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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件为高熊飞分别寄给江泽民、李鹏的信件的影印件，同时附去寄日本驻华大使馆的索赔信

挂号号码为：浙江杭州96段，125#（江）
126#（李）

　　此信件同样至今未收回复函。

高熊飞
1992.12.31
详见另外所附收据影印件

此件供国内传阅，切勿传日方！！！
您好！
我是中国公民，高熊飞，男，53岁，副教授，《九•三》学社成员。
我在昨天（1992年10月20日）给日本国驻华大使桥本恕先生寄去一封信（浙江杭州96所，挂号号码0069号），内容是向日本政府提出，为了中日友谊而要求民间索赔的事，为了使中央领导同志在外事活动中能做到“知己知彼”，我有义务，把这件事告诉中央有关领导，以利促进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所以今把我所寄出的信件，全部附上，以供中央领导参考。
我寄索赔信的目的之一，是要把这信作为一块试金石，悼念一下，日本政府对待中国政府的态度和中国百姓的态度，特别是日本政府对待今天中国民间索赔的态度。
我们中国政府在与日本政府打交道时，吃亏的事太多了！其主要原因，我认为就是当时的中国政府“不知己，也不知彼。”而日本方面，则是“既知己，又知彼。”
我下面介绍一件不为人们所知的事情，以供外事活动中参考。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日本政府向盟军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按照“波茨坦公告”，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日本政府没有办法，只得归还当时的中国政府。
由于侵华日军在侵华时实行的是“死一日本人，一百中国人抵命，伤一日本人，五十中国人偿命。”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政府中，高层人士深知中国人民的民愤极大，他们非常担心的是，中国民军会对日军和日本侨民实行报复，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地实行“变无条件投降为有条件投降”的策略。
1945年9月中旬，日本外务省通知南京政府派员去台湾接受日本驻台湾第十方面军司令长官，兼台湾总督安藤利吉的投降和交接手续。当时的南京政府，许多大员还远在重庆，急急忙忙之中，蒋介石派出韦道明先生，并通知日本方面，但日本政府提出种种理由加以拒绝，要求南京政府另派人选，蒋介石不得已，又先后派出两名人员，同样均被日本外务省以种种理由，缓言拒绝，当时美国第七舰队有一部分军队已在太平洋海战中占领了台湾的部分沿海城市和港口要塞，美国为了腾出手来处理日本本土的许多问题，急于把驻扎在台湾的美军撤出，于是也催促蒋介石速派人员去台湾接收，并接受日本投降。
蒋介石在无奈之中，就要外交部通知日方，请日方提出中国赴台接收官员名单，这事正中日本下怀，日本外务省就提出了当时在重庆的国民党军政部部长陈仪，为中国政府赴台接收官员并接受日本投降。蒋介石也不知日方葫芦里卖什么药，在无可奈何之中，同意派陈仪去，并命令当时驻扎在福建的国民党七十军和驻扎在广东的国民党九十军，分别从福州、厦门和汕头出发随同陈仪去台湾接收。陈仪临行前，蒋面告派陈经过，要陈搞清日方为何要指派陈仪的原因。
我父亲当时在福建给国民党七十军军长陈孔达将军家当家庭教师，教授其子女的英语、日语、中文等课程。由于陈仪向陈孔达急要一名既懂英语又懂日语的翻译。（当时台湾既有日军，又有美军，有时是接受驻地日军移交，有时是从美军手中办理移交，有时又是在同一地方既向日军，又向美军同时办理各种手续），陈孔达将军就把陈仪要求告我父亲，推荐我父给陈仪当了半年翻译兼秘书。
我父于1945年10月中旬，随同陈仪乘坐美国军七舰队炮艇赴台，一直在陈仪身边参加了日本驻台总督安藤利吉的交接全过程和投降仪式。
安藤利吉与原日军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是同学，（陆军大学），在太平洋海战中，日军伤亡惨重，日军惧怕美军进攻日本本土后，大量伤害伤员，把日本大部分伤员均安排在台湾养伤，有近二十万伤员。还有许多日本侨民旅居台湾。
由于当时中国政府不了解台湾实情，又不了解日军情况，在接受日军的投降过程中，做了不少吃大亏、上当受骗的事情。
例如台湾基隆港的海岸要塞，七十军派一连人前往接收后，很高兴，抚摸着这些从未见过的，可以升降的内径达20公分的海岸炮，（这些海岸炮当时击沉了好几艘美国军第七舰队的军舰），一直到1947年2月，才发现海岸大炮的炮栓是没有的，而且当时的中国自己又不能制造，（炮栓有一吨多重）日久生锈，海岸大炮不久就成为一堆废铁，据说日军早在中国军队前往接收时，把炮栓拆下，丢在海里了。
又如许多日军的侵华罪证，重要档案，也在一个夜晚被不明不白的一场大火全部焚毁了。
按照协议，中国政府协助日军及日本侨民安全撤离台湾，对一些日军要员，还由中国政府提供飞机安全地护送回日本……，后来才知悉，这是一个沉重的包袱。
安藤利吉离开台湾总督府，由陈仪派专机护送上海，临行前，陈仪设家宴宴请安藤，席间陈仪追问日本政府何意要陈赴台时，安藤笑曰：“你（陈仪）与我是日本陆军大学的同学，（陈仪曾留学日本陆军大学），我们同学友情总有吧！你夫人（指陈仪夫人）是我夫人的表妹，我们是有亲缘关系的，你来台湾，是我最佳的人选，我们不是合作的很好吗？！”陈仪这时才恍然大悟，一切都中了日本方面的圈套，但为时已晚矣。
事后，陈对我父说：“这一切都不能传出去，否则蒋介石是难饶我的过错的。”1947年陈仪主动引咎辞去台湾省主席职务。
从抗日战争胜利至今已四十七年了！中国政府还没有作出决定对在抗日战争中百姓所受到的伤害做调查，现在许多知情人正因年迈而与世长逝，许多罪证已经销毁和消失，再不抓紧时间清理，是对中国人民的犯罪行为！对抗日战争中的无辜受害者，政府没有给予任何的抚恤和关怀，全国人大中没有这些人的仪表，这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国内、省内情况不明，日方欠我们多少债都不清楚，就不要日本政府赔偿是荒谬的。在国外，战争结束，国家主动的对受到伤害的百姓进行调查，给出证明，予以照顾和安排抚恤，（例如日本广岛长崎的原子弹受害者）四十七年过去了，我们国家无人关怀，不给任何证明，今天我们主动向政府提出，奇怪的是政府工作人员反而向我们要证明，请问：我们这些受伤者难道去向日本侵略者要证明吗？！真是天大的怪事。
由于我国没有一本系统的抗日战争历史的教材，以致许多年轻人今天大多不知抗日战争的许多事情，有个别的政府工作人员，还误认为我国还侵略了日本，说什么：“过去你侵略我，我侵略你，已经过去几十年了，还谈这事（指索赔）干什么？！现在是中日友好！”他们根本不懂中日友好是双方的事，决不以单方面意愿为转移，只有搞好了民间对日索赔，中日友好关系才能发展巩固。
一个国家仅对受害百姓的民间索赔不加限制是不够的，一定要积极行动起来，大力协助，提供各种资料和证明，努力把民间索赔的事负起政府的应有责任来，才是上策。
通讯地址：“310012　浙江杭州市文一路翠苑新屯四区三栋一单元405#”

