚抵达大埠。4月23日郯城沦陷，总指挥官是板垣征四郎，师团部在郯城，一个旅团部在马头镇，日军所到之处，进行了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日军在郯城和马头镇盘踞了一个多月，就将部队撤回临沂城，就在这次撤退时，日军再次焚烧了马头镇的房屋。
　　码头镇在战前是鲁南的商业重镇，人口稠密，商业繁荣，是沂河之滨的水路码头，南距陇海铁路25公里，码头镇有工商业户三百几十家，素有“小上海”之称。
　　我祖父苦心经营的一处“和丰号杂货庄”，就在马头镇的西大街，是他60多年来心血所凝成的资本雄厚的批发兼零售的商场，经营南北杂货日用商品、山珍海味、鱼翅海参、罐头食品、绸缎呢绒、红白绵糖、棉布棉纱等数百件，价值当时银币4万余元，都被日军运走和抢光。
　　座落在本镇筐市街南头路西的住宅，前后院有6间住房被烧掉，1间磨房和1间灶房被烧毁。（包括住房内的家具衣物、和磨房灶房内的设备等均被烧毁）
　　在今天，为了增进中日两国和人民之间的真正友好和情谊，就必须医治好日军侵略我国期间，造成的一切创伤，在道歉的同时，必须认真地对中国民间受害人进行赔偿，这是合情合理合法的，而又是最公道的索赔要求。
　　为此，我祖父经营的和丰号杂货庄，货物被日军抢光，应折合今天的人民币4000万元，烧毁我家住房，磨房，灶房8间，折合人民币10万元，上述两项受害损失，共计索赔金额人民币4010万元，特此函请日本政府鉴核速予赔偿是荐！
　　此致
敬礼

受害人　李棣亭（人名章）　申诉
1993年8月18日
邮政编码　221002
通信地址：徐州市中山南路142号徐州日报社群工部　李瑾转李棣亭

中国民间受害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的控诉书
受害人　幸存者　李棣亭（人名章）

日本国驻华大使馆：
国广道彦大使先生阁下：
　　欢迎你在天皇陛下访华后的，新任日本国驻华大使。我阅读了〔日本《产经新闻》去年11月14日报导〕题：你于13日接受了《产经新闻》记者羽成哲郎的采访：你说，天皇陛下访华使日中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你将为进一步促进这种友好关系而努力，我们中国人民举双手赞成，今后将翘首以待了。
　　我于去年10月3日，给桥本恕大使寄去了一封申诉信，控诉当年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我国时，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难以忍受的损害，这封控诉信，不知桥本恕大使离任前交待工作时，向你交待了吗？为此：我再将这件历史沉冤控诉如下：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仔我国制造的［卢］沟桥事变，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支队和陇海南进支队第三大队，在支队长王秉璋的率领下，解放了鲁南的郯马等地区，开展了敌后抗日平原根据地，郯城县抗日民主政府也就建立在马头镇在中国共产党郯马工委的领导下，各抗日救亡工作的群众组织，像雨后春笋纷纷建立，被压抑的抗日热情充分发动起来了。建立了郯城县抗日动员委员会，高赞非任主任委员，接着又建立了郯城县商人救国会，选任林学义为主席，李棣亭、汪遵洋为副主席，并建立了流动商分会，选任陈贵一为会长，我们积极地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带头捐募抗日经费，征集枪支弹药。形成了抗日救亡工作的高潮，也是郯马地区抗日工作大发展时期，被称为郯马的《黄金时代》。
　　郯马抗日救亡工作的大发展，成为日本侵略者的心腹之患，日军就于1940年的农历10月，分三路由新安镇（今新沂市）重坊、大埠以大批的兵力1万余人，以铁臂合围向我郯马地区进攻，由于我地方武装编入教五旅南下，军事力量减弱，郯马地区再度失守。（这是第二次失守，第一次沦陷时1938年4月23日）
