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扫描序列号:s3154
写信日期:1995-10-23
写信地址:辽宁省沈阳市
受害日期:无
受害地址:无
写信人:罗平凡
受害人:无
类别:其它（OT）
细节:支持索赔，为索赔奔走出力。
敬爱的童增同志：
您好！
好久没有给您写信了！很是想念！
值此中国对日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缅怀二战期间英勇善战魏国牺牲的中国军民和被残害的中国人民，表示诚挚的哀悼。由衷感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和全部武装力量（包括国民党的爱国将士，以及最广大的爱国统一战线的伟大胜利。正是在这种伟大胜利的喜悦中，我们才从敌人的人间地狱中，九死一生从敌人的牢笼中挣脱出来。
在这伟大胜利的日子——8.15前夕，有公安机关两位公安人员，来到我家中，看望我这当年为了爱国参加了抗日，其后又参加了“对日索赔”，看望我这个当年受害者幸存者之一的老人，表示慰问。
同时告诉我们：鉴于日本国内确实有一部分人拒不承认侵略战争。正由于日本帝国的侵华战争，使中国人民生灵涂炭，使亿万人民遭受伤害。据中国统计：
二战期间，中国人民伤亡三千五百万，财产损失五千亿美元，造成大量的直接受害者。因此受害者对日要求索赔，是正当的要求，国家采取不干涉（因为72年周总理答应放弃对日战争赔偿）同时对民间索赔表示支持态度。（这支持很重要）
具体表现在：当年被抓老公到日本的花岗事件（焦点访谈播送过）日本政府官方表宣有两点表态：①对当年被害国家表示真诚反省②对包括花岗事件在内和其他受害者予以赔偿，中国政府官员也讲了话，同时也提到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
其后报纸也发表了刘连仁复赴日要求索赔，沈阳的王亦告（其父被731队做试验品而牺牲）赴日索赔等。
由此想起我们的对日要求索赔的历程：
50年前我们深陷敌人的活地狱手，九死一生，在这胜利的伟大日子里，才脱离了这人间地狱。当时真是“国破家何在？春城草木深啊！”
这血海深仇，只有向日本讨还。但怎么讨还法，犹在考虑中。
50年后的今天，在报纸上看到了童增同志带领大家向日本讨公道，对日索赔。以后您给我们邮来三份名单（有我、王群力、郝曼华）我们开过碰头会，我们想取得合法存在，并到民政局联系过（两次）由于没有正式文件，未被批准。（第一次我和胡广文同志去的，第二次有我、王群力、郝曼华，还另外有一位同志）后来民政局同志分别找这些同志进行劝阻，不要组织对日索赔。
其后沈阳铁西兴工二校李翠杰同志，由北京回来带来您亲笔的字头“中国辽宁民间对日索赔签名单”先是李翠杰签的字，赵展武、罗平凡、夏宗纲。（我和一同在哈入狱夏云步的长子，夏已春故，大连铁道部学院教授）又找郝曼华、王群力、胡广文、郁其文，铁西电缆厂周虹、徐勇，其他同志住址分散，我写个通知，到我家来签字。
当时李翠杰日本信达您的指示共四点
①索赔者签字。②不要开会。签字后寄给您统一由您向日本大使馆交涉③可收取拾元贰拾元的通信，复印资料费④将来在北京召开一次大型集会
当时签字人每人收拾元钱由我开的收据。（只免收郝曼华十元，第一次开会他花一些钱，这次收费不多不够给他的，只免收他10元钱。
①我所以敢收费，因为做多年会计工作，两袖清风，②建立账簿，收支都有凭据③都是受害者，受害者不能［侵］害受害者④共收400多元花去200多元（两次名单的收支）一切复印件都是委托体委王书刚同志代印的，有的没收费有的只收工本费，不然这个钱早花光了！