高熊飞敬上（人名章）
1992.10.21

童增教授：
您好！
您12月13日寄来的复信①（影印件）已收到，同时寄来的刊登在香港《华侨日报》1992.7.20日的“日寇夺去了我的手！”稿件的影印件亦已收到，谢谢您在百忙中对我的关心。
您所从事的国际性研究，是崇高的事业，您所做的事情是为中华民族炎黄子孙后代造福，我完全支持您的研究工作，我也有志在这方面做些工作。
我于今年十月二十日，给日本驻华大使馆桥本恕大使寄去了索赔信，（挂号号码为：浙江杭州96段69#），正值天皇访华前夕，向日本政府及天皇本人提出了索赔要求，此信，现在已在日本驻华使馆，（详见我同学周星初研究员的11月25日复信影印件），但日本方面至今未回信，实为很不礼貌的举动，我思想上是早有准备的，我同时在10月21日分别给江泽民总书记及李鹏总理也寄去了一信，叙述了为何要寄索赔信的理由及其他方面的事，随信还附去了给日本驻华大使的信，（给江泽民的信为：浙江杭州96段125#、李鹏的信为：126#）
今将寄江泽民、李鹏的信影印寄你们研究，同时也将索赔信影印件全部寄你们保存留底，以备后用。
江泽民及李鹏他们均未给我回信。
今天，另外寄上一份六页材料，这是未寄日本的材料，供国内有关人士参考（也未寄江、李），这是一些日寇无法抵赖的历史旁证材料，其中有我母亲邵铸华在1943年11月手被炸后，出院的当晚，用仅剩的左手写的文章《悼郑侃先生》，刊登在当时福建南平市出版的《东南日报》上，时间为11月22日，文章中叙述了，被炸时间、地点、伤残情况、治疗经过。另一篇是道今先生所写的《长路短书》。道今为王遂今，是我父亲高文达的高中同学，当时从南平去重庆，路过永安，来医院看我们母子，王道今先生至今健在，他还写了一篇证明，均附在后面。
我们母子的致残事实是很清楚，依据确实的。我们1976年为自己致残一事进行调查，而其去了永安，寻找证人及救命恩人，十多年来碰到不少钉子及困难，老一辈人都非常同情我们，而年轻人及大多不能理解，特别遗憾的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当找到证人时，大多已作古或无材料，或种种原因，不愿作证！！
我们浙江，地处沿海，抗战时遭受日寇侵害特别严重，而有关部门借口没有红头文件而不调查研究，许多受遭百姓至今还不知有民间索赔一事，所以我非常同意“民间索赔，刻不容缓”，否则许多证人都作古了，到哪去收集资料及找证人。
另有一事，是要研究“今日的日本政府”，他们所采取的是何种策略，来对付我们中国及二战中的受难者，只有知己知彼，才能取得索赔的成功。
日本政府，我看目前采取的是拖延战术，时间越久，赔偿越少，或者抵赖不赔。
再一方面更为了对付日本政府的拖延战术，我们要指出索赔的事，将来要计算利息，时间拖延越久，赔偿金额越大，看日本政府采取什么态度。
最有一定要联合国内外、海内外的华人，炎黄子孙后代，一起行动起来，在国际上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
要针锋相对日本的策略。
最后，我要表示非常感谢《华侨日报》能刊登我的文稿，其中有两处地方有误，以后若再有转刊时，望能改过来，以利日后索赔。
我家电话为：（0571）881741，望能继续保持联系，必要时可与周星初联系，他处也有我的索赔信的影印件。
但寄江、李信没有复印寄周。
周的通讯地址为：“100080，北京中关村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周星初研究员”，电话为单位电话：2545533-2213。
最后再次让我代表我们全家，向您并通过您向有关为索赔而工作的同志，表示真诚的谢意，并请向“华侨日报”的编辑、记者等有关同志表示深切的谢意。
顺祝
新的一年里
索赔工作进展顺利

