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扫描序列号:s3690
写信日期:1992-12-20
写信地址:江苏省徐州市
受害日期:1938-03-22(农历)
受害地址: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
写信人:李棣亭
受害人:李棣亭和二爷爷家以及郯城县百姓
类别:其他大屠杀、谋杀、其它(OM、MU、OT)
细节:1938年日军侵略我地到处烧毁房屋没来得及逃跑的人全被杀掉,我二爷爷家共5口人全遭日军毒手。随后我们成立了抗日组织日寇将我们逮捕对我们使用残忍酷刑。我要控诉当年的日本军给我和我家以及郯城县的受害百姓要求日本政府赔偿所有的损失。
您好!
我盼望很久的信,已于12月5日接到了,感谢您的关怀。您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利益,伸张正义,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残酷暴行,这是大势所趋,中华民族对日受害索赔的动向,已属势不可挡!
我是幸存者,名叫李棣亭,现年七十八岁,原籍山东省郯城县马头镇人,现住址徐州市民主南路174号西单元301室。
我的家乡在台儿庄东50多公里,抗日战争中的1938年3、4月间,与日军的台儿庄大会战就在这里,后日军增援,我的家乡就在1938年农历3月22日陷于敌手。
我们的家乡逃难的人权,以及我的全家,向马陵山区逃难,即现新沂市东南的五花顶等山区。
敌人占据郯马一个多月,就将部队撤回临沂城,日军临撤退时,再次放火焚烧了郯城和马头镇的一些房屋。
日军撤退的消息,迅即传到了逃难的山区,随后逃难的人群,也就相率返回家园,大劫后的家乡,面目全非,断壁残垣,遍地瓦砾,到处散发着刺鼻的焦臭气,没有来得及逃走的居民同胞,全部为日寇所杀害,最使我今生难忘的一件悲惨事,就是乡邻高●庄二爷爷家最惨,他老夫妇俩和他三儿子,被日寇杀害在三口水缸中,实现了他生前所说的,誓与国土共存亡的夙愿,以身殉国。写到这里,不禁使我悲愤难以。特此以志悼念。(高二爷爷的七儿子(大排行)名叫高七,现住北京市学院南路30号总政魏公村干休所)
日军撤退后的郯马地区,为原国民党郯城县政府及其县保安队所填充,这是1938年5月底以后的情况,这个郯马空间地带,形成了鲁南苏北边联地区,也就是敌后平原根据地,然而国民党的郯城县政府及其保安队是游而不击,一年多的时间,日军来“扫荡”了五次,也就是“敌来我跑,敌退我回”的战略战术。
到一九三九年十月,中国共产党的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支队和陇海南进支队三大队,在支队长王秉璋的率领下,解放了郯城县和马头镇等地区,随后郯城县抗日民主政府也就建立在马头镇,这是鲁南建立最早的县级政权(刘子街北头路西),第一任县长是翟新亚(他原是东进支队交际股长)后翟新亚因事调后方,第二任县长是叶琛,后叶琛调走,第三任县长张云榭(原是一科科长)二科科长陈潘芹,战地工作团团长段霖,行署主任张策平,沂东办事处主任王永福(原临郯县委书记)八路军郯城独立团联络参谋傅梅村等,这都是当时最亲密的战友。
在这时,原东北军第五十七军一一一师三三三旅,也驻在●南和我们郯城县的东北地区,长埠岭一带,三三三旅旅长万毅同志(地下党员),派六六五团副团长管松涛,,来郯马地区工作活动,他们每次来郯马,都是食宿在我个人开设的“华兴顺杂货店”里,我为他们提供生活和工作上的方便,不也是为了革命工作吗,他们每次来郯马,都是四五个人,都是骑着马来的,所有一切吃住花销费用,都是我自愿垫付的,我觉得这也是抗战救国的需要呢!
在中共郯马地区工委的领导下,各抗日群众组织,像雨后春笋纷纷建立,形成了郯马地区抗日工作大发展的时期,被称为郯马抗日的“黄金时代”。(各种抗日的群众组织,不在此一一说明了),(谁能说:没有郯城县商人抗日救国会呢?!我愿和他辩论辩论)
(郯城县商人抗日救国会是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伟大旗帜下进行抗战救亡工作的。是一个战壕的战友,敌人是日本军国主义,敌和友要分清,所以出现了现时的郯城县官员们:问我当时是干什么的,不亦悲乎?什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不知道?)