第一次名单中有6位同志没联系上，其余都已签字、收费，名单已寄给您。一切具体作法，和复印件都已向您汇报。正在办理中接到您第二次名单，没有说明，所以也按照第一次办法办了，现已签名登记的人有26人（有名单上无名的阜新曲焕忱同志介绍5名黑龙江賔号受害者。在26人瓦房无子的寡老人邵德洁瘫痪在床，生活困难，免费给他登记了）
第二次名单正在登记中，接到北京夏宗魏同志来信（我委托他和您联系的）。您先告诉他的情况，他都写信转告给我。
在这之前因为身体有病，经常到医院去，不能亲身到各同志家去，我写出面汇报材料，寄给当时认为核心人物：
有王群力、郝曼华、胡广文、王书刚、郁其文、夏宗刚（大连铁道学院教授）王若清（锦西，王思勒文）
信上除转达您的介绍“索赔”填写的外还传达以下情况：
94年3月19日日本首相细川访华［预］定3月18日10时对在日本大使馆门前集合。信上我转告，郝曼华、王群力去，我拿着夏宗魏的信给郝曼华、王群力看。郝华说他女孩要考大学，她在东北大学学日语，不能去。王群力说他能去北京，写信告诉您。冯汝俊，冯汝俊说他不能去。同时写信告诉胡广文、吴巨轮、胡广文正在住院，吴巨轮工作忙请不下来假，另外通知常锐（名单上刘叙实的爱人）
当时我也想到北京去，但我去得食宿在亲友家，不然北京食宿太贵，经济条件受不了。同时我托人给您打电话，汇报汇报这边的情况，您说也我年事已高，请其他同志去吧，同时您说：“我不去沈阳情况也能了解。”
正当犹豫不决的时候，公安局来人，了解对日索赔情况，同时劝阻“在日本首相来华期间，不准到北京去，同时还到几位同志家去劝阻。
沈阳是农科院常锐同志去的。因为公安人员到他家去的时候，他已经到北京去了！
据常锐同志介绍：“3月18日时，日本大使馆的前通路封锁了，他什么也没带。人家问他：“你有事吗？”他说没有。人家让他赶快离开这里。他遇着一位叫李定国的人递他一张名片，上面印着“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筹委会［副］主任委员”。他说，童增同志3月17日午后就接到通知，不让他到日本大使馆区去。
另外抚顺吴德明同志（是许德明同志告诉我的，他是被抓到去日本的劳工）3月18日10点，一些人被用车送到日坊清派出所，然后运送到各省驻京办事处。吴德明同志先被送到辽宁驻京办事处，因为抚顺也有驻京办事处，又送到抚顺驻京办事处。许德明同志说：他们党内各县去的同志，都被公安机关送到县公安局，各地人员都安然无恙回到原处。
在这期间公安机关曾来写同志了解“对日索赔情况”。公安人员代表党和国家政府了解情况，我们都是受害者，对日索赔无门，报戴童增同志，带领大家索赔我们和童增同志联系。我们想取得合法存在，在市民政局办理社团登记，因为没有红头文件，未被批准。随后市民政府又对曾经民政局申办的同志，进行劝阻。
3月18日这次行动，全国迎合，都被劝阻，到童增同志都被［遣］返原地。
这时有外地同志来信，名单上又没有名，因正在劝阻中，无法回信。
名单上有的同志来联系时，都把情况说明，和童增同志中断联系，有什么新的情况和办法时，并为函告。
郝曼华同志饭来了，肖振玉同志，（辽宁机械工业供销总局）据说是党员处长，因和童增同志联系中断，不知如何进行工作？
后来郝曼华同志又来我家一次和我要名单。我说第一次复印的名单那次他和肖振玉同志来时已经给他们一份，第二次名单我手里就有一份（第二次名单没来得及复印情况变了，就没［复］印。）
郝曼华同志第一次来时说和童增同志通过电话，说童增同志现在搞经济实体（做买卖）一句未谈对日索赔。
第二次来时对我说：如果公安人员来向到他时就说：郝曼华同志，不搞对日索赔了！因为她现在要处对象，总有公安人员到学校来，形象他处对象。（其实公安人员来，不是我们请来的。人家找上门来了解情况，郝曼华满可以直接向公安人员讲。他想转嫁责任。