高熊飞敬上
1992.12.31草于杭州

上次寄材料为：92年6月9日
挂号号码为：浙江杭州96段0434#
回信地址：“310012，杭州市文一路翠苑新屯四区三栋一单元405#高熊飞”
Tel：（0571）881741#

日本国驻华大使：
桥本恕先生：
您好！
我是高熊飞，男，53岁，中国公民，副教授。
值此贵国明仁天皇陛下与皇后陛下首次访华之际，我是一位普通的公民，表示欢迎。我期望着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会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为了加强两国间的友谊，中日上方必须从实际出发，切实解决好由于过去日本政府发动的侵华战争而遗留下来的许多实际问题。这些不愉快的事件是无法回避的，如果不解决，将长期留在我们这些无辜受害者的脑海里，而且将一代一代的影响下去，是不利于中日友好事业的，也不利于对日本政府和天皇的看法。
为此，我把我家近五十年来与过去日本政府有关的一个问题提出来，相信天皇、皇后陛下及今天的日本政府一定会给予答复。我相信您——大使先生一定会及时把我的信件及有关材料转递给明仁天皇、皇后陛下，及日本政府。
我家全体成员衷心欢迎您——桥本恕大使及夫人在方便的时候，前来我家看看。
敬请大使先生在30天（壹月）内复函。
我的通讯地址是：“310012，浙江省杭州市文一路翠苑新屯四区三幢一单元405室。”
祝愿天皇陛下、皇后陛下访华成功。
顺祝大使先生
全家幸福、安康！

中国公民，残疾人
高熊飞（人名章）
一九九二年十月十八日
于杭州翠苑新屯四区三栋1-405#。

这本材料为高熊飞于1992年10月20挂号邮寄日本大使馆的索赔信。
挂号号码为：浙江杭州96所0069#（后面有收据影印件）
日本大使馆于92年11月5日收到，但至今未给我答复。