郯城县商人抗日救国会(就是现在的工商联合会)也宣告成立了,选任林学义为主席,李棣亭、汪遵洋为副主席,我们郯城县胜任看日救国会,积极的投入到抗战救国工作活动中去,带头捐募抗日经费,征集枪支弹药,并组织流动行商,赴当时的敌占区徐州、济南、青岛、南京等地区购运棉布西药等,以供给军用,购货款由郯城县抗日民主政府财政科,科长陈潘芹经手拨付,领收购补款,多是我经手去领,领来的购布款,交给商救会的会计(樊绍中,阚继朝),再由会计分法给流动商,流动商到敌占区购妥棉布后,再交铁路运到陇海东路的新安镇瓦窑等东站,再由站上卸下来,交马车将棉布源源运到郯马根据地,由财政科凭发票总金额,付给流动行商3%的酬劳费,分批结算,这就是公私兼顾,一举两利,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时期,都按照不同的具体情况,施以不同的政策,这完全是合乎实际的。
一九四〇年夏,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和鲁南区党委赵镈同志,来郯马地区检察和指导工作,罗荣桓政委亲自召开的郯马县百人干部大会上,我们郯城县商救会副主席三人,被罗政委誉为地方知名进步人士参加了这次大会,罗政委在大会上讲的是,当前的国内外形势,和我党我军团结各阶层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政府的“三三”制政策等。
郯马地区抗日工作的大发展,成为日寇的心腹之患,到一九四〇年十月,日军集中了大批的兵力,从新安镇、大埠、重坊分三路向我郯马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由于我军主力和地方武装编为五旅南下,我方军事力量减弱,郯马地区再次失守,郯城县看日民主政府北撤,敌伪到处烧杀抢掠,敌伪按下了据点,建立了伪政权,这次日寇纠集了伪内亚建国军共一万多人袭劫了郯马地区,日伪狼狈为奸,继续搜刮和压榨,郯城县的人民也随即陷入了苦难的深渊之中,原地方上群众组更加遭了秧!
在日寇这第二次进占郯马前,码头镇的流动商,在郯城县商救会领有购布款法币十万元,分发给每人5000元共20人,去徐州购买棉布,这些流动商到徐州后,得悉郯马被日军所占领,流动商不敢买布,就把购布款带回来,交给了原郯城县伤人救国会,原法币十万元变成了九万伍仟元,少了伍仟元,这少了的伍仟元,被一个坏分子流动商,徐慎喜携款潜逃(徐慎喜山东省周村人)流动商交回来的九万伍仟元,全部被日军所搜走,徐慎喜携款潜逃的伍仟元,一直也无人问这回事。这是日寇二次侵占马头镇初时的情况。
在这次日寇侵占马头镇前,我本人逃难到沂武河西的“大池头村”,日寇占据马头镇后,家里来人把我接回马头镇我的店中,回马头镇的第二天,就被敌伪将我们三人扣押起来,押进了日军马头镇宪兵队拘留所,这三人中,有原郯城县商人救国会主席林学义,副主席李棣亭,前镇长杨善如,我们的罪名是“通八路”,并扬言要将我们三人押解徐州,以恐吓我们的家属,以达到敲诈勒索之目的,最后托人说情,共敲诈勒索我们三人共法币5000元,我们三人在拘留所蹲了一夜两天,交了法币5000元后,(林学义2000元,李棣亭2000元,杨善如1000元)才把我们三人释放了的。非法逮捕拘留我们三人两天一夜,侵害了我们的人身健康和自由,非法敲诈勒索我们三人巨款法币5000元,制造这次冤案的罪魁祸首是日军驻马头镇宪兵队伍长“小林”。在郯城县商救会抢劫搜走法币九万伍仟元,作为日本宪兵伍长“小林”,知之甚详,应负全责,应按当时的币值,再加到现在的累计利息,予以偿还,敲诈勒索了我们三人法币5000元,也应同样按照当时的币值,加到现在53年的累计利息,日军第一次侵占马头镇一个月多,撤向临沂城时,纵火焚烧了我家中八间房屋,应予折价补偿。(与日本驻华使馆面议)
到一九四一年秋,日本侵占马头镇时,带来的兴亚建国军为非作歹,杀害无辜,其中杨善如先生被杀害,二次侵占马头镇的日军应负杀人的罪责,(因为兴亚建国军是日军豢养的,兴亚建国军是他的主子日本侵略军,带领侵入马头镇的)
现被害人的遗族,杨善如先生的二儿子,杨振杰前来控诉日伪的暴行,并参加签名活动,以示郑重,并要求日本政府给予赔偿。(杨善如先生的遗族杨振杰,现住北京朝阳区大山子友谊俱乐部)杨善如先生被日伪军所杀害,是在山东省郯城县马头镇北郊外,因此我也是见证人,第一次在码头镇我和杨善如先生被日寇宪兵队伍长“小林”所逮捕,是一起被难的,还有郯城县商救会主席林学义,我们三个人共被宪兵队伍长小林敲诈勒索法币共5000元。(李棣亭注:)人的生命是难以用金钱计算的!!在今天日本政府应赔偿,联合国有赔偿委员会由规定和说明。
到一九四一年的阴历十二月十二日下午,徐州日军宪兵队,开来了两卡车全副武装的宪兵,在日军马头镇警备区司令部门前下了车,并从卡车上架下来一个人,这个人被蒙罩着头脸,至腰间整个上半身。(这时我本人正站在路西北恒盛食品店门前)由两个日本宪兵挟持着这个蒙面人,推进了日寇警备区司令部,我意识到这时跑行商的朱长俊,他去徐州买货摊事了,日寇徐州的宪兵队带着他来马头镇抓人的。
