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扫描序列号:s3667
写信日期:1992-07-20
写信地址:湖北省襄樊市
受害日期:无
受害地址:无
写信人:李国平
受害人:无
类别:其它（OT）
细节:本人是1987年初研究对日索赔的这期间吃了不少苦，当我得知童先生的事迹后很想取得联系探讨一下索赔问题，我可以提供所掌握的资料支持索赔事业。
童增不是国际法硕士！而是经济法硕士。童增不是在学习（83~86年）中开始研究赔偿问题！而是在90年开始的；您的“纪实”中这些失实是如何造成的？关于这些问题您可以向新华社半月谈张修智了解）
李佩钰同志：
您好！
三月份就看到贵报对人大政协民间对日索赔议案的报导，在当时全国各大报刊均不敢报导索赔议案的情况下，贵报敢于这样做事需要很大的道德勇气的，对此我和同仁们都十分敬佩。
但是，前不久受到上海同仁寄来贵报92年5月19日第 期第三版整版刊登着您写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潮》。上海同仁们情绪很激动，一方面对贵报能进一步详细报道今年人大两个提案产生的经过，热情为民间索赔呼吁、呐喊，为全民族声势浩大的民间对日索赔运动，催生感到高兴和振奋，另一方面对您这篇纪实的失实感到气愤和不解。他们提议让我给贵报主编写封信，了解清楚这些失实的情况是如何造成的，是故意还是疏忽大意或者是童增有意欺骗，借贵报的爱国正义之情，急于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出力，来钓誉沽名，为个人捞取政治资本。上海同仁们分析，贵报主编一定是受蒙骗的，而您既可能是受骗，也可能是故意。
经过我的再三考虑，这件事一定要查清楚，因为此事确实关系重大，弄不好会导致一些人的私欲膨胀，造成同仁之间的明争暗斗，导致民间对日索赔运动的分裂，败坏我们中国人的声誉，断送对日索赔这一民族正义事业。但是，又不能鲁莽行事，在外面公开暴露同仁间的内部矛盾，给人以“窝里斗”的坏印象，特别是不能伤害好心帮助我们的新闻界朋友，我估计十有八九您是不知情的，因此我给你写了这封信，请您坦诚地将实情相告，即便是童增有意造成的，我也会以恰当的方式，既使他认识到错误，又不损害他的名声，尽可能地保全他的面子，除非他知错不改，一意孤行，也请您尽量不告诉别人。如果您为被欺骗、利用而感到气愤，也请您尽量克制，给童增一个悄悄地改正错误的机会。不要去质问他，保全他的面子，也免得伤感情，童增是个人才，为民间对日索赔的确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要爱护他，帮他改正错误就是最好的帮助，但让许多人都知道这件事，他以后就不好工作了。
我是87年初开始研究对日索赔的，87年8月18日给全国人大发出《一个普通公民就日本侵华战争赔偿问题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一封公开信》，此后我积极与全国各地的有识之士联络，利用各种形式通过各种途径推动对日索赔，在同仁们的帮助下，理论上也不断发展完善，在88年3月写了第二封公开信，89年3月又向人大、政协发出第三封公开信一千多份。89年四月通过徐志耕同志提供的地址，给南京大屠杀三十几位幸存老人写信，动员他们以受害人身份直接向日本索赔。89年8月9日，又两次到南京与上海同仁们一齐登门拜访了三十一位幸存老人，帮助其中二十九位老人给日本政府写了索赔书，并将这些索赔书于10月寄到日本大使馆，由于我们专注于推动民间索赔，特别是想拖在20年消灭时效到来之前，把民间索赔运动推向全国，中断时效，维护受害人的权利，因此不顾当局的反对、压制，全力以赴地推动，许多行为偏激了，不够策略，特别是在学潮刚压下去，中国最需要［立］命安定，最怕新动乱时，在西方土国制裁我们，中国外交极困难时，我发动二十九位幸存者给日本政府递索赔书，给政府造成很大压力，因此把我和上海的陈世忠、环顺来、夏经芳、鲍戈、福建的井信舒先生于89年11月18日都抓了起来，关了十个月，90年9月又一齐释放。