　　日本侵略军再度侵占郯马地区后，建立了伪政权，赖着不走了，敌伪狼狈为奸，日军在我原郯城县商人救国会抢劫搜走了购布款法币95000元（原为10万元，内有5000元，被奸商徐慎喜在徐州购布时，携款潜逃，徐是山东周村人）这项法币95000元，是人民捐献的血汗钱，日本侵略军强行搜走这笔巨款是强盗行为，现在应请日本政府，退还这笔巨款法币95000元。按照现值人民币九百五拾万元，这是退还，而不是索赔。这是合情合理合法的。是何部队抢走的这项购布款，当时的日军马头镇宪兵队伍长小林是知道的，小林伍长现在也不一定死，请日本政府查一查，赖账是赖不掉的。小林伍长调走后，接任日军马头镇宪兵队队长的名叫莺木。这都是当时的有关人员，我们有充分的历史资料和证据，你们日本政府侵华的历史档案资料是更清楚的，赖账是赖不了的！
　　我从乡下返回马头镇额第二天，就被日军马头镇宪兵队伍长小林将我们逮捕，同时被逮捕的，有原郯城县商救会主席林学义，前镇长杨善如，以“通八路”的罪名，把我们三人扣押在宪兵队拘留所。（当时的源兴涌棉纱庄）并扬言要将我们三人押解徐州，以恐吓我们的家属，以达到敲诈勒索的目的。拘押了我们三人两天一夜，最后敲诈勒索我们三人共法币5000元后，就把我们三人释放了。（林学义2000元，李棣亭2000元，杨善如1000元）
　　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中国的战争没有罪？被侵略的中国和平的商民反倒有罪了？这真是岂有此理。请日本政府回头想一想。（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在今天，中国民间受害向日索赔的呼声日益升高中，我们要求日本政府退还我们三人，被当时侵华日军马头镇宪兵队，宪兵伍长小林敲诈勒索的法币5000元返还给我们。按照现值人民币50万元，速予归还。这是合情合理合法的。（这是讨回被敲诈勒索的现金原数额，这是索还，而不是索赔）请日本政府回头想一想。
　　至于非法扣押我们三人两天一夜，严重地侵犯人权，剥夺了我们的人身自由和身心精神上的损害，应请日本政府赔偿我们人身损害每人1万美元，3人共计3万美元。这也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哲理也同样适用于日本国的。
　　时隔不久，到1941年农历的12月12日，下午5时左右，由徐州开来了两卡车全副武装的日军宪兵，在马头镇日军警备区司令部门前下了车，并从车上架下一个，用黑棉被蒙罩着头部和上身的人，由两名日军宪兵把他架进警备区司令部，这时我正在路西的“南恒盛食品店”门前站着，看的非常清楚。我立即意识到这个人就是跑行商的朱长俊。（朱长俊等徐州被捕的消息已传来马头镇）。日军徐州宪兵队是带着朱长俊来马头镇抓人的，朱长俊之所以被蒙罩着上身，是怕驚跑了其他人。
　　到了晚上天要黑了，日军徐州宪兵队和马头镇的四门，开始了对我马头镇的商民进行大搜捕，我立即感到在劫者难逃，在慌忙中我藏到屋顶上的天沟里，敌人来我店搜查数次没有找到我，就抓我表弟郑铭铎带日军各处查找我平时常去串门的地方，也终未获。日军叱他说谎，就辱骂他，用皮靴排他，用枪托子捣他，但亦终未所获，日军宪兵就将我夫人樊敏生怀抱刚七个月的孩子强行抓走。押进日军警备区司令部作为人质。（樊敏生有何罪？刚七个月的孩子有何罪？）这不是侵犯人权吗？这不是非法剥夺人身自由吗？你们日本政府是否考虑到日军侵华期间，犯下的种种滔天罪行！
　　当我得知我的夫人樊敏生和孩子被日军宪兵队抓走，我从屋上天沟里下来，这是始料不及的。看情况日军宪兵队是非抓着我不行的，把我夫人和孩子抓走，作为人质以便逼我出来，这样是非逮着我不行的！
　　我经过一整夜的反复的思考，郯城县商人救国会副主席是我干的，我也不犯罪，我不应连累妻子，如果敌人强行把我夫人和孩子押解徐州，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家中只剩下年仅4岁的1个女儿，今后的日子，我也无法再活下去了，经过再三的考虑后，所以我决定去“投案”。
　　到第二天的早上8、9点钟，我走到南大街“大生昌药店”门前，从南向北来的日本宪兵队仍在搜捕中，我就被他们带走了，我被带到警备区司令部，交给了一名宪兵军官。这个宪兵军官随时给我加上手铐，并写了一个字条给我看，说我领了八路军10万元，并拿了一大张逮捕的人名单，指着最上边的人名和我对照，意思是说逮着我，他们的任务也就完成了。随后日军宪兵队，认为我们“罪重”的12人，押上警备区门前准备好了的两部卡车。（其余的被逮捕的约200多人，包括我的夫人和孩子都释放了。）我们这12人都带着手铐，我们每个人有两名日军宪兵［挟］持着，这时大约有10点多钟，可能是镇公所送来了两条筐“朝牌”。谁能吃下去呢！