高熊飞
92.12.31

日本国明仁天皇陛下、美智子皇后陛下：
日本国政府：
值此天皇陛下与皇后陛下访问我国之时，我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百姓，表示热烈的欢迎，欢迎今后能真诚对待我中华民族的友好使者。
中日邦交正常化已经二十年了，我殷切希望中日两国人民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祝愿两国共同繁荣昌盛，为世界和平作出更大的贡献。
我是高熊飞，男，现年53岁，副教授，民主党派《九•三》学社成员。
六十一年前的日本政府，发动了罪恶的侵华战争，我的祖国和人民深受其害，伤亡惨重，我家也遭难。我们母子失去右臂致残已四十九年了，我亲舅舅惨遭日军枪杀已五十四年了，我们家房屋被日军焚毁也已四十九年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也二十年了，但无人过问同门的苦难，为了今后中日两国人民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我们认为，我们还是应把这件事情告诉天皇和皇后陛下及日本国政府和日本人民。
一、逃难简单经过
我母亲邵铸华，现年82岁，自从1930年开始，在浙江省湖州市湖州福音医院工作，曾任护士长，医院夜班总护士等职，五十多年前，由于当时的日本政府发动了罪恶滔天的侵华战争，被逼于1937年10月前后，开始逃难。当时，地上是日本陆军的堵截、追杀；天上是日本空军的狂轰滥炸，逃难大众忍受着难以形容的痛苦，不少逃难的平民百姓就是在逃难途中被日军炸死、炸伤。我们家也随着大家逃难，逃逃停停，停停逃逃，前后历时七年，辗转浙、皖、豫、鄂、湘、赣、闽七省，途径广德、宣城、芜湖、安庆、六安、霍丘、李家卫、汉口、长沙、义乌、南昌、义乌、金华、上饶、龙泉、［橘］洲、江山、十二都、二十八都、仙霞岭、浦城、建阳、建瓯、南平、沙县、行程七千公里，历尽人间苦难，于一九四三年春，到达当时的福建省临时省府——永安城。
二、我家居住地点：
当时，我家住永安城内，东门，中山纪念堂附近的东门街南侧，从家到中山堂约200米左右的一户房东家，大门朝北，从大街边走上七八个石台阶才到大门，一进大门是天井，天井正对的是厅堂，两侧是厢房，我家住东厢房。大门口有一卖粽子及甜芋艿的摊位，房屋后就是约二层楼高的小山丘，山上有防空洞，并数有一木杆，上可挂红色灯笼，表示警报。
三、母子致残经过
一九四三年初冬，十一月四日星期四，永安天晴，中午13:00左右时分，日军违反国际公法，对手无寸铁的永安百姓大肆轰炸。十六架飞机，分成两批（每批八架），投下杀伤弹、燃烧弹，约两百余枚，永安城瞬间一片火海。我母亲抱着我躲在家中的桌子底下，有一枚炸弹投在天井附近，不幸同时被炸去右臂，后经邻居相救。福建省立医院救死扶伤，均被截肢，救回两条性命，我们母子从此残疾了。
遭此灾难，我母亲自此失去了再回医院工作的机会，艰苦地以一只胳膊顽强与地生活拼搏，并养育着我们兄弟姐妹数人。我也只能以一只左手开始生活、学习、求职、组建家庭等等，四十九年来，我们母子都遭受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精神伤害和各种困苦。
四、舅舅被日军枪杀。
在我外婆家，江苏省宜兴城南门外，唯一的亲舅舅邵浩然（1908年生）也是惨遭日军杀害而死的（详见所附证明），我外祖母刘婉青为了子女的死伤而痛不欲生，不幸于1946年5月初，在见到我们母子之后一月，即与世长逝，我外祖父邵友仁，也同样为中年丧子，女儿、外孙子遭灾而悲愤交加，含冤而逝，外婆家就是这样家破人亡的。
五、老家房屋被焚毁
我老家在浙江省余杭县临平镇塘湾村，我的太祖父高世田是清朝的官员，因兴修水利，建修海塘有功，皇上赏了一批银子，在本世纪初花费了十几万两银子，在村里建造了唯一的一座花园式住宅——走马楼。它是一座约3000多平方米的砖木雕花结构的二层楼住宅，内有花园、假山等，也遭日军黑泽部队焚毁（详见所附证明）。我祖母李囡囡（海宁市许村庄湾村李家塘人）为此积忧成疾。当时全家十余口人无处居住，只得暂借同村南埭上俞金法、俞黄毛、俞惠惠（已故）三家空房安身。房屋被焚毁后不到一年，祖母为此病故，她临终前要求子女把她抬到被日军焚毁的废墟上，望着苍天，哭泣地告诫子孙后代永世不忘日军的暴行。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上无片瓦的废墟上，我奶奶含着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仇恨而默默地离开了人间，死时年仅49岁。后来部分废墟由我祖父高省三在1948年夏秋建造了简易房屋，留下的废墟一部分在1950年土地改革时分给了我父亲，一直到现在，因我们无能力再重新在废墟上建造而空着。（详见所附照片）。
六、其他的财产损失
由于日军的轰炸的逼近，迫使我父母前后多次抛弃了辛苦筹建起来的家，计有湖州福音医院的家、汉口红十字会的家、南昌卫生事务所的家、金华福音医院的家、上饶河口军政部第六重伤医院的家、龙泉卫生院的家，日军还炸毁了我们在［橘］洲市长竿街5#的家，除此之外，日军还在1943年11月的对永安大轰炸中，炸毁了我父亲经营了多年的福建永安改进出版社的印刷厂。厂房全部被焚毁，机器设备也全成废铁一堆。
七、我们的要求
我们母子遭日机轰炸而致残；我舅舅邵浩然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下；我家住宅也遭日军焚毁；许多家庭财产被逼抛弃和遭轰炸而破坏；许多老人精神上遭受伤害而早逝。为了伸张正义，为了维护最起码的人权，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为了教育今天的日本青少年，认识六十多年前的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也为了维护庄严的国际公法，更为了中日两国政府和人民能从根本上做到千秋万代的友好下去，必须处理好历史遗留下来的不愉快事件。为此，我们全家研究再三，决定以极其慎重的态度，向您明仁天皇陛下和日本政府提出如下要求：
（一）日本政府必须登报并派人向我家公开谢罪，特别要安慰我家至今还健在，但已近风烛残年的八十二高龄的邵铸华女士。
（二）对我家在精神、肉体和物质三方面所受到的伤害，赔偿一定的金额，以表认罪诚意，并负担我和家人及有关人员为办理此事的国内和国际上的一切费用。
（三）鉴于上述事实和正当、合理的要求，请日本政府研究一下之后，在壹个月内给我家一个具体的答复。
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同年9月2日，日本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公民有权按照国际公法索要战争赔偿。如果日本政府无视我们的起码要求，我们将一直为此而奋斗下去。我们坚信，时代在进步，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民都将支持我们的合理要求，我们的要求依礼依法，总有一天会得到公正的解决。
八、通讯地址
“中国，310012，浙江省杭州市文一路翠苑新村四区三幢一单元405室。”
中国政府已对明仁天皇陛下和美智子皇后陛下作了许多友好的宣传和报导，我们期待着天皇和皇后陛下能在百忙之中，关心一下一户中国公民的疾苦和正当合理的要求。
欢迎日本国政府派人前来我家实地看看。
顺祝天皇，皇后陛下
访华［圆］满成功！