到了晚上,徐州来的日寇宪兵队全部出动,关闭了马头镇的四门,日寇码头警备区和伪军警助纣为虐,满镇豺狼野兽,疯狂的向全镇商民,展开了血腥的大逮捕,被逮捕者达200余人,我知道在劫难逃,预先藏到屋上的天沟里,敌人来我店捕我未获,就抓着我弟郑铭铎四处寻找我,亦未获,敌人用枪托子捣他,用皮鞋跺他,辱骂他,终未获,日寇就将我妻子怀抱着刚七个月的儿子抓走了,抓到的人,都送到日寇警备区司令部那里,边抓边审讯,日寇有逮捕的人名单,大逮捕进行到第二天早上八九点钟,我感到事态的发展是极为严峻的,日寇是非常残酷的,如果我妻子怀抱着未满七个月的儿子被带走,两条性命生死难卜,家中还剩下一个四岁的女儿,今后的日子,我怎能活下去呢!郯城县商人救国会副主席是我干的,我不应该连累妻子和儿子,所以我决定投案,把妻子和儿子替回来,我走到南大街大生昌药店门前,就被南来的日寇宪兵队抓走,我被带到日寇警备区司令部,交给一个宪兵军官,这个宪兵军官指着逮捕的人名单顶部核对了一下,并写了一个十万元字条给我看,意思是说我领有共产党八路军的十万元,(当然这时日寇把我妻子怀抱着孩子放走了。)到此:日寇的大搜捕任务似以完成。
这时已是阴历十二月十三日上午十时之谱,日寇徐州宪兵队认为罪重的要犯十二人,施加了手铐,押上警备区门前准备好的两部卡车,开车前一个宪兵军官说:谁要跑就开枪打死你们。由两个日军宪兵,监管我们每一名“犯人”。卡车由马头镇直驶新安镇火车站(今江苏新沂市)换乘了火车,直达徐州东站,出了站,站外已准备好两部卡车,上了这两部卡车,又直驶徐州的大同街日本宪兵队监狱(中山堂后门东路北)我们这十二人,排队战力,一一被搜身完毕,便投入了监房,监房门如同猪圈门,弯下腰低着头才能进去。监房向外是粗柱栅栏,栅栏外是走廊,有宪兵荷枪实弹,巡回监视监房内的动态。我们这十二人被分开各个监房里,在我们这十二人进这座监狱前,徐州日寇宪兵队,在二马路招商旅馆里逮捕了我们马头镇来徐州买货的生意人,朱长俊、尹桂芳、刘益士、姜元泽等七人,也押禁在这个监狱里,他们被日寇宪兵队屈打成招,供出了八路军在郯马时的,郯城县商救会流动商,给八路军买棉布做军装的事,领有八路军买补款十万元等等,所以出现了日寇徐州宪兵队带着朱长俊去马头镇抓人的(即上面所叙述的),我们这十二人被逮到徐州时,日寇宪兵队就把朱长俊释放回马头镇了,在徐州招商旅馆逮的七人,除朱长俊释放外,下余的尹桂芳、刘益士、姜元泽等六人,都和我们十二人押在这个监狱里,一共是十八人。这十八人在这个监狱里,遭受到不同的严刑审讯,我们这十八人,谁也见不着谁,日本宪兵队审讯我们,多半是夜间从监房里提出来,刑讯的方法不同,一般来说是残忍的,审讯者是日寇徐州宪兵队,宪兵军曹高桥岩生,汉奸翻译任树生,我们这十八个人,被日寇宪兵队杀害了两人(林学义、樊敬远)这两人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在徐州经过审讯,日寇宪兵队认为无罪的,释放了八人(马德山、胡令典、林立汀、阚继朝等),在徐州经过审讯,转解南京日寇华中派遣军总司令部冈村宁次的军事法庭,被判处三年徒刑的七人(汪遵洋、刘益士、郑济通、尹桂芳、姜元泽等),我本人李棣亭,经过蹲水牢、火棍烙,两手铐在一起,用绳将两臂肘反缚到脑后,再别上一根木棍等刑罚,最后敲诈勒索了我联银3500元,弄得我倾家荡产,九死一生,我幸免于死,得以生还,我们这一冤案的总罪名,是通八路的经济犯,我们这十八人中(加上朱长俊是19人),当时被杀死了两人,到现在还活着的只有两人,已经死去的共十六人,还活着的两个人,一个是尹桂芳,年已80岁,身患偏瘫和中风不语,先仍在马头镇他自己家中,他有儿子可作翻译打手势,尹桂芳是当年被判三年徒刑的,另一个还活着的就是我本人李棣亭了,我是受害者,又是幸存者,又是亲身经历的证明人,制造这次冤案的,是日军徐州宪兵队宪兵军曹高桥岩生,他是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他杀死了我们的同胞林学义、樊敬远。人的生命是无法用金钱计算的,这件事是在日寇侵略军占领了我们国土后,四-五年发生的,是不能饶恕的罪行,高桥岩生和宪兵伍长小林,现在也不一定已经死了,就是死了,也是有历史资料可查的,所以现在我控诉,请求中华民族对日受害索赔组织,给予以支持协助,要求日本政府进行赔偿。被杀害人林学义的大儿子,名叫林文翰,现住台湾高雄市左营区海功路18弄2号,他来信请求大陆学者的支持,为他父亲伸冤要求赔偿,林学义的二儿子林文华,现住青岛市市北区登州路12号,林文华于11月16日从青岛来到徐州我处,托我请求学者们的帮助支持和指示,林文华要求在学者们帮助下,赴北京日本驻华使馆进行控诉索赔,不知学者们的意见如何,请指示为盼,被杀害人林学义的三儿子,名叫林文森,现住上海市杨浦区控江七村44号301室,他的要求和他二哥林文华相同。要求对日受害索赔。
被杀害人樊敬远,他的遗孀,在他被日寇杀害后不久,就因悲愤抑郁致死,他(她)没有子女。现樊敬远的遗族,只有一个胞弟樊浩远,住山东省郯城县马头镇,无力申诉,或去北京日本驻华大使馆进行要求赔偿,我自愿为他要求索赔,代为申诉。
汪遵洋(原郯城县商人救国会副主席)经南京日寇华中派遣军总司令部军事法庭被判处三年徒刑,已去世。他的遗族,有两个女儿,他大女儿汪大姐,住江苏新沂市新安镇,二女儿汪二姐,现在山东省郯城县人民医院工作。他两个女儿对她父亲生前受害,要求对日索赔。
