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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抄第二封信（吉林715号邮政挂号）

92.6.23
附件之二

童增同志：
　　您好！
　　6月13日收到您6月5日的复信，附签名表。依您的复信，现提供一下我的自然情况和1938年受害的真实遭遇。
　　姓名冯德馨，籍贯辽宁省辽阳市，1910年4月6日出生，1945年冬结束地下工作，中共党员。
　　1945年11月6日参加辽宁省辽阳市政府工作，任［地］产清理委员会秘书兼实业科［副］科长和电业总监。
　　1946年5月1日任辽阳县贸易局［副］局长兼银行经理。
　　1946年6月10日调安东省政府秘书处总务科兼生产科长。
　　1950年春调辽东省人民法院狱政科长。
　　1951年秋随机构改革转辽东省公安厅劳政处狱政科长。
　　1953年调辽东省建工局材料科长。
　　1954年任辽东省第三建筑公司任经理。
　　1955年转吉林省建设厅建工处长。
　　1956年转吉林省吉林市建设局长。
　　1958年调吉林市建工局长。
　　1962年调吉林市房产局长。文革靠边站4年
　　1971年贬到局属企业吉林市二建公司任［副］经理。1981年离休到现在，今年82周岁。
　　身体基本健康，只是听觉、视力有些退减。
　　回忆1938年，我的社会职业，伪辽阳县政府内务局街村股科员，分工管街村诉讼。由于工作认真负责，惩办邪恶，得罪了当时伪县长黄贰叙，伪［副］县长（日本人）甲斐政治。指使伪警务科警务股（日本人）富永逮捕了我，罪名反满抗日，同时入狱的有刘汝沢、王永惠、刘宗武、石敬敏、陈沛天、于泉馨，后来经同志们的营救，住了四十九天冤狱。（1938年7月15日到9月2日）在冤狱期间鞭笞多次，凉水三次。出狱时遍体鳞伤。营救时的费用三百多元。出狱后的医药费一百多元。在押期间停发工资六十多元，伙食费三十多元。综合当时的钱为五百元左右，以五百元为基数。按民间最低利率、年息为20%，折算到今天，五十四年，每年复利结算一次，折合为人民币八百三十八万五千一百四十三元二角二分（838,5143.22）这笔钱如能索回，偿付时扣除活动期间支付的费用外，其余全部交给国家。这个折算方法供参考。
　　接您复信后，我在吉林市老同志间进行活动，如离休的市委书记江单、杨桂才、王承芳、政委［副］主任邓静、劳动局［副］局长张贵德、公安局长吕天、教育学院教授马坤等同志，这些人中有的愿意作发起人，有的表示赞同。只是有几个问题，尚不够明了，因此暂未进行签名，需要明确的问题是：
　　1、民间受害赔偿的范围怎样划分？
　　例如经济损失被日本军国主义占领时期掠夺的财产资源、毁坏的森林、开拓团侵占的土地等。这些东西不明确，我们不好向老百姓作交代。
　　2、您的估值损失1,800亿美元，怎样算出的？
　　3、活动经费来源，怎样解决的？
　　4、您是否已进行成立索赔组织？
　　向什么部门申请？反应如何？
　　当我收到您的复信后，我与上列同志进行联系时，他们主张向民政部门进行登记立案，我市民政局社会团体管理处，不敢表态，认为上边无精神，事涉外事，他们正在研究，同时他们给我一份1989年10月25日国务院会第43号《社会团体登记条例》供参考。
　　我认为不成立个民间索赔组织，对各地区和外省市不为开展联系，我的老战友，在外地为多，我准备进行联系，有些问题不明确，不为讲话。
　　在我开展联系工作时，在市委遇到一位同志持反对意见，他说“你们瞎扯，日本不会给你赔偿这笔损失的，他还举出二次大战期间，香港中国某公司出租给日本一条货轮，战争中被损失。当时有签订租用合同，战后索赔，日本方面放赖，后来中国某公司向日本法院起诉，结果以民事判决，认为在时间上已经失效。”这位同志说“日本人一贯放赖”。他给我的工作泼了冷水，这一点我不介意。他又说“估计的1800亿美元就是包括战争损失。”当然他的说法，也无根据，只是在客观上还存在这样一种思潮。
　　因此战争赔偿与民间受害赔偿的划分界限是十分必要的。
　　童增同志，请您告诉我，各省市开展这项活动的有多少？进展情况如何？
　　我从文摘旬刊5月21日第411期转载（《青年参考》5.8）《读卖新闻》“谈中国对日民间索赔问题”文中提及，“今年三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安徽省江西和贵州的代表，分别提了总额为1,800亿美元的民间对日索赔议案。”童增的目标是达到一亿人签名，目前正在酝酿登记成立中国民间对日受害索赔的组织。
　　请您把读卖新闻报道的情节告诉我，您是怎样进行的？人大常委会秘书处对三省的代表提出议案怎样处理的？您在北京是个有利条件，请探问一下，进展情况。
　　当然我们既要开展索赔工作，又要照顾到今天的中日友好活动，请您把您的活动情况和工作进度告知我。
　　敬待回音。
敬礼

吉林市离休干部
中共党员　冯德馨
1992年6月20日
写于吉林市丰满区江南大街
32-1-7号
电话　46523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