同时和我要名单。我说第一次复印的名单，你和肖振玉第一次来时已经给你们。她口口声声说不搞索赔，还要名单干什么？特别是第二次名单，就那一份，要给他复印一份，她都不肯，非要第一次、第二次名单底稿。我收了第一次第二次同志（名单）的钱，没有底稿，将来我怎么做交代？她说要童增同志来信，我说童增同志永远不会给你来信。（不知她这是什么意思。）
同时她说她到王群力同志那里去了，意思是说（94年3月18日到日本大使馆集思那次。童增同志只让王群力和郝曼华两个人去，说我不是成员，意思是说没资格去。她说的“成员”是指什么呢？每一个受害者都是“对日索赔”的成员，她可能说指负责任的成员。）
当然您和王群力如何说的？王群力和郝曼华如何说的？郝曼华向我这样讲的。
王群力听他们辽大叫李若秀教授，他从一个叫王宏文那里，听了关于伪满时期抗日组织和我抗日领导刘世恒一些坏话，为此我写了一张长篇报告，关于我的历史和反驳李若秀的文章。
王群力口头承认与对日索赔无关，我想和他当面交换意见，他没时间，但听郝曼华讲，他给扩散了！
那次我托人给您通电话，您说我年事已高，旅途跋涉，不用到北京去。还说我不去，沈阳情况也能了解。这句话有没有深层次含义，是否把我放在可有可无的位置上？
实际王群力只忙于他的“经济实体（做买卖）根本就无暇顾及“对日索赔”他有机会，经常往来北京沈阳之间，但从来没传达过您的任何旨意，都总是我到他家去（我主动的去）有时不在，即或他很忙的样子，简单的三言两语，您又经常不给我们写信，所以我才托大连夏宗刚的弟弟夏宗魏到您那里去，沟通消息。还从来没有像夏宗魏那样，详细介绍了索赔情况，如实的传达了您的指示，为了传达的真实性，我把夏宗魏同志的来信给王群力、郝曼华、王书刚等同志看。想不到他们还造谣生事，无事生非。特别在这冻结期间，趁着我们中断联系，更是挑拨离间，彼此猜疑。
您由铁西兴上二楼李翠杰同志转来的签名登记，当时我正在生病，每天到省医院带病坚持工作。周虹同志帮我打印通知，王书刚通知帮我搞复印件，总算克服困难，完成任务，讲签名登记名单寄给您。又寄来第二次名单，正在办理中，情况突变，整个对日索赔工作，陷于冻结，联系中断，使我们茫然失措。
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胜利50周年之际，公安机关来二位同志，看望我这个当年为了爱国参加抗日，又搞对日索赔及当年受害人幸存者。使来振奋人心消息，国家对民间对日索赔，采取不干涉态度。在冻结期间一直是劝阻）我把这一喜讯写两封长信，给王群力和郝曼华，把在冻结期间所发生的疑嫉，和忧虑应该冰消瓦解，我看着一口号很适合我们：
“勿亡国耻，牢记历史，团结奋斗，振兴中华。”
“对日索赔”这一工作，也是最广泛爱国统一战线的一部分。
在这期间沈阳苏家屯区招待所陈立新同志到我家来，拿一信皮上面是：辽宁省委党校教授张一波。问我，我不认识，没接触过。王群力的可能性不大，十之八九是郝曼华的关系。后来陈立新找到张一波教授，他正在住院。张一波教授告诉他，以前和童增同志联系过，接过对日索赔。陈立新问他怎么通知我？他说他不知道。是他手下人干的。我让陈立新给肖振玉打电话，问问他知道不？还没回信。
接着我到市体委找王书刚，他半年前和您通过话说：“那件事（指索赔）正在办理，难度很大”他说最近北京能来人，准备和您联系。
最近沈阳王亦兵从日本索赔归来，我去看望他。王亦兵同志向我们介绍：原来郝曼华肖振玉还有两个人原来想让王亦兵牵头，搞对日索赔，后来又找到党校张一波教授，据说张教授70多岁，有地位有钱，郝曼华想让张教授牵头。据王亦兵介绍，郝曼华向和老教授处对象。（揭开陈立新那个谜，实际就是郝曼华、肖振玉搞的，他让张教授牵头，张教授还不知道。王书刚曾经给郝曼华打过电话，郝曼华也没告诉他搞对日索赔，当然更不告诉我。）
郝曼华一贯采取这个办法：过去他曾让我牵头他操纵，我考虑我没有这个能力，没被答应，我只愿做实际工作。此后又让王亦兵牵头他操纵。结果又让张一波教授牵头他操纵（所以张一波教授还不知道）