尹桂芳(原流动行商)由徐州转解当时的南京日寇华中派遣军总司令部军事法庭,被判处三年徒刑,现年约80岁,现住山东省郯城县马头镇他自己家中,身患偏瘫和中风不语,他儿子名叫尹明沂,和他父亲住在一起。他本人和他儿子尹明沂,表示积极参加对日受害索赔,一切听从中华民族对日受害索赔组织的指导。
刘益士(原流动商)1941年旧历12月在徐州二马路招商旅馆被日寇徐州宪兵队逮捕,后转解当时的南京日寇华中派遣军总司令部军事法庭,被判处三年徒刑,已去世。他遗孀还在,他的儿子叫刘万宗,现要求对日受害赔偿(刘益士的遗孀和他儿子刘万宗现住山东省郯城县马头镇。)
郑济通(原流动商)1941年旧历12月12日在马头镇被徐州日寇宪兵队,在郑济通自己家中被逮捕,旧历12月13日被日寇押解徐州,后转解当时的南京日寇华中派遣军总司令部军事法庭被判处三年徒刑,已去世,他遗孀还在,他儿子名叫郑铭常,现要求对日受害索赔。(郑济通的遗孀和他儿子郑铭常,现住山东省郯城县马头镇)
姜元泽(原流动商)1941年农历12月,在徐州二马路招商旅馆,被日寇徐州宪兵队逮捕,后转解南京,日寇华中派遣军总司令部,军事法庭被判处三年徒刑,已去世。他的儿子名叫姜德声,现住山东省郯城县马头镇,现要求对日受害索赔。
其他的受害者,本人已去世,也没有遗族,我就介绍到这里吧!
由于历史上遭受到如此严重的日本侵略者的残酷迫害,其罪名是因为我干了,中国共产党郯马工委领导下的郯城县商人救国会副主席,而是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下,进行抗战救亡工作的,日本侵略者想灭亡中国,恨我们商界爱国人士,这是必然的,所以日寇宪兵队想把我们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不是已经杀害了林学义、樊敬远两位同胞吗?)这对我这个幸存者来说:也就构成了双重的冤案,我们当今之领导:是同仇敌忾呢?还是无动于衷呢?
我带着这个问题,也就于一九八六年三月十六日,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办公厅信访局写了申诉报告,(这个申诉报告,已于87年3月转到中共郯城县委信访科那里去了)那时中办国办没合并办公。
没想到党中央办公厅信访局对人民的申诉和要求,竟然有如此的高度责任心,仅八天的时间就批复了,对于在抗日战争期间我们郯城县商人救国会,在中共郯马地区工委的领导下,与郯城县抗日民主政府并肩战斗在抗战救亡工作中,但不幸于一九四〇年十月日寇集中兵力一万多人,再次侵占了郯马,我们郯城县商人救国会的成员,接连数次遭受到日军宪兵队的摧残和杀害,这个问题当时中办信没有答复,只是对我的房产问题,请中共徐州市委研处。(附复印件)由于这件房产,在山东省郯城县马头镇,不属于徐州市管辖,因此,中共徐州市委过信访办,就出具了转办介绍信,请中共郯城县委信访科,按照国家有关房产政策研究处理的。
给中央信访局的申诉信,和徐州市委信访办给郯城县委信访科的转办介绍信,都是郯城县党史资料征委会高金瑞同志代交郯城县委信访科的,后郯城县委信访科于1987年5月11日给我本人的来信中(请见复印件)要我相信郯城县委是会根据国家的政策和当地实际情况,妥善解决这一问题的,今后有何意见可以直接和我们联系,来人或通信均可,向您表示热烈欢迎。
请有关领导,听一听!看一看!这是多么恳切的语言哪!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这是已故党的领袖,毛泽东主席说的)
我遵照郯城县委信访科的来信,我和老伴去郯城县委信访科三趟,发信数百封,历时五年于兹,然而我的私房,仍被马头镇供销社加工厂所霸占,这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的第二款,第十三条的第一款,第三十三条的第一款,第二款的公然践踏和侵犯。是可忍!孰不可忍?宪法尊严何在?公民的合法权利何在?
中共郯城县委信访科对中办信(86)苏字58号的批示为何不执行?
中共郯城县委信访科1987年5月11日给我的信,所承诺的诺言,您履行了吗?是谁不相信郯城县委?是谁以权凌法?是谁以官欺民?是谁以言代法,置宪法和法律于不顾!?!
六年以来,我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我写了三次申诉信,都是泥牛下海无踪影。……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办公厅信访局的领导:您给
(信件缺失)
法剥夺我这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历史是最公平的见证人,对付中国共产党各个时期的政策,查查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和法律,我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为何不平等?