我们出狱后就听到美国之音报导了童增在91年3月的人代会的“院外活动”，人大代表二十几份支持索赔的建议，上海的是得到了香港明报的指导，称童增是北大毕业的国际法博士。从那时起我们就想办法与童增联系，我给北京的一些著名国际法教授写信，了解童增的地址，他们都不知道童增其人，不过对我写于89年9月的《日本侵华战争赔偿问题——一个久而未结的悬案》（见附件）的观点很赞赏，并告诉我“这个问题目前尚是禁区，将来会有用的。”91年5月我看到《工人日报》上转载童增的文章后，证实了我过去的怀疑，童增可能看到过我89年9月的《悬案》一文。91年9月底，新华社半月谈记者张修智同志从北京给我打来长途电话，采访我六个多小时，他首先是采访童增，并成为童增的好朋友，他要写一篇报导中国对日索赔的纪实（与您的文章相同）。通过张修智我得到了童增的确切地址与童增直接联系上了。今年四月底，我与上海陈世忠一齐到北京去了一趟，目的是和北京的同仁们，王工代表他们一齐商定成立民间索赔团体，合法注册和商定今后如何开展进一步的活动，联合全国各地自发而起的索赔志士协调、统一行动，防止在国家放开限制后出现少数人利用索赔煽动起社会动乱来。
到家后第二天我和陈世忠就拜访了童增，虽然第一次见面，但也通过五封信了，童增极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亲口告诉我们，他是90年开始研究对日索赔的，他90年看到了我的“文章”。这就完全证实我过去的猜测，我一见到童增就感到有些面善，他也看着我眼熟，一谈起来，他是北京大学83级经济法研究生。我是人民大学经济法83级专修生，我们过去经常去北大听课，因为北大经济法专修班与我们是一个班，是国务院经济法研究中心主办，共90人，分在人大、北大两校，童增同志不是法律系考上来的，因此要补学专业基础课，我们是干部班，课程浓缩，同时他们科系考上的研究生就听我们的专业基础课，因此我们肯定见过，但当时不认识，没有交往。我说“我找你真不容易呀！听说你是国际法博士。”童增说：“那是记者们搞错了，以后又以讹传讹。”我问童增：“你为什么搞万人，亿人签名呢？你没有想到这会引起动乱吗？你可要接受我们受挫折的教训呀！”童增说：“我看到你的文章上有“20年消灭时效”我很同意你的观点，签名是冒险点，但只有这样才能使时效中断呀，因此就顾不得太多了，今后亿人签名暂时放弃。”在我的文章中，只有《悬案》一文提出20年消灭时效问题，因此可以肯定童增90年看到的是我的《悬案》一文。
后来（大约是5月2日）拜访王工，王工告诉我童增和武建东各自召开记者会相互攻击，影响很坏，主要责任在武建东，我去年就听张修智讲，武建东与我第一封公开信的观点完全一致，我想现在也许我能做好他们间的调解工作，同仁之间不应是搞窝里斗。因为武建东与我过去的观点同，童增与我现在观点相同，也许我就是打开这把锁的钥匙。
武建东也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指责童增三点：1、剽窃，采用我和武建东的主要观点，不说明出处；2、欺世盗名，在外面吹嘘自己是国际法博士，以掩盖他的剽窃，国际法博士当然不屑得；3、搞签名是被披着记者外衣的日本特务利用，当时我就为童增辩护、解释，消除了武建东对童增的“误会”，促使武建东与童增的和解。我解释说：童增是在文章中使用了我们的主要观点来说明，但这部是个纯学术问题，如果说出来，他的文章也许就发不了，为了索赔，暂时隐瞒是必要的，童增并非剽窃，否则他为什么要主动告诉我，他90年就看到我的文章？童增讲“国际法博士”是记者误会了。
但现在从您的纪实中暴露出的问题来看，武建东对他的指责是有根据的，童增可能是为名利所惑，误入歧途了。只有你将实情告诉我，我才有可能帮助和挽救他，否则许多同仁都比他干得早，而他却利用你们给公众造成“民间对日索赔是自他而起”那比他早的同仁不是要群起而攻之了吗？如果大家都受感染改变初衷，争名夺利，窝里斗起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不是断送了吗？
我认为您一定是出于爱国热情，欲推动民间索赔，扩大影响，使全国受害人都知道，因此忽略了对文稿、事实进一步核实，而不太可能是与童增合谋骗公众，因此将这封重要的信写给你，请您一定尽快回信。如果您愿以实际行动弥补您上篇文章的失误，我可以向您提供所掌握的全部资料，支持您写一篇全面报导民间索赔的纪实。