据王亦兵同志介绍：他们互打算有王亦兵、郝曼华、肖振亚，另外还有两个人，在张一波家开会，由于张一波入院没能开成。
据说郝曼华在他们铁［岭］老家，老宅加以装修，据说已建成准备把他周围这些人拉到新房子来，这里做她们的旅［游］点。
据说郝曼华她们搞到一些钱，8月里她和肖振玉他们两次进京（相距时间不长，王亦兵到日本去的时候，他们送他到北京国际机场。）
（郝曼华在铁［岭］老家建立了安乐窝）
过去这些情况我都反映过，当时了解还是感性认识，冻结期间很少接触，这段时间王亦兵与她接触最多，认识最深。这段时间她就充分表演，把她自己的所作所为补充得最完整。
郝曼华她父亲。伯父都惨死在抓劳工，国耻家仇这是她对日索赔最坚决的一面，另方面她的权势欲，●●欲极强，总想凌驾他人之上，抓权。另方面抓钱。过去没募集到钱时，他计划她自己要脱产，做个职业索赔家，由募集的钱里给她开工业，由二次讲阔气，摆排场。遭到我们一些反对，听说也被您否决了！抓权势地位、经济上捞实惠，将来索来赔更好，索不来也够本。
过去总传来消息说辽宁、沈阳搞得不好，别的地方搞的什么样我们不知道。王群力忙于自己私人经济，经常来往北京机会，和您接触，反映什么情况不知道。没听说他替辽宁、沈阳对日索赔反映过什么情况，他倒是公私兼顾，悠哉游哉，名利双收。
郝曼华总是抓权势、抓地位、抓钱。这回据说筹到了钱，可以为所欲为，所借对日索赔，掺杂一些婚恋和色情。
他们自称为“成员”的两位（头头）他们能把“对日索赔”搞好真是天方夜谭。
我现在耳鸣、脑鸣，整天要到医院。年老多病，力所能及尽点“对日索赔”一点的责任。
您所知道沈阳情况包括不包括这些情况。
郝曼华他们搞的“对日索赔”您知道否？
第二次名单（登记名单）要不要寄给您。今后是否还采取统一由您向日本大使馆交涉。
在这段时间我所经手的工作，为何交代？向谁交代？
另外还有个情况向您介绍：
王亦兵同志在日本期间，有记者问：
你们童先生（指童增您）和李定国，中国公安机关，没有把他们拘捕起来吗？
王亦兵同志举得很惊讶，他们怎么想起问这种事？
由此可见，民间对日索赔的存在，对他们是一个致命打击。他们怕的要死，恨的要命。因为他们不承认侵略，而我们这些受害者恰是日本帝国侵华造成的这些受害者，都是日本侵华罪行的控诉人。
所以江泽民主席告诫我们：日本对战争的态度，是我们中日友好的基础，必须打好这个基础。
德国总统访日时介绍两点经验：①真诚对被侵略国家谢罪②对被侵害人民赔偿。二战后德国表现出大国风度，经济实力也不低于日本。
而日本明治为新一直发战争财，战败后各国放弃战争赔偿，发展电子工业又发了财，有了经济实力，又要发展武力，名曰维和。一旦羽毛丰满，还会发生战祸。日本右翼实力就是受伤的狼，冻僵的蛇，一旦恢复之气，还会伤人。
我们当年为了爱国参加抗日被日本杀头的杀头，坐牢的坐牢。我们这些受害者一定要求日本赔偿。而像李若年，王群力这些人不积极要求索赔，而以与索赔无关的事情来伤害我们。
最近有好多人，亲自到日本去索赔，而我们这些没有条件到日本去索赔，采取过去［各］种寄信给日本大使馆，日本政府能否承认赔偿。
报载日本游“国际论坛索赔研究会”，有没有联系。怎样才能达到案件到日本索赔的效果。
另外郝曼华同志他们如果不用民间对日索赔名义，怎么搞我们都管不着，如果用民间对日索赔的名义搞，不论是所谓“成员”也好，善通对日索赔一员也好，都有权过问。别玷污了正义的对日索赔，有损我们的声誉。
对日本右翼所放出的风，不能不加以警惕，别授人以柄。
我受苦最深，不放弃对日索赔。我们应该互相团结互相帮助，互相宽容。以期早日得到日本赔偿。不管谁来领导对日索赔，我都将尽到对日索赔一员的责任，尽人事以听天命。为对受苦受难的受害者及其后代而努力奔走以致以衷心感谢！
敬礼！