为此:将我辈同胞,在抗日战争期间,因公和中华民族的利益,遭受到日本侵略者的屠杀和摧残公诸于世,请求历史学家和学者们的审核(详情已写在前面)
最后的一件事,就是我的私房公民权利被剥夺,法律根据在哪里?恳请学者诸公,主持正义和公道,只要能达到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就行,别无他求,如有不妥之处,请求指正,以上所陈各节,如与事实不符,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此致
敬礼
申诉人李棣亭(人名章)
1992年12月20日
邮政编码:221002
通信地址:徐州市中山南路142号徐州日报社群工部
李槿 收转李棣亭
童增学者:
您好!
今年我阅读了1992年5月19日的报刊文摘,是王敏才摘自5月8日《青年参考》日本《读卖新闻》发表文章谈,中国对日民间索赔问题。自那以后,我想和您取得上联系,以诉说我的冤情,我托住在北京朝阳区大山子,友谊俱乐部的杨振杰表弟,打听您的住址,他跑了很多的路,终于找到了,是一位青年袁同志接待他的,他说:童增先生正在休假,再过一个星期就上班,他说有什么事可以直接给他写信联系,并把地址告诉了他,因为对日索赔问题,不是他们的本职工作,是童增抽业余时间搞的,所以别人无法回答问题。
我表弟原来以为童增先生是位上了年纪的人,一打听才知道他原来只有三十多岁,他单位的人说:他是位很有才华的青年。接着这位青年袁同志,就把您的地址,告诉了我表弟。表弟要我写信和您直接联系,几个月以来,我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局,陈文炜局长写了一封申诉信,关于对日受害索赔问题,以及与这个问题有关联的私房问题。9月27日我和北京『参政消息』编辑部,要求转间单位支持我的对日受害索赔,我疏于直接向您写信联系,您给我来的信,是不是有的单位,把我给他们的信转给您了,您才给我来信的呢?
我在10月3日,(未接您的信以前)。向日本驻华使馆寄去了一封对日受害索赔书,是给桥本恕大使先生的,他不会给我答复的,日本天皇访华后,新任命的驻中国大使国广道彦已经到任。
我想再写一封中国民间对日受害索赔书,给这位新上任的日本驻华大使,国广道彦先生,①控诉当年1940年10月,日军二次侵略郑马时,日本宪兵伍长小林(当时的郯马地区日本宪兵队)非法逮捕扣留我们,敲诈勒索我们巨款,法币5,000元,纵容日军抢劫郑城县商人救国会公款九万伍仟元。②控诉当年徐州的日军宪兵队,于1941年旧历的12月12日至13日,由徐州开来两卡车全副武装的宪兵,对马头镇的商民进行大搜捕达2000余人,由12日晚至13日上午止,押解徐州的12人,余在当地释放,加上在徐州二马路招商旅馆逮捕了六人(朱长俊除外)共计18人,这次在徐州杀死了两人(林学义,樊敬远)转解南京华中派遣军总司令部军事法庭判处三年徒刑的七人(汪道洋,刘益士,尹桂芳,郑济通,蒋元泽等。)蹲水牢,两个胳臂肘反缚到脑后,再别上一根木棍,这是我本人在日寇徐州宪兵队监狱里遭受到的酷刑和灾难。反复摧残蹂躏敲诈勒索联银3,500元,逼得我倾家荡产,九死一生者,是我李棣亭,缴了联银3,500元我才得以生还,我是这两次冤案的受害者,我又是幸存者,我又是亲身经历的见证人,在徐州经过日军宪兵队审讯后,认为无罪释放的七人,这二次的总罪名,仍是通八路的经济犯,制造这第二次冤案的罪魁祸首是徐州宪兵队宪兵军曹高桥岩生。这个控诉书,我可以写吗?(请您复信后,我再写)
明年天暖和时,我将率领受害者的遗族,去北京日本驻华大使馆去控诉,日军宪兵队的暴行,和对日受害索赔的事宜,您的意见以为如何?请告知
《向日本政府要求受害赔偿的签名表》请您给我寄一张“样子”来,我仿制以便使用。一切遵照您的来信办理。
致
敬礼
李棣亭
1992年12月20日
来信请寄221002徐州日报社群工部 李瑾转李棣亭收
中办信(86)
苏字58号
徐信办(86)248号
中共徐州市委:
转去你市利国矿粮站李棣亭来信一件,就其房产问题,请研处。
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局(章)
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四日
请矿区市委研处。有关他的房产问题应向他的家乡郯城县反映。
周嵩山
4.5
李棣亭同志:
您要求解决房产的上访信,我们均已收到,类似的问题是由历史的原因造成的。对于您的要求,我们将向领导作以报告,并通过有关部门进行研究。请您相信郯城县委会根据国家的政策和当地的实际情况,妥善解决这一问题的。今后有何意见,可以直接与我们联系。来人或通信均可,向您表示热烈欢迎。
祝您长寿!
中共郯城县委信访科
1987.5.11
郯城党史资料第三辑304页向故乡人民的汇报一文中的片段
作者高七
全国解放后,历任济南市教育局中等教育科长,曲阜师范学院院长等职,“文革”中被污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一九六九年被迫害致死,一九七七年平反昭雪。
(培刚注:大哥一梁漱溟教授和北大熊十力教授为师,曾在南京中央大学任助教,在广州中学任班主任,后在河南省新乡乡村建设研究院、山东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任班主任,教授合作经济。
马头解放前,大哥回马头后,曾任马头委员会主任,办训练班,讲持久战、统一战线。出版油印小报《动员报》、当时是敌后统一战线环境,东北军的团长、地下党员万毅在马头活动,大哥是在解除了一些进步同志,读了《论持久战》,开始思想转变的。他介绍给我读了第一个小册子就是毛主席的《论持久战》,那时国民党在敌人深入国土,速胜论、焦土抗战论失败之后,来了个大撤退,亡国论甚嚣尘上。在绝望的日子里。一些心怀救国
学者:
台鉴!