我八月份可能去北京，如愿意一篇新文章，我可以接受你的采访，但愿我们能成为好朋友！
顺祝
工作顺利
李佩钰同志：
您好！
三月份就看到贵报对人大政协民间对日索赔议案的报导，在当时全国各大报刊均不敢报导索赔议案的情况下，贵报敢于这样做事需要很大的道德勇气的，对此我和同仁们都十分敬佩。
但是，前不久受到上海同仁寄来贵报92年5月19日第 期第三版整版刊登着您写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潮》。上海同仁们情绪很激动，一方面对贵报能进一步详细报道今年人大两个提案产生的经过，热情为民间索赔呼吁、呐喊，为全民族声势浩大的民间对日索赔运动，催生感到高兴和振奋，另一方面对您这篇纪实的失实感到气愤和不解。他们提议让我给贵报主编写封信，了解清楚这些失实的情况是如何造成的，是故意还是疏忽大意或者是童增有意欺骗，借贵报的爱国正义之情，急于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出力，来钓誉沽名，为个人捞取政治资本。上海同仁们分析，贵报主编一定是受蒙骗的，而您既可能是受骗，也可能是故意。
经过我的再三考虑，这件事一定要查清楚，因为此事确实关系重大，弄不好会导致一些人的私欲膨胀，造成同仁之间的明争暗斗，导致民间对日索赔运动的分裂，败坏我们中国人的声誉，断送对日索赔这一民族正义事业。但是，又不能鲁莽行事，在外面公开暴露同仁间的内部矛盾，给人以“窝里斗”的坏印象，特别是不能伤害好心帮助我们的新闻界朋友，我估计十有八九您是不知情的，因此我给你写了这封信，请您坦诚地将实情相告，即便是童增有意造成的，我也会以恰当的方式，既使他认识到错误，又不损害他的名声，尽可能地保全他的面子，除非他知错不改，一意孤行，也请您尽量不告诉别人。如果您为被欺骗、利用而感到气愤，也请您尽量克制，给童增一个悄悄地改正错误的机会。不要去质问他，保全他的面子，也免得伤感情，童增是个人才，为民间对日索赔的确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要爱护他，帮他改正错误就是最好的帮助，但让许多人都知道这件事，他以后就不好工作了。
我是87年初开始研究对日索赔的，87年8月18日给全国人大发出《一个普通公民就日本侵华战争赔偿问题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一封公开信》，此后我积极与全国各地的有识之士联络，利用各种形式通过各种途径推动对日索赔，在同仁们的帮助下，理论上也不断发展完善，在88年3月写了第二封公开信，89年3月又向人大、政协发出第三封公开信一千多份。89年四月通过徐志耕同志提供的地址，给南京大屠杀三十几位幸存老人写信，动员他们以受害人身份直接向日本索赔。89年8月9日，又两次到南京与上海同仁们一齐登门拜访了三十一位幸存老人，帮助其中二十九位老人给日本政府写了索赔书，并将这些索赔书于10月寄到日本大使馆，由于我们专注于推动民间索赔，特别是想拖在20年消灭时效到来之前，把民间索赔运动推向全国，中断时效，维护受害人的权利，因此不顾当局的反对、压制，全力以赴地推动，许多行为偏激了，不够策略，特别是在学潮刚压下去，中国最需要［立］命安定，最怕新动乱时，在西方土国制裁我们，中国外交极困难时，我发动二十九位幸存者给日本政府递索赔书，给政府造成很大压力，因此把我和上海的陈世忠、环顺来、夏经芳、鲍戈、福建的井信舒先生于89年11月18日都抓了起来，关了十个月，90年9月又一齐释放。