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您好！
好久没有给您写信了！很是想念！
值此中国对日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缅怀二战期间英勇善战魏国牺牲的中国军民和被残害的中国人民，表示诚挚的哀悼。由衷感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和全部武装力量（包括国民党的爱国将士，以及最广大的爱国统一战线的伟大胜利。正是在这种伟大胜利的喜悦中，我们才从敌人的人间地狱中，九死一生从敌人的牢笼中挣脱出来。
在这伟大胜利的日子——8.15前夕，有公安机关两位公安人员，来到我家中，看望我这当年为了爱国参加了抗日，其后又参加了“对日索赔”，看望我这个当年受害者幸存者之一的老人，表示慰问。
同时告诉我们：鉴于日本国内确实有一部分人拒不承认侵略战争。正由于日本帝国的侵华战争，使中国人民生灵涂炭，使亿万人民遭受伤害。据中国统计：
二战期间，中国人民伤亡三千五百万，财产损失五千亿美元，造成大量的直接受害者。因此受害者对日要求索赔，是正当的要求，国家采取不干涉（因为72年周总理答应放弃对日战争赔偿）同时对民间索赔表示支持态度。（这支持很重要）
具体表现在：当年被抓老公到日本的花岗事件（焦点访谈播送过）日本政府官方表宣有两点表态：①对当年被害国家表示真诚反省②对包括花岗事件在内和其他受害者予以赔偿，中国政府官员也讲了话，同时也提到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
其后报纸也发表了刘连仁复赴日要求索赔，沈阳的王亦告（其父被731队做试验品而牺牲）赴日索赔等。
由此想起我们的对日要求索赔的历程：
50年前我们深陷敌人的活地狱手，九死一生，在这胜利的伟大日子里，才脱离了这人间地狱。当时真是“国破家何在？春城草木深啊！”
这血海深仇，只有向日本讨还。但怎么讨还法，犹在考虑中。
50年后的今天，在报纸上看到了童增同志带领大家向日本讨公道，对日索赔。以后您给我们邮来三份名单（有我、王群力、郝曼华）我们开过碰头会，我们想取得合法存在，并到民政局联系过（两次）由于没有正式文件，未被批准。（第一次我和胡广文同志去的，第二次有我、王群力、郝曼华，还另外有一位同志）后来民政局同志分别找这些同志进行劝阻，不要组织对日索赔。
其后沈阳铁西兴工二校李翠杰同志，由北京回来带来您亲笔的字头“中国辽宁民间对日索赔签名单”先是李翠杰签的字，赵展武、罗平凡、夏宗纲。（我和一同在哈入狱夏云步的长子，夏已春故，大连铁道部学院教授）又找郝曼华、王群力、胡广文、郁其文，铁西电缆厂周虹、徐勇，其他同志住址分散，我写个通知，到我家来签字。
当时李翠杰日本信达您的指示共四点
①索赔者签字。②不要开会。签字后寄给您统一由您向日本大使馆交涉③可收取拾元贰拾元的通信，复印资料费④将来在北京召开一次大型集会
当时签字人每人收拾元钱由我开的收据。（只免收郝曼华十元，第一次开会他花一些钱，这次收费不多不够给他的，只免收他10元钱。
①我所以敢收费，因为做多年会计工作，两袖清风，②建立账簿，收支都有凭据③都是受害者，受害者不能［侵］害受害者④共收400多元花去200多元（两次名单的收支）一切复印件都是委托体委王书刚同志代印的，有的没收费有的只收工本费，不然这个钱早花光了！
第一次名单中有6位同志没联系上，其余都已签字、收费，名单已寄给您。一切具体作法，和复印件都已向您汇报。正在办理中接到您第二次名单，没有说明，所以也按照第一次办法办了，现已签名登记的人有26人（有名单上无名的阜新曲焕忱同志介绍5名黑龙江賔号受害者。在26人瓦房无子的寡老人邵德洁瘫痪在床，生活困难，免费给他登记了）