我摘这个304页是什么意思,是表达我在这个时期里参加了抗战救亡工作,据我亲身接触,东北军的团长地下党员万毅同志在马头活动,可能是万毅同志委派来的三三三旅六六五团副团长管松涛同志。这时万毅同志是东北军第五十七军一一一师三三三旅旅长,管松涛副团长在马头解放前和后共来过码头镇三次。他每次来都吃住在我这个“华兴顺杂货店”里。有一次和国民党闫丽天的谈判会,管松涛代表五十七军在我这个店里召开的,我贡献一桌酒席就是了。管松涛也是地下党员,当时的东北军五十七军我们郯城县抗日民主政府关系很密切,1941年2月17日,一一一师少政反动军官非法扣押了三三三旅旅长万毅。使这支部队走向反动,这个事件发生在我们郯城的东北长埠岭地区。1942年8月,万毅旅长与国民党苏鲁战区政务处长郭维城率领脱离国民党,组织东北挺进军,共2000余人进入抗日根据地。这支武装后来发展成八路军滨海支队,万毅同志兼任支队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万毅同志任辽吉军区司令员等职,已离休,住北京,最近情况不详。念念
《青年世界》载文揭秘
刘文彩“水牢”原来是鸦片烟库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凡参观过四川大邑刘文彩地主庄园陈列馆的人都记得管内曾有做阴森恐怖的人间地狱——“水牢”。然而,地主庄园里究竟有无水牢?这一点却是30余年来一直存在着怀疑和争议。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曾在刘文彩地主庄园坐过长工和当年参加过“水牢”修建的人以及原大邑县保安大队长等纷纷作证:所谓“水牢”是根本不存在的。
1981年以来,四川大邑刘文彩地主庄园陈列馆的工作人员,通过对70余人次的调查、翻阅了大量档案,终于发现“水牢”原来是刘文彩的“鸦片烟库”。
1988年4月5日,在地主庄园陈列馆内地下室墙壁上,那块原说明“水牢”的牌子,已悄然而去,代之以“鸦片烟库”的牌子。
(王安元摘自《青年世界》第2期)
四川大邑县刘文彩地主庄园的“水牢”,已为历史所揭穿,原来是鸦片烟库。但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时候,在1938年5月19日,日军占领徐州后,到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为止。在此期间,日军宪兵队在徐州大同街中山堂后门东路北设有监狱一座,监狱有设置的“水牢”,是日军宪兵队专为残害我国同胞而设的。1941年旧历十二月十三日,我们山东老乡12人被徐州日军宪兵队从山东郯城码头镇抓来徐州的。“水牢”是日军宪兵队残害我国同胞多种刑罚之一,我本人是亲身蹲过这个“水牢”的。尤其是冰雪在地的深夜审讯中,我没有被日军宪兵队蹂躏致死,是幸存下来的。籍此有生之年,把日本侵略者的真面目,公诸于世,千万不要再上日本军国主义的「当」啦!
幸存者李棣亭
1992年12月
史蒂文森揭露二次大战期间日军暴行
残暴甚于虎狼 腌食中国平民尸肉
现年69岁的乔治•史蒂文森是澳大利亚一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日军俘虏过的驾驶兵。最近,他控诉说,1943年2月,他运送过300箱人肉给关押盟军战俘的集中营。箱内装的是用糖、姜腌渍的肉条,散发着一股腐臭味,肉条上有“蛆虫”。战俘们以为是马肉或猪肉。一个日军军官告诉他那是中国人的尸肉。这些被日军屠杀的中国平民的尸肉被肢解后腌晒成肉干。“好肉”大部分送给日本兵食用。
史蒂文森说,最近不断有关日军暴行的秘密公诸于民,向世人透露真相。澳大利亚政府也说。这件事过去从未有人提过,不过澳大利亚政府已答应公开有关的军方档案,以便确证上述指控。
(谋摘自《解放军报》)
史蒂文森揭露二次大战期间日军暴行——
日军残暴甚于虎狼!腌食中国平民尸肉!