我们出狱后就听到美国之音报导了童增在91年3月的人代会的“院外活动”，人大代表二十几份支持索赔的建议，上海的是得到了香港明报的指导，称童增是北大毕业的国际法博士。从那时起我们就想办法与童增联系，我给北京的一些著名国际法教授写信，了解童增的地址，他们都不知道童增其人，不过对我写于89年9月的《日本侵华战争赔偿问题——一个久而未结的悬案》（见附件）的观点很赞赏，并告诉我“这个问题目前尚是禁区，将来会有用的。”91年5月我看到《工人日报》上转载童增的文章后，证实了我过去的怀疑，童增可能看到过我89年9月的《悬案》一文。91年9月底，新华社半月谈记者张修智同志从北京给我打来长途电话，采访我六个多小时，他首先是采访童增，并成为童增的好朋友，他要写一篇报导中国对日索赔的纪实（与您的文章相同）。通过张修智我得到了童增的确切地址与童增直接联系上了。今年四月底，我与上海陈世忠一齐到北京去了一趟，目的是和北京的同仁们，王工代表他们一齐商定成立民间索赔团体，合法注册和商定今后如何开展进一步的活动，联合全国各地自发而起的索赔志士协调、统一行动，防止在国家放开限制后出现少数人利用索赔煽动起社会动乱来。
到家后第二天我和陈世忠就拜访了童增，虽然第一次见面，但也通过五封信了，童增极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亲口告诉我们，他是90年开始研究对日索赔的，他90年看到了我的“文章”。这就完全证实我过去的猜测，我一见到童增就感到有些面善，他也看着我眼熟，一谈起来，他是北京大学83级经济法研究生。我是人民大学经济法83级专修生，我们过去经常去北大听课，因为北大经济法专修班与我们是一个班，是国务院经济法研究中心主办，共90人，分在人大、北大两校，童增同志不是法律系考上来的，因此要补学专业基础课，我们是干部班，课程浓缩，同时他们科系考上的研究生就听我们的专业基础课，因此我们肯定见过，但当时不认识，没有交往。我说“我找你真不容易呀！听说你是国际法博士。”童增说：“那是记者们搞错了，以后又以讹传讹。”我问童增：“你为什么搞万人，亿人签名呢？你没有想到这会引起动乱吗？你可要接受我们受挫折的教训呀！”童增说：“我看到你的文章上有“20年消灭时效”我很同意你的观点，签名是冒险点，但只有这样才能使时效中断呀，因此就顾不得太多了，今后亿人签名暂时放弃。”在我的文章中，只有《悬案》一文提出20年消灭时效问题，因此可以肯定童增90年看到的是我的《悬案》一文。
后来（大约是5月2日）拜访王工，王工告诉我童增和武建东各自召开记者会相互攻击，影响很坏，主要责任在武建东，我去年就听张修智讲，武建东与我第一封公开信的观点完全一致，我想现在也许我能做好他们间的调解工作，同仁之间不应是搞窝里斗。因为武建东与我过去的观点同，童增与我现在观点相同，也许我就是打开这把锁的钥匙。
武建东也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指责童增三点：1、剽窃，采用我和武建东的主要观点，不说明出处；2、欺世盗名，在外面吹嘘自己是国际法博士，以掩盖他的剽窃，国际法博士当然不屑得；3、搞签名是被披着记者外衣的日本特务利用，当时我就为童增辩护、解释，消除了武建东对童增的“误会”，促使武建东与童增的和解。我解释说：童增是在文章中使用了我们的主要观点来说明，但这部是个纯学术问题，如果说出来，他的文章也许就发不了，为了索赔，暂时隐瞒是必要的，童增并非剽窃，否则他为什么要主动告诉我，他90年就看到我的文章？童增讲“国际法博士”是记者误会了。
但现在从您的纪实中暴露出的问题来看，武建东对他的指责是有根据的，童增可能是为名利所惑，误入歧途了。只有你将实情告诉我，我才有可能帮助和挽救他，否则许多同仁都比他干得早，而他却利用你们给公众造成“民间对日索赔是自他而起”那比他早的同仁不是要群起而攻之了吗？如果大家都受感染改变初衷，争名夺利，窝里斗起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不是断送了吗？
我认为您一定是出于爱国热情，欲推动民间索赔，扩大影响，使全国受害人都知道，因此忽略了对文稿、事实进一步核实，而不太可能是与童增合谋骗公众，因此将这封重要的信写给你，请您一定尽快回信。如果您愿以实际行动弥补您上篇文章的失误，我可以向您提供所掌握的全部资料，支持您写一篇全面报导民间索赔的纪实。
我八月份可能去北京，如愿意一篇新文章，我可以接受你的采访，但愿我们能成为好朋友！
顺祝
工作顺利
李固平
92.7.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