接着卡车就要开动了一个宪兵军官告诫说：“如果谁要跑，就开枪打死你们！”卡车开到伪县府门前停了一会，随即开往新安镇火车站（今江苏省新沂市）换乘火车我们被押解到徐州的，到徐州出了站，站外停有两部卡车，上了这两部卡车，直驶徐州大同街日本宪兵队监狱。（现大同街人民银行对过路北）卡车在监狱门前停下，我们这12人进了阴森森的日本宪兵队监狱，我们被指令排队站立。一一被搜身检查完毕，便分开被锁进了监房，先在徐州二马路招商旅馆被捕的尹桂芳、刘益士、姜元泽等6人，（朱长俊除外）也先于我们押禁在这个监狱里，加上从马头镇逮来的12人，［一］共是18个马头镇人被难者，都押禁在这个监狱里。经过日军徐州宪兵队三个多月各种严刑审讯，被杀害了两人，（林学义、樊敬远）。由徐州转解南京日本华中派遣军总司令部军事法庭，被判处三年徒刑的7人（刘益士、尹桂芳、郑济通、姜元泽、汪遵洋等）。在徐州经过审讯，日军宪兵队认为“无罪”释放的8人（马德山、林立汀、胡令典、阚继潮等）。
　　我本人李棣亭，坐牢三个多月，受尽了日本宪兵队各种严刑的审讯，在大同街宪兵队的监狱里，在一个冰雪在地的深夜中，日军宪兵军曹‘高桥岩生’（汉奸翻译任树生）把我从监房里提出严刑审讯我，逼我承认是共产党员，我不是共产党员怎么能承认是共产党员呢。这个恶魔高桥岩生手拿铁火棍，逼我脱光棉衣下“水牢”。蹲在水牢里约有1小时，叫我上来，仍逼迫我承认是共产党员，我仍然不是，怎么能承认是共产党呢！这个恶魔高桥岩生，一皮靴把我排到，高桥岩生追问我，如果你不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就不能这样的信任你，叫你担负这么大的职务，我仍然回答他我不是共产党，就如此的反复地折腾我，摧残我达3、4个小时，就把我送回监房锁起来。这是第一次审讯，宪兵队叫作听取书。
　　这位宪兵军曹高桥岩生第二次审讯我是白天，他把我从监房里提出来（开锁监房门有专人），从大同街宪兵队监狱，到统一街南头路西，日军宪兵队审讯所，（现徐州卫生防疫站东门）高桥岩生挎着洋刀在前，无耻的汉奸翻译在后，把我夹在当中，到了统一街南头路西日本宪兵队审讯所（现统一街南头50以北），高桥岩生用手铐铐我双手，在手铐当中系上两根绳，把我两只胳臂肘反拉到脑后，将绳反缚在腰间，后脑与两只胳臂肘之间再别上一根木棍，两个肩关节几乎被扭断，高桥岩生用如此惨无人道的酷刑来摧残我，我随时随地都有被置之于死地的可能，我没有打算有生还的希望，高桥岩生仍是逼问我是共产党员，我仍是向他说：我不是共产党员，怎么能承认是共产党员呢。我心里在想，该杀该砍地，无非就是这一条命了。！不要为此地收拾我了，折磨我有三、四小时之久，我被蜷缩在地上，更无法站立，高桥岩生变换着手法，来摧残我们的生命，在日军宪兵队的监狱里，杀害一个中国人，连一只小鸡都不如，这个第二次的审讯我，就这样地暂时停止了，高桥岩生把我带回大同街日军宪兵队监狱关进监房。（又隔了些时）
　　但我也没想到，来年的杨柳吐絮时，这个双手沾满中国军民同胞鲜血的刽子手高桥岩生，把我从监房叫出来，把我释放了，和我同时释放的，还有原郯城县商人救国会财务会计阚继朝。我出了宪兵队的监狱，监狱门外已有我的店友王善义先生来接我。我感到重见天日，是来之不易的。
　　我同店友王善义先生，当天坐火车，由徐州返回山东省郯城县马头镇家中，（华兴顺连家店）事后才知道，这位日本宪兵军曹高桥岩生，敲诈勒索我联银3500元。交足联银3500元才把我释放的。至此倾家荡产，货物变卖一空，幸而留下一条活命，得以返回家乡的。〔王善义先生现住临沂市他也是证明人〕
　　在今天，中国民间受害向日索赔的呼声日益高涨中，应请日本政府，退还我被当时的日军，徐州宪兵队宪兵军曹高桥岩生，敲诈勒索我联银3500元。等同现值人民币35万元速予返还，（这是索还原来的被非法勒索的原款。）这是合情合理合法的。请日本政府静心地想一想，赖账是赖不掉的。
　　至于高桥岩生，非法武装绑架我，冤狱三个多月之久，灭绝人性地违反人道主义，逼迫我蹲水牢，铁火棍烙，两只胳臂肘反缚至脑后，再插（别）上一根木棍等，惨无人道的刑罚来摧残我。严刑逼讯我，强迫我承认是共产党员，给我扣上“通八路”等罪名。敲诈勒索我巨款，致使我倾家荡产，货物变卖一空，商店濒于破产倒闭，生命人身濒于九死一生，我的夫人和孩子，被武力劫持，作为人质，押于日军马头镇警备区司令部，失去自由和人身受到严重损害，我表弟郑铭铎（铎）受到辱骂，脚踢，枪托子等人身攻击。以上这一切的暴行！是谁有罪呢？是可忍！孰不可忍呢？！