中国公民，残疾人
高熊飞（人名章）
一九九二年十月十八日于杭州

随信附下列材料：
一、副教授资格证书壹份；
二、徐立德审判员证明壹份；
三、宜兴市宜城镇碓坊村证明壹份；
四、余杭县临平镇圹湾村有关证明壹份；
五、何永德少将证明壹份；
六、潘修齐宣传处长证明壹份；
七、浙江大学叶关荣教授证明壹份；
八、周文翰校长证明壹份；
九、刘仁义医师，赵恩生院长证明壹份；
十、历史资料《永安浩劫》壹份；
十一、母子残疾照片四张，被焚毁房屋部分废墟照片壹张。

邵浩然在日军侵华时被杀害的情况

　　邵浩然与我为姑舅兄弟，祖居为江苏省宜兴县南门外朱圩头（音）（现为宜兴市铜峰乡碓芳村）一向与我父邵友仁，母刘氏共同生活，信奉耶稣教，系诚虔信徒，一九三七年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同年十月宜兴沦陷，我舅父、母暨表兄邵浩然，一则因家境清寒，再则因舅父一目自幼失明，另一目视力低下，几若盲人，身体又弱，无法去他乡避难，只能困居家中，一九三八年二、三月左右，由于误认为时局已趋安定，拟请原宜兴耶稣教堂牧师回城传教，才只身步行去宜兴张渚镇（当时牧师在该地避难），途径南门外新街时，被驻地碉堡内日军击毙，后又用刺刀乱戳，时隔半月余，家中始闻噩耗，舅母前往收尸，其状实惨不忍睹，被杀时年仅二十九岁。

证明人　徐立德（人名章）
一九九二年七月

徐立德，曾任江苏溧阳吴江高邮等地方法院推事、检察官，后任苏南人民法院松江分院审判员，华东军区转业干部连成中学教务处长等职，现为本校教务主任现年已过古稀，其证明足资可信。

92年7月
无锡市工人文化宫职工业余学校（章）

证明

　　据我村老年人回忆，我村历史上确有邵友仁其人，与妻刘氏相继于解放前几年去世，生子邵浩然，女，邵铸华，后立祠一子，邵锦海，邵锦海已亡故，现有二子邵宪民，邵洪民系我村农户，一家人信奉耶稣教。
邵铸华成年后，约在1925年外出读书，并成家。极少回老家，现居杭州。
邵浩然是邵铸华之兄。1937年10月，宜兴被日军占领，第二年上半年邵浩然到张渚镇去请牧师回宜城传教，步行高新街镇（宜兴小镇）被驻地日军击毙，当时年龄不足30岁，据目睹者说，收尸时，尸身上有刺刀洞好几个。
据老年人回忆，邵铸华，在解放前（约46年）带儿子高熊飞曾回过宜兴一趟，见她缺右臂，其子缺右臂，据她说是于1943年逃难日军至福建时，遭日机轰炸炸去的。
邵浩然、邵铸华兄妹都遭受了日军侵华的迫害。

江苏宜兴宜城镇碓坊村（村委章）
村长　吴建华
1992.9.21

证明

　　一九四三年清明后，某日下午二时左右，驻海宁孙石桥的一支日军部队——黑泽部队经过我村；由于平时日军对中国百姓实行《三光》政策。百姓闻风而逃。烧杀成性的日军到村里，见村里空无一人，就放火焚烧民宅多处，把高省三（已故）等的房屋全部浇上汽油焚烧，火焰猛烈冲天，方圆十多里地方的人多可看见。所以，大家悉知。高省三家的房屋是全村最好最大的住宅，分东西二只大厅，每只厅有四个出面，四面可以走通的二层砖木雕花结构的中式楼房，中间还有假山石矿花园等，按中国本地人的叫法，称为走马楼。二只厅总面积约为叁仟平方米。
我《许祖南》，男，年龄63岁，当时正躲在西边的田野里，亲眼看见日军的暴行。
高省三全部房屋被日军烧毁后，及寄居同村南埭上俞金法、俞黄毛、俞惠惠（已故）等家中。直至1948年，高省三又在废墟上重建部分简易房屋为止。
一九四六年初夏，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高省三的儿子高文达一家从外地逃难返回老家，见其儿媳妇邵铸华及长孙高熊飞两人有两只右臂均被截肢，证实了事先传来的信息，所述一家在一九四三年冬在福建永安遭遇日机轰炸而致残遭难的事实。
上述情况均系属实，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人人皆知，高省三一家深受日寇侵华战争的苦难，日本政府依理依法应给予赔偿一切损失。