第二次名单正在登记中，接到北京夏宗魏同志来信（我委托他和您联系的）。您先告诉他的情况，他都写信转告给我。
在这之前因为身体有病，经常到医院去，不能亲身到各同志家去，我写出面汇报材料，寄给当时认为核心人物：
有王群力、郝曼华、胡广文、王书刚、郁其文、夏宗刚（大连铁道学院教授）王若清（锦西，王思勒文）
信上除转达您的介绍“索赔”填写的外还传达以下情况：
94年3月19日日本首相细川访华［预］定3月18日10时对在日本大使馆门前集合。信上我转告，郝曼华、王群力去，我拿着夏宗魏的信给郝曼华、王群力看。郝华说他女孩要考大学，她在东北大学学日语，不能去。王群力说他能去北京，写信告诉您。冯汝俊，冯汝俊说他不能去。同时写信告诉胡广文、吴巨轮、胡广文正在住院，吴巨轮工作忙请不下来假，另外通知常锐（名单上刘叙实的爱人）
当时我也想到北京去，但我去得食宿在亲友家，不然北京食宿太贵，经济条件受不了。同时我托人给您打电话，汇报汇报这边的情况，您说也我年事已高，请其他同志去吧，同时您说：“我不去沈阳情况也能了解。”
正当犹豫不决的时候，公安局来人，了解对日索赔情况，同时劝阻“在日本首相来华期间，不准到北京去，同时还到几位同志家去劝阻。
沈阳是农科院常锐同志去的。因为公安人员到他家去的时候，他已经到北京去了！
据常锐同志介绍：“3月18日时，日本大使馆的前通路封锁了，他什么也没带。人家问他：“你有事吗？”他说没有。人家让他赶快离开这里。他遇着一位叫李定国的人递他一张名片，上面印着“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筹委会［副］主任委员”。他说，童增同志3月17日午后就接到通知，不让他到日本大使馆区去。
另外抚顺吴德明同志（是许德明同志告诉我的，他是被抓到去日本的劳工）3月18日10点，一些人被用车送到日坊清派出所，然后运送到各省驻京办事处。吴德明同志先被送到辽宁驻京办事处，因为抚顺也有驻京办事处，又送到抚顺驻京办事处。许德明同志说：他们党内各县去的同志，都被公安机关送到县公安局，各地人员都安然无恙回到原处。
在这期间公安机关曾来写同志了解“对日索赔情况”。公安人员代表党和国家政府了解情况，我们都是受害者，对日索赔无门，报戴童增同志，带领大家索赔我们和童增同志联系。我们想取得合法存在，在市民政局办理社团登记，因为没有红头文件，未被批准。随后市民政府又对曾经民政局申办的同志，进行劝阻。
3月18日这次行动，全国迎合，都被劝阻，到童增同志都被［遣］返原地。
这时有外地同志来信，名单上又没有名，因正在劝阻中，无法回信。
名单上有的同志来联系时，都把情况说明，和童增同志中断联系，有什么新的情况和办法时，并为函告。
郝曼华同志饭来了，肖振玉同志，（辽宁机械工业供销总局）据说是党员处长，因和童增同志联系中断，不知如何进行工作？
后来郝曼华同志又来我家一次和我要名单。我说第一次复印的名单那次他和肖振玉同志来时已经给他们一份，第二次名单我手里就有一份（第二次名单没来得及复印情况变了，就没［复］印。）
郝曼华同志第一次来时说和童增同志通过电话，说童增同志现在搞经济实体（做买卖）一句未谈对日索赔。
第二次来时对我说：如果公安人员来向到他时就说：郝曼华同志，不搞对日索赔了！因为她现在要处对象，总有公安人员到学校来，形象他处对象。（其实公安人员来，不是我们请来的。人家找上门来了解情况，郝曼华满可以直接向公安人员讲。他想转嫁责任。
同时和我要名单。我说第一次复印的名单，你和肖振玉第一次来时已经给你们。她口口声声说不搞索赔，还要名单干什么？特别是第二次名单，就那一份，要给他复印一份，她都不肯，非要第一次、第二次名单底稿。我收了第一次第二次同志（名单）的钱，没有底稿，将来我怎么做交代？她说要童增同志来信，我说童增同志永远不会给你来信。（不知她这是什么意思。）