　　在今天，请日本政府回头想一想，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来回是一般远的，这以上我们身心所遭受的损害，请日本政府赔偿我损失五万美元。（高桥岩生敲诈勒索我联银3500元。现值人民币35万元的返还，不在此数）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我们已经克制到最低限度，请日本政府不要以为我们言之不预也，只要你们真诚正视过去。
　　关于从徐州转解当时的南京，日本华中派遣军总司令部，军事法庭被判处三年徒刑的，汪遵洋、刘益士、姜元泽，尹桂芳、郑济通等7人，到现在还活着的只有尹桂芳一人，年已80多岁。在山东省郯城县马头镇他的家中，身患偏瘫和中风不语，他的儿子名叫尹明沂，有两人服过三年徒刑，本人已去世，也没有子女和其他亲属，还有去世的4人中，刘益士的遗孀还健在，她们的儿子名叫刘万宗，郑济通的遗孀还健在，她们的儿子名叫郑铭常，姜元泽的儿子名叫姜德声，汪遵洋的大女儿名叫汪兰生，二女儿名叫汪兰芬，现在这5人的家属子女，强烈要求日本政府（或日本驻华大使馆）对他们的父亲，为何罪而判处三年徒刑（在当时的无锡执行劳役），请日本政府给予人身损害，赔偿每人3万美元，共计15万美元，（由其子女接受这笔赔偿款）这也是合情合理合法的最低要求把！
　　此外：就是被当时的日军，徐州宪兵队宪兵军曹高桥岩生，杀害的林学义，樊敬远两个人命案的问题了。（这两个被杀害的人，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冤死者）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日本天皇的生命，也同样只有一次。以这样的比喻，这个惨杀无辜，或者比较好处理一点。不知大使阁下的体会，以为如何？请你提个初步意见好吗？
　　林学义的遗属，他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名叫林文翰，二儿子名叫林文华，三儿子名叫林文森，他们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对当时日军徐州宪兵队宪兵军曹高桥岩生，杀害他们的父亲于近期内作出明确的答［复］，否则，他们将赴北京，日本驻华大使馆那里去请愿，如果不答复或置之不理，因而发生了其他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请不要以为我们言之不预也。
　　另一位被杀害人樊敬远，是一名店员，也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他被‘高桥岩生’杀害后，他的妻子因丈夫被杀害后不久，悲愤成疾而死去。他们没有子女，现在只有一个胞弟，名叫樊浩远，现住山东省郯城县马头镇乡下，他的期望和被杀害人林学义的三个儿子是相同的，强烈要求日本政府速予答［复］，否则：如果你们置之不理，拖延时间，那就只好前往日本国驻华大使馆那里去请愿，恳请日本政府不要以为我们言之不预也！
　　为此：我们遵照我们的党中央江泽民总书记1992年4月，在访日前答日本记者问：放弃国家要求日本给予战争损失赔偿，但是，对民间要求索赔的动向不加限制的讲话精神，强烈要求日本政府，予以答复为要。
　　此致
敬礼

受害人　幸存者　蹲水牢　李棣亭（人名章）　控诉
日本徐州宪兵队为何把我抓走作人质。　樊敏生（人名章）　控诉
日本徐州宪兵队为何把我抓走作人质。　李钓（人名章）　控诉
被拳打脚踢枪托子捣的受害人。　郑铭铎　控诉
我父亲林学义为何被杀害？　长子林文翰　控诉
我父亲林学义为何被杀害？　次子林文华　控诉
我父亲林学义为何被杀害？　三子林文森　控诉
我哥哥樊敬远为何被杀害？　胞弟樊浩远　控诉
我父亲汪遵洋为何判三年徒刑？　大女儿汪兰生　控诉
我父亲汪遵洋为何判三年徒刑？　二女儿汪兰芬　控诉
为何判我三年徒刑？　受害人尹桂芳　控诉
我父亲尹桂芳为何判三年徒刑？　儿子尹明沂　控诉
我父亲刘益士为何判三年徒刑？　儿子刘万宗　控诉
我父亲郑济通为何判三年徒刑？　儿子郑铭常　控诉
我父亲姜元泽为何判三年徒刑？　儿子姜德声　控诉
一九九三年八月十八日
信地址：江苏省徐州日报社群工部　李瑾收转李棣亭
（徐州市中山南路142号）邮码　221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