证明人　许祖南（人名章）
房东　俞金发（人名章）
村长　俞连根（人名章）
党书记　沈洪宝（人名章）

村管会
情况事实
塘湾村
余杭县临平镇塘湾村民委员会（村委章）
九二年十月八日

证明

　　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十一月，日机轰炸我福建省战时省会永安县城，投下大量烧夷弹和杀伤性极强强轻磅炸弹，致全程顿成一片火海，房屋尽成灰烬，无辜平民死伤达七八千人，损失惨重！我当时任福建省政府秘书兼代省动员委员会书记长（刚任官）。职员中有主编《福建动员》月刊之高文达君，与妻邵铸华及年方五岁之男孩高熊飞，均旅居永安。敌机滥炸时弹片横飞，不幸母子二人右臂均被炸断。经邻舍抢救，送省立医院由车院长急救后始幸免于难。其间我还前去慰问了他妈呢，并面致银币五元。
我次年出任福建漳浦县县长，曾于1945年夏与厦门流窜闽南沿海之日军德本光信部队作战，因而胜利后荣获国民政府颁给胜利勋章。旋任闽、浙、赣边之衡州俀靖为军少将参议。1949年出任浙江江山县长，解放后被留用，至1975年六十三岁时离休，今已八十虚度。
本人系中国国民党军令委员会成员，属省委会直属第二支部。住杭州市湧金新村#52。

证明人　何永德（人名章）
1992.5.24

何永德同志属支部成员，经查，任职情况属实。
民革浙江省，该同志提供告人历史，特此证明。
民革浙江省委
92.5.25

证明

　　抗日战争期间的一九四三年一月至一九四四年五月，我在福建永安（战时省会）福建省劳军委员会任会计，兼福建省动员委员会会计，当时两会合署办公，主管人系福建省政府秘书何永德，现系离休干部，住浙江省杭州市湧金新村第52号。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日本飞机大肆轰炸永安时，省动员会成员高文达之妻邵铸华及其抱在怀中的五岁男孩高熊飞，母子二人的右臂均被炸断，经医院治疗未愈，经成残疾。
上述事实，特予证明。

证明人：民革南京市委员会机关干部（已退休）
潘修齐亲笔
一九九二年六月三日
住址：南京市瑞金新村49幢505室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南京市委员会（章）

　　潘修齐同志系我会退休干部，原任宣传处长，解放前曾在福建省劳军委员会任会计等工作，提供情况可信。

1992.6.3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南京市委员会（章）

证明

　　一九五一年，我就读于杭州树范中学初中一年级，高熊飞同志即为同班同学。起初，与全班同学一样，对高熊飞同志的残疾不甚了解，后从徐哲川、徐子行等老师处得知其致残是由于日本飞机轰炸造成时，深表同情，在生活上大家都帮助吧。
不久，学校举行“控诉美帝国主义侵略暴行大会”，学校介绍了高熊飞母子遭受日本侵华迫害的事实，高熊飞同志也在会上详细叙述了致残事实与经过。高熊飞母子是在福建永安于一九四三年被日本飞机投弹轰炸致残的。日本政府理应依照国际法予以赔偿。
本人为浙江大学光科系教授，浙江省劳动模范，国家级有实出贡献专家。

证明人　叶关荣（人名章）
92年9月30日

电话　524724

证明

　　高熊飞同志于一九五〇年九月至一九五六年七月在杭州市树范中学（现为杭州第九中学）读书，一九五三年春天，高熊飞同志向学校团总支提出入团申请，我是当时学校团总支书记，曾对高熊飞同志的家庭状况及其个人经历进行了全面的审查，根据当时了解的材料证实，高熊飞同志的右臂确系在一九四三年年底于福建永安被日寇飞机投弹炸掉，特此证明。我个人现在在杭州市拱墅区教师进修学校工作，担任校长职务。我的地址在杭州市德胜路1号，电话为885683。邮编为310014。

杭州市拱墅区教师进修学校　周文翰（人名章）
一九九二.五.二十五

　　周文翰同志系我校校长，中学高级教师，该同志上述所讲情况完全属实。
1992.6.10
杭州市拱墅区教师进修学校
校址：德胜路1号　　　　电话：885683

证明

　　兹有邵铸华女士系1930年-1937年在浙江吴兴县湖州福音医院担任护士长，当时我是该院医师，抗日战争开始湖州福音医院因战局关系即行解散在抗战胜利以后，在杭州遇到邵铸华女士时发现右臂炸伤并已截肢，经我朋友告我他亦在被炸时在永安，确实在1943年底福建永安被日机所轰炸，而邵铸华女士及其子高熊飞同时被炸伤右臂。
特此
证明