同时她说她到王群力同志那里去了，意思是说（94年3月18日到日本大使馆集思那次。童增同志只让王群力和郝曼华两个人去，说我不是成员，意思是说没资格去。她说的“成员”是指什么呢？每一个受害者都是“对日索赔”的成员，她可能说指负责任的成员。）
当然您和王群力如何说的？王群力和郝曼华如何说的？郝曼华向我这样讲的。
王群力听他们辽大叫李若秀教授，他从一个叫王宏文那里，听了关于伪满时期抗日组织和我抗日领导刘世恒一些坏话，为此我写了一张长篇报告，关于我的历史和反驳李若秀的文章。
王群力口头承认与对日索赔无关，我想和他当面交换意见，他没时间，但听郝曼华讲，他给扩散了！
那次我托人给您通电话，您说我年事已高，旅途跋涉，不用到北京去。还说我不去，沈阳情况也能了解。这句话有没有深层次含义，是否把我放在可有可无的位置上？
实际王群力只忙于他的“经济实体（做买卖）根本就无暇顾及“对日索赔”他有机会，经常往来北京沈阳之间，但从来没传达过您的任何旨意，都总是我到他家去（我主动的去）有时不在，即或他很忙的样子，简单的三言两语，您又经常不给我们写信，所以我才托大连夏宗刚的弟弟夏宗魏到您那里去，沟通消息。还从来没有像夏宗魏那样，详细介绍了索赔情况，如实的传达了您的指示，为了传达的真实性，我把夏宗魏同志的来信给王群力、郝曼华、王书刚等同志看。想不到他们还造谣生事，无事生非。特别在这冻结期间，趁着我们中断联系，更是挑拨离间，彼此猜疑。
您由铁西兴上二楼李翠杰同志转来的签名登记，当时我正在生病，每天到省医院带病坚持工作。周虹同志帮我打印通知，王书刚通知帮我搞复印件，总算克服困难，完成任务，讲签名登记名单寄给您。又寄来第二次名单，正在办理中，情况突变，整个对日索赔工作，陷于冻结，联系中断，使我们茫然失措。
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胜利50周年之际，公安机关来二位同志，看望我这个当年为了爱国参加抗日，又搞对日索赔及当年受害人幸存者。使来振奋人心消息，国家对民间对日索赔，采取不干涉态度。在冻结期间一直是劝阻）我把这一喜讯写两封长信，给王群力和郝曼华，把在冻结期间所发生的疑嫉，和忧虑应该冰消瓦解，我看着一口号很适合我们：
“勿亡国耻，牢记历史，团结奋斗，振兴中华。”
“对日索赔”这一工作，也是最广泛爱国统一战线的一部分。
在这期间沈阳苏家屯区招待所陈立新同志到我家来，拿一信皮上面是：辽宁省委党校教授张一波。问我，我不认识，没接触过。王群力的可能性不大，十之八九是郝曼华的关系。后来陈立新找到张一波教授，他正在住院。张一波教授告诉他，以前和童增同志联系过，接过对日索赔。陈立新问他怎么通知我？他说他不知道。是他手下人干的。我让陈立新给肖振玉打电话，问问他知道不？还没回信。
接着我到市体委找王书刚，他半年前和您通过话说：“那件事（指索赔）正在办理，难度很大”他说最近北京能来人，准备和您联系。
最近沈阳王亦兵从日本索赔归来，我去看望他。王亦兵同志向我们介绍：原来郝曼华肖振玉还有两个人原来想让王亦兵牵头，搞对日索赔，后来又找到党校张一波教授，据说张教授70多岁，有地位有钱，郝曼华想让张教授牵头。据王亦兵介绍，郝曼华向和老教授处对象。（揭开陈立新那个谜，实际就是郝曼华、肖振玉搞的，他让张教授牵头，张教授还不知道。王书刚曾经给郝曼华打过电话，郝曼华也没告诉他搞对日索赔，当然更不告诉我。）
郝曼华一贯采取这个办法：过去他曾让我牵头他操纵，我考虑我没有这个能力，没被答应，我只愿做实际工作。此后又让王亦兵牵头他操纵。结果又让张一波教授牵头他操纵（所以张一波教授还不知道）
据王亦兵同志介绍：他们互打算有王亦兵、郝曼华、肖振亚，另外还有两个人，在张一波家开会，由于张一波入院没能开成。