现年69岁的乔治•史蒂文森是澳大利亚一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日军俘虏过的驾驶兵。最近,他控诉说,1943年2月,他运送过300箱人肉给关押盟军战俘的集中营。箱内装的是用糖、姜腌渍的肉条,散发着一股腐臭味,肉条上有“蛆虫”。战俘们以为是马肉或猪肉。一个日军军官告诉他那是中国人的尸肉。这些被日军屠杀的中国平民的尸肉被肢解后腌晒成肉干。“好肉”大部分送给日本兵食用。
史蒂文森说,最近不断有关日军暴行的秘密公诸于民,促使打破46年的沉默,向世人透露真相。澳大利亚政府已答应公开有关的军方档案,以便确证上述指控。
(谋摘自《解放军报》)1986
还历史本来面目
——回顾人民政协的落实政策工作
朱雨滋
人民政协成立即将四十周年了。在回顾人民政协光辉历程的时候,深感落实政策工作是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令人难以忘怀的大事。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要尽快实事求是地解决,干脆利落地解决,不要拖泥带水。”
在小平同志的讲话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经过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到一九八三年,刘少奇、彭德怀、陶铸、杨尚昆、薄一波等同志的冤假错案,已经得到了纠正和平反,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
一九八三年九月,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落实政策的实际情况,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决定把督促、推动落实政策工作,列为政协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邓颖超主席在那次常委会还明确提出:要“锲而不舍,坚忍不拔的做下去”。此后,全国政协会同中央统战部和各民主党派多次研究落实政策的情况,并先后派出了三十一个调查组到全国二十九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检查了落实政协委员政策的工作。到一九八七年十月中共十三大召开以前,提出落实政策要求的全国政协委员共有五百三十人,已获得解决的有五百二十二人,提出的各类问题六百八十七件,其中,政治复查一百三十八件,工作问题七件,工资待遇问题五十三件,查抄财务问题三百二十八件,私房问题一百三十八件,其它问题二十三件。按人计算,已落实百分之九十八点四。这就是说,全国政协委员中的冤、假、错案已全部平反改正,政治结论留有尾巴的问题已得到妥善处理。在遗留的极少数问题中,目前也基本得到解决。成效是显著的。
落实全国政协委员的政策带动了全国落实各方面统战人士政策的工作,总的反映是好的,尤其是政治上得到彻底平反的同志,卸掉了多年的政治包袱,加深了对我们党的感情,大大地激发了爱国热情,调动了他们投身四化建设和祖国统一事业的积极性。如有位委员落实政策后,几年来不分昼夜,利用业余时间组织撰写了铜陵市环保工作三年规则,调查了铜陵市高砷硫铁矿污染程度,进行了铜陵地区酸雨监测研究等,为该市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吉林市有位委员在落实政策后说:“我要的不是钱,而是党同我们肝胆相照的心,有了这个,我就愿意把终生献给祖国。”落实委员在“文革”中的查抄财物、挤占私房问题,坚持了党的照顾同盟者利益的一贯政策,使与党长期合作的民主人士深为感动。有位委员对上海市有关单位为退还其被抄字画,先后组织二十次寻找,终于找到了被抄走的四百零九件中的四百零三件,其中精品二百余件,他深有感触地说:“能将失落二十年的原物归还给我,是党和政府认真落实政策和有关部门努力寻找的结果。”民革一成员从北京到重庆认领回画家张善子给他家画的虎画后,特在《团结报》上刊登该画,并撰写“虎年虎归歌”:“亟反渝州,迎虎以归,岁值虎年,虎去复还,家称完璧之庆,国乃发祥之证。”喜悦之情,跃然纸上。不少“三胞”在本人或亲属落实政策后,热情称赞“共产党的好作风,好传统又回来了”有的海外老人报人在接到祖籍送去的落实政策通知书后激动地说:“这样一张通知,使我们又变成自己人了。”从此,他改变了三十多年来在他主编的侨报上,从不报道祖国发展情况和对外友好活动的作法,并让他的儿子回国洽谈生意。一位川籍侨胞来信说:“感谢邓大人(按:指小平同志),他是我们的好乡长,祝他长寿。”表达了海外侨胞对祖国的深情。
人民政协报
1989年9月1日第三版
李棣亭
人民政协报 共鸣杂志社 晶莹灯饰有限公司主办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要尽快实事求是地解决,干脆利落地解决,不要拖泥带水。”到一九八七年十月中共十三大召开以前,提出落实政策要求的全国政协委员共有530人,已获得解决的有522人,提出的各类问题687件,其中,政治复查138件,工作问题7件,工资待遇问题53件,查抄财物问题328件,私房问题138件,其它问题23件。至此,全国政协委员中的冤假错案,已全部平反改正。…………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为此,我这个老百姓公民,要求在平反冤假错案政策中,和全国政协委员公民,应该一视同仁。
冯玉祥侍从参谋著书披露
蒋枪毙韩复榘曾征得冯的同意
原在冯玉祥身边任参谋的冯纪法写的《在冯玉祥将军身边十五年》一书中,披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史实:蒋介石在汉口处决拒绝抗日的将领韩复榘前,曾征询过冯玉祥将军的意见,冯力主严惩。
他回忆说,抗日战争爆发后,作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的冯玉祥路过济南时曾告诉韩复榘说:“只有抗日,活着光荣,死了也无上光荣。”但韩眼见华北形势危险,为保住自己的地盘,暗地里与日本特务勾结,预谋“保境安民”,搞所谓“山东自治”,不介入抗日战争。徐州会战之中,韩部队隶属第五战区依然故我。蒋介石遂根据该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报告将韩扣押,处决前,蒋征询冯玉祥意见,冯说:“论私情,韩是我共患难多年的老部下;论军纪国法,他阴谋叛国投敌,应当惩处。你应当按国法军纪处置,而不能考虑我们之间的私情。”
(季平摘)
报刊文摘90.2.5.
按照解放初,中央人民和最高人民检察署,没收财产的有关规定,凡构成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反革命分子等。是属于没收财产的范围,否则不够成这四种人,就不应没收他们的财产。
韩复榘于1930年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任国民党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期间,因不战而放弃山东,1938年1月被蒋介石枪决,韩复榘充任国民党军政高级职务,系在抗日战争期间,他被处死刑,主要是抗战不力。因此,对韩复榘并未以战犯或汉奸论处,对他的房产,也就不应没收。
然而:我这回公民李棣亭,在抗日战争期间,在1939年─1940年10月,在中国中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党组织选任我为郯城县商人抗日救国会副主席,积极的配合郯城县抗日民主政府,并肩战斗在抗战救亡工作活动中。我也不构成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反革命分子等。但为什么没收我的房产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3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尊敬的党政领导:请你主持正义和公理,评一评!是谁践踏危害宪法的原则?难道我参加中国共产党的郯城商救会,反而有罪了吗?