刘仁义（人名章）
（从医五十余年）
住杭州建国中路锅子弄34号
1992年7月
赵恩生（人名章）
浙江省肿瘤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教授
家住杭州市清泰小区清荷苑8幢第一单元401号

此件选自1943年11月6日《东南日报》南平版第三版
日本军国主义永远无法抵赖的历史证据

此六页材料未寄日本政府，暂仅供国内有关人员参考，做到心中有底！

这是寄日本大使馆大使的索赔信收据影印件

邵铸华为高熊飞母亲，后有母亲手被炸后所写文章作为历史证据之一
此为寄江泽民总书记信件的收据的影印件

高文达为高熊飞父亲后面两页历史证据都提到了。
此为寄李鹏总理信件的收据的影印件

历史证据之一
历史证据之二
前后材料选自本报，此为影印件

历史证据之一

悼郑侃先生
一个数去了右臂的人写的　　　邵铸华（高熊飞母亲）

　　在本月四日敌机狂炸永安的时候，我和我那六岁的大孩子（指高熊飞）都给炸掉了右手。经过锯臂的手术之后（这里有被炸时间，地点，都炸去右手的叙述及治疗经过），第二天我们的神志都清醒了，从到医院来望我们的友人口里，我得知郑侃先生也给炸中了，而且已经不及医治就死去了。
我除了无限的沉痛之外，只能用剩下的左手来写这篇文章。
记得郑先生第一次到我们家里（也就是我们第一次认识他）是在今年三月间。那天文达邀了他和另一位董先生到我家里来，恰好我们已经吃过中饭，我问他们要不要再弄饭吃，他们回说：是来喝酒谈天的，不必弄饭，这样文达（为高熊飞父亲）就跟董先生喝起酒来。他呢，不喝酒，却不断地抽着烟，三个人的谈话都很远，从写实主职、Dis Ting An Sooh、剩余价值，一直谈到行政三联制，贝多芬、拉斐尔。他口角上老是挂着微笑，脑袋给烟雾笼住了，很沉着地谈论这个、那个，谈到最后，他对其它三个人说：「我是英国的绅士，你们是俄国的文人，哈……」
从此他就成为那间土屋里的唯一的西装革履的客人。他来时总是很有礼貌地问这个好，那个好的；对孩子们尤其亲热，使住在那阴沉的土屋里的人们增添不少温暖。
后来，文达到南平去了，我们弄得穷上加病。他常常来看我们，送钱给我们，照顾我们，一直到最近都是如此。
现在，他不幸遇了难，我自己已经残废了，但是失去这样的一份友情，比失去我自己的膀子更使我痛心。因为在这世上真正的友情是一场难得的，我们在颠沛流离中才获得了，不久马上又失去了。此后使我们在荒凉的人生旅途中，将要愈加感到寂寞了。
历史证据之二

长路短书
遂今（即王遂今，后由证明一件）

　　××：
那天车站别后，也许你们起的太早，很感疲倦吧！这最后一瞥，一时非常难受。车过水南，欲望江那边的报社，但雾太大，惟见水光树影而已！
在公路上，欲找覆车案常常发生的原因，未始无疵可求；但多半是原始的错误。如同坡度陡，弯角小，桥梁摆等等，充分证明筑路的工程师不甚高明。目前的错误，也许在养路不力吧！不过公路车，倒是开得又快又稳的。
永安炸得并不利害，烧得却太利害了，站在市中心，东西南北几乎都可直望到底。起火之处，只有三个，却能延烧十数条街。防护团只担了一项责任，就是不让住民跑回家去抢救财物，以免危险。但财物除烧去外，被人抢出的倒也不少。
永安的城里没有什么可玩了。力行带我去乡下走，倒是极饶风趣的，很有几条宜于散步的乡村小道，新的简单的建筑物，错落林间。当我们到省立医院（就医医院及地点）去看文达（即高文达为高熊飞父亲）太太（指邵铸华）的伤势的时候，在一侧清净的渡口，一只西湖「划子」式的渡船渡我们过去，那儿水平林密，山青秀丽，颇似绍玉的东湖一角，令人留恋！
雨夜一天，几乎每一分钟属于自己的，全为他们（行、齐、达……）占去了。但友情在孤旅中更能感到他的温暖，你这次要是和我同来玩玩，一定非常快活。
永安的文化工作同志，似乎都非常活泼而亲密的，我见过他们中的十数人，印象都是如此。
老蔡和老高今夜又住在我房间里，十一点了，老杨还在谈话，催他，他不走，才写这信。信写好了，感到有点疲倦了。祝安！