据说郝曼华在他们铁［岭］老家，老宅加以装修，据说已建成准备把他周围这些人拉到新房子来，这里做她们的旅［游］点。
据说郝曼华她们搞到一些钱，8月里她和肖振玉他们两次进京（相距时间不长，王亦兵到日本去的时候，他们送他到北京国际机场。）
（郝曼华在铁［岭］老家建立了安乐窝）
过去这些情况我都反映过，当时了解还是感性认识，冻结期间很少接触，这段时间王亦兵与她接触最多，认识最深。这段时间她就充分表演，把她自己的所作所为补充得最完整。
郝曼华她父亲。伯父都惨死在抓劳工，国耻家仇这是她对日索赔最坚决的一面，另方面她的权势欲，●●欲极强，总想凌驾他人之上，抓权。另方面抓钱。过去没募集到钱时，他计划她自己要脱产，做个职业索赔家，由募集的钱里给她开工业，由二次讲阔气，摆排场。遭到我们一些反对，听说也被您否决了！抓权势地位、经济上捞实惠，将来索来赔更好，索不来也够本。
过去总传来消息说辽宁、沈阳搞得不好，别的地方搞的什么样我们不知道。王群力忙于自己私人经济，经常来往北京机会，和您接触，反映什么情况不知道。没听说他替辽宁、沈阳对日索赔反映过什么情况，他倒是公私兼顾，悠哉游哉，名利双收。
郝曼华总是抓权势、抓地位、抓钱。这回据说筹到了钱，可以为所欲为，所借对日索赔，掺杂一些婚恋和色情。
他们自称为“成员”的两位（头头）他们能把“对日索赔”搞好真是天方夜谭。
我现在耳鸣、脑鸣，整天要到医院。年老多病，力所能及尽点“对日索赔”一点的责任。
您所知道沈阳情况包括不包括这些情况。
郝曼华他们搞的“对日索赔”您知道否？
第二次名单（登记名单）要不要寄给您。今后是否还采取统一由您向日本大使馆交涉。
在这段时间我所经手的工作，为何交代？向谁交代？
另外还有个情况向您介绍：
王亦兵同志在日本期间，有记者问：
你们童先生（指童增您）和李定国，中国公安机关，没有把他们拘捕起来吗？
王亦兵同志举得很惊讶，他们怎么想起问这种事？
由此可见，民间对日索赔的存在，对他们是一个致命打击。他们怕的要死，恨的要命。因为他们不承认侵略，而我们这些受害者恰是日本帝国侵华造成的这些受害者，都是日本侵华罪行的控诉人。
所以江泽民主席告诫我们：日本对战争的态度，是我们中日友好的基础，必须打好这个基础。
德国总统访日时介绍两点经验：①真诚对被侵略国家谢罪②对被侵害人民赔偿。二战后德国表现出大国风度，经济实力也不低于日本。
而日本明治为新一直发战争财，战败后各国放弃战争赔偿，发展电子工业又发了财，有了经济实力，又要发展武力，名曰维和。一旦羽毛丰满，还会发生战祸。日本右翼实力就是受伤的狼，冻僵的蛇，一旦恢复之气，还会伤人。
我们当年为了爱国参加抗日被日本杀头的杀头，坐牢的坐牢。我们这些受害者一定要求日本赔偿。而像李若年，王群力这些人不积极要求索赔，而以与索赔无关的事情来伤害我们。
最近有好多人，亲自到日本去索赔，而我们这些没有条件到日本去索赔，采取过去［各］种寄信给日本大使馆，日本政府能否承认赔偿。
报载日本游“国际论坛索赔研究会”，有没有联系。怎样才能达到案件到日本索赔的效果。
另外郝曼华同志他们如果不用民间对日索赔名义，怎么搞我们都管不着，如果用民间对日索赔的名义搞，不论是所谓“成员”也好，善通对日索赔一员也好，都有权过问。别玷污了正义的对日索赔，有损我们的声誉。
对日本右翼所放出的风，不能不加以警惕，别授人以柄。
我受苦最深，不放弃对日索赔。我们应该互相团结互相帮助，互相宽容。以期早日得到日本赔偿。不管谁来领导对日索赔，我都将尽到对日索赔一员的责任，尽人事以听天命。为对受苦受难的受害者及其后代而努力奔走以致以衷心感谢！
敬礼！
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罗平凡
1995.1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