申诉人 李棣亭(人名章)
1992.12.30
悲矣哉!!!社会主义祖国的法律面前,为何不平等???我的冤屈,哪天才能重见光明???
这样处理韩复榘房产依据何在?
问:韩复榘原来为冯玉祥部将领,曾任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1930年任山东省政府主席。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党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不战而放弃山东,1938年1月,被蒋介石枪决。
韩复榘在济南有二处房产,一处面积659.59平方米,一处为1041.74平方米。韩复榘的房产一直作为代管房处理。
近年来,几经核实,并征求韩复榘家属的意见,决定将两处房产折价归还其子。日前,已在北京定居的韩子到济南接受了这笔财产。
济南市 王德云
答:对韩复榘的房产处理,按照解放初中央人民政府和最高人民检察署没收财产的有关规定,主要看韩复榘是否构成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及反革命分子等。韩复榘于1920年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任国民党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长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期间,不战而放弃山洞,1938年1月被蒋介石枪决。韩复榘充任国民党军政高级职务,系在抗日战争期间,他被处死刑,主要是抗战不力。因此,对韩复榘并未以战犯或汉奸论处,对他的房产也就不应没收。解放初,由于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对一些情况尚未查明或未确定者的财产处理,一般以采取代管形式的原则。近几年来,韩复榘的历史问题得到澄清,根据长期以来被代管房产的实际情况,予以折价归还,由其家属接受这笔财产。
本刊法律顾问组
《民主与法制》87年第4期第46页
这样处理韩复榘房产
依据何在?
问:韩复榘原为冯玉祥部将领,曾任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1930年任山东省政府主席。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党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团军总司令,不战而放弃山东,1938年1月被蒋介石枪决。
韩复榘济南有两处房产,一处面积659.59平方米,一处为1041.74平方米。韩复榘的房产,一直作为代管房处理。
近年来,几经核实,并征求韩复榘家属的意见,决定将两处房产折价归还其子。日前,已在北京定居的韩子,到济南市接受了这笔遗产。
济南市 王德云
答:对韩复榘的房产处理,按照解放初中央人民政府和最高人民检察署没收财产的有关规定,主要看韩复榘是否构成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及反革命分子等。韩复榘于1930年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任国民党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期间,不战而放弃山东,1938年1月被蒋介石枪决。韩复榘充任国民党军政高级职务,系在抗日战争期间,他被处死刑,主要是抗战不力。因此,对韩复榘并未以战犯或汉奸论处,对他的房产也就不应没收。解放初,由于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对一些情况尚未查明或未确定者的财产处理,一般以采取代管形式为原则。近几年来,韩复榘的历史问题得到澄清,根据长期以来被代管房产的实际情况,予以折价归还,由其家属接受这笔财产。
本刊法律顾问组
《民主与法制》法律顾问组:法律顾问同志:在抗日战争期间(1939-1940)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我参加了郯城县商人抗日救国会,和郯城县抗日民主政府,并肩战斗在抗战救国工作活动中,因此被日寇两次逮捕入狱,不但没有功,反而有了罪!没收了我的房产!社会主义法律有这样的规定吗?这是个悲剧!
郯城党史资料第三辑244页
奸、土顽等封建势力的武装主力。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缩小了他们的活动范围,增强了我党我军的微信,群众抗日热情高涨,社会秩序相对安定。
郯马的“黄金时代”
郯马解放后,群众被压抑的抗日热情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各种抗日组织像雨后春笋,纷纷建立,形成了郯马地区抗日工作大发展的时期,被称为郯马的“黄金时代”。
在一九三九年六月,党中央和毛主席指示一一五师:“在鲁南应大放县长、区长及在可能条件下下放专员,以争取政权。”我军正确地执行了这一方针,在部队控制了郯马局面后,派出了二百名部队干部,组成了四个民运工作团,分赴郯城、郯邳边区、苍马、邳县地区。
一九四〇年一月,郯城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这是我党在鲁南地区建立最早的县级政
郯城党史资料
第三辑244页,是形容了郯马解放后,群众被压抑的抗日热情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各种抗日组织像雨后春笋,纷纷建立。
各种抗日组织中,就有郯城县商人抗日救国会。
因为本页,没有一一的将各种抗日组织说明,所以我复印了这一页,请参阅下列各抗日群众组织。
在中国共产党郯马工委的领导下,各种抗日组织像雨后春笋,纷纷建立。——郯城县商人抗日救国会,是各种抗日组织之一。我本人担负的郯城县抗日救国会副主席的职务,以及我进行的抗战救亡工作活动。难道说我错了吗?
我希望能得到一个真正的实事求是。
公民李棣亭再申诉
一九三六年六月三十日
郯城县当时的抗日组织有:
郯城县动员委员会
郯城县商人抗日救国会
郯城县妇救会
郯城县农救会
郯城县伊斯兰教救国会
郯城县职工会
郯城县医务工作者救国会
郯城县教职员工救国会
郯城县商救会流动商分会
郯城县商人救国会城关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