弟遂今
十一、十五夜十一点

证明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四日，日本侵略者空袭福建战时省会永安，我的一位在永安工作的老同学高文达妻儿都被炸成重伤，这是我所亲见的。
在这次空袭后的十一月十四日，我从南平动身到重庆去，路过永安，住了两夜，亲见永安被炸惨状，又由友人蔡力行陪同，前往已迁在乡下的福建省立医院，探望正在该院急救的高文达夫人邵铸华和儿子高熊飞，见他俩虽已脱离危险，但母子的右手因已炸断而被截肢，永远失去了！我在去重庆途中，曾为《东南日报》副刊写了《长路短书》二十余篇，第一篇从永安寄发的就发表于十一月二十二的报上，内容就清楚地记载了永安被日机轰炸被夷为平地和高文达夫人被炸重伤的事（见附件），可以证明。
本人现年七十四岁，曾任重庆中央日报编辑，南平、上海、杭州《东南日报》资料室主任和驻南京特派员，民主同盟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现任浙江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特邀委员。职称：副研究员。

王遂今（人名章）
1992年12月2日
家住杭州里塘巷21号
电话：（0571）725162

情况属实
1992.12.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文史编辑部（章）

熊飞兄：
你好！等急了吧？
接信后，我就直接与日本驻华使馆联系，可是使馆的电话很忙，很难打通，好不容易与大使秘书联系上，结果这个秘书石川先生马上就要离任回国，而且他也不知是否收到你的信。我要求他查一查，他说他们的信很多，不好查，而且一般都不回信，后来无奈，他只好介绍我找政治部林先生给查一查，这就过了一个星期。与林先生联系上后，他要我过一个星期再问，以便他查信。今天我再次打电话给我，他承认11月5日收到了你的来信。我问他，他们如何处理该信，他说一般都不回信。我再次提请他把信转给大使，给以处理。他表示要研究一下，我问他何时可以研究完，可以告诉我研究结果，他说不知道，我一定要他告诉我研究大概要花多少时间，他始终说不出来。看来这是一场很难的马拉松式的“研究”。为了免你着急，故先写此信告诉你，我将不时用电话催向他们的回答，但电话很难接通，找到人就更难。
我家还未装电话，办公室的电话由受总机限制，所以打电话也很不方便。但我一定会尽力协助你。关于北京市民的索赔，我实在不很清楚，以后当留心之，不过据使馆的石川秘书在电话中透露，向使馆递送的索赔信还不少。
给我的信可寄至力学所，办公室的电话是：2545533-2213，一般情况我每天上午在所内。
有了消息我会及时转告。
祝
好

周星初
92.11.25

　　周为我复旦大学数学系同学，现为《高熊飞民间对日受害索赔小组》成员之一，是北京主要成员，我的寄日索赔信等材料，他处均有保存壹份留底。望能多多加强联系为盼！

高熊飞
92.12.31

永远不要忘记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
选自1943年11月18日《东南日报》南平版四版。

原先寄你材料中日期不约确切，请谅，今轰炸日期因有历史旁证材料证明为确切日期为43年11月4日。
今后若再转载，请尽量给予改正为盼。

高熊飞
1992.12.31

现年五十五岁的大学副教授高熊飞，一九四三年在福建永安市被日本机炸断右臂，图为他在控诉日寇的罪行。

日寇夺去了我的手！
——福建永安市遭受轰炸实录

　　我名高熊飞，现年五十五岁，浙江杭州人，一九四三年阴历十二月初二日（应改为“十一月四日”），日军轰炸当时的福建省府临时所在地——永安市。死亡人数至少在千人以上，伤者不计其数，我就是当时死里逃生的幸存者之一。
那天中午时分，我家对面的一座小山上的一根木杆上升起了三只红灯笼（表示有紧急警报），同时远处传来紧急的敲打脸盆等逃警报的声音，人们争先恐后地寻找藏身之处，说时迟，那时快，八架日本飞机已经飞到头顶上，敌机对手无寸铁的永安市平民百姓的板木房等倾泻了大批的燃烧弹。（约有热水瓶大小），顿时民房起火，火光冲天，许多人看到房屋被烧，财物起火，有的人以为敌机已离去，就出来抢救财物及救火，不料紧跟着，第二批日本飞机又出现，并投下了大批杀伤弹，许多人当时被炸死，伤不计其数，稍过一会儿，第三批飞机又到，用飞机上的机关枪对永安平民百姓进行低空俯冲扫射，就这样轮番轰炸扫射，一直持续到田快黑了，大轰炸才停止。
那天中午，一颗炸弹落在我家天井附近，当时有两户人家全被炸死，我与母亲听到投弹落下的啸叫声，立即躲在桌子底下，不幸日寇弹片飞来，夺去了我的右臂，同时还夺去了我母亲邵铸华的右臂，我们母子当场倒地。
我当时年仅五岁，断手已不知去向，鲜血直注天花板，然后在滴回地面，母子鲜血满地昏去。
幸亏当时有一户从福建（应改为“福州”）逃难来的福建人，是他们救了我们母子俩。福州人先为我们做了简单的急救，用门板把我们抬到医院，一声紧急做了截肢手术，才救回我们母子两条命。

（高熊飞）

香港《华侨日报》7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