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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增先生：
您好！
我这样称呼您可以吗！考节刚过，论社，应先向您拜个晚年。
最近，93年-2-3，四川《文摘周报》报导了“向日本国讨公道”一文，使我明确了“受害者赔偿”的原则，也知道了您（们）在为此事进行着一项伟大的事业。当然，工作的难度和艰巨性可想而知，但是，我相信，在众多人的支持下，通过您（们）的不懈努力，正义的呼声一定能够取得完满的成功，请相信，人们是不会忘记你们的，您（们）的事业是会永［驻］史册的。
我叫辛志荣，原名辛连城，1926年生于河北省（现为山东），宁津县杜集乡大郭家（村），今年已经67岁了。1950年来到云南，1983年因病离休，离休前任云南省石油化学工业厅［副］厅长。
我提出的问题是：1945年1月21日（农历腊月初八）我和同村四位青年农民一起被日本扫荡队捉去，后被关押在日本宁津县警察局监狱，受尽折磨，吃尽苦头，历尽45天。因为日本汉奸找不到任何八路军的“根据”，就逼得家属交钱赎人，当他们的目的达到后，于45年3月8日（正月二十三）才放了我们。
出狱后，我才知道，家中为了赎我，卖了一亩八分地，当年收的三亩花生（估计约600kg）还借了一些钱。
我的要求是，应给予我“受害者赔偿”，请您主持公道。
我们村被日本扫荡队捉去的另四位青年农民是：郭长利、于德华、郭连登、郭风军（钧），据最近郭长利写来的信云，郭连登、郭风钧已离开人世，于德华除不能自理生活外，思维也有些错乱，我也几乎［常］年住院，各种病症都有，可谓百病缠身，其要害为心脏病，现在，仍住在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我的通讯地址是：昆明，云南省石油化学工业厅
邮编：650041
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请您写信来，以后，还会有许多事麻烦您，衷心地谢谢您。
如果有机会，也请您（们）到昆明来。
此致
深深谢意

辛志荣
93-2

事情经过：

　　＜一＞一九四五年腊月初八才佛晓，日本扫荡队向宁（津）乐（陵）边境扫荡，我们村就在这块土地上。当听到有人喊“鬼子来了”，众多百姓，男男女女就向东北方向夺命而逃，刚跑出村，就被扫荡队包围，他们不问究竟，不分青红皂白就把约40个年［轻］人带走，其中我们村共五人。当天下午，把我们带到宁津县李胡家（大柳附近一个村子）被关在一间平房里，外边有人看守。第二天下午在院子里对我们进行所谓“审讯”。他们先将梯子弄好，架在墙上，然后把我们一个个头朝下，脚朝上用绳子捆在梯子上，用事先准备好的凉水，用大小壶往我们鼻孔灌水，由于头捆住不能转动，只要呼吸，就可以从鼻孔中灌进去，我被灌了一桶多，我只说“是老百姓，不是八路军”。我亲眼看到，有的肚子被灌大，他们还用脚踩，此时此景，［惨］不忍睹。由于大家都穿农民衣服，结果一个人也没有承认是八路军，他们拿不出任何证据，最后只有作罢。到了第三天，又把我们（约40人）押送到宁津县城，关押在日本县警察局监狱。
在这前三天，我们跑了一百多华里，不给我们吃一口饭，不给我们喝一口水。
＜二＞在监狱的45天，我们受到非人的待遇，往事不堪回首。
我们男监有3个通间，约30㎡，关押着120人，其中有70多岁的老者，也有十二、三岁的孩子。房子里没有床铺，没有被褥，地下仅有几根谷草，由于室内空气极差，窗户纸早已没有了。在-10℃的气温下，大家挤在一起，而年老者动作较慢，晚上常常连蹲的地方都没了，常常站立，不能入眠。至于伙食，更一言难尽，规定每日两餐，每餐每人两个小米谷子窝头（约每个1公两）另加［腌］萝［卜］两片。监狱怕“犯人”小便多，每顿饭只供开水两桶，对120人来说，当然远远不够。喝不上水的人就趁一天两次“放茅”（又叫“放风”）的机会，每天上、下午各一次，每次约十分钟，让大家到院子内解解手，活动一小下。有些口［渴］的人（特别是老年人，行动迟缓，往往喝不上水）就在高墙下检点小便结的冰吃（警察看到是要挨打的，因为生了病又会给他们找麻烦），我们在狱的45天，就有2-3人死后被丢在高墙下，至于在院子里对犯人打骂，逼供，压杠子的事更是司空见惯，目不忍睹。据传，有人被拉出去枪毙，有的送东西挖煤。有一次，有一个自称是“科长”的汉奸，把“犯人”召集到院子里，公开扬言，让大家拿钱赎人。我们一伙年［轻］人，十分气愤，大家不屑一顾，惹得他大发雷霆，骂我们是“土八路”。
＜三＞45天非人的监狱生活给我们心灵、精神带来严重的创伤，使身体受到了极大的摧残。
1945年3月8日（正月二十三）警察局没讲任何理由：宣布释放辛连城、于德华、郭长利、郭连登、郭风军我们五人。
当我们回到家时，才听说，警察局让拿钱赎人。我父亲卖了1亩8分地，当年收的花生（约400-500kg）还借了一些钱。我记得，父亲在世时讲过，大约用了三千元钱。
一个独儿子的父亲，为了救儿子一命，我无话可说，但对家仇、国恨我怎能忘记呢？
我还牢牢的记住一句话：那是日本刚刚投降迁返时，我亲自听到一个日本兵的话，他说：“日本军阀财阀的坏，日本人民还是好的”。这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四＞如今，中国人民友好，我想的近。我愿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永远友好下去，世代相传，这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但为了让所有人了解过去，防止历史重演，“为受害者赔偿”，正是为了向前看。
我请求世人都为我们想一想，在那些年代我们是怎么过来的？

辛志荣（辛连城）
1993-2-

童增先生：
您好！
我还要向您反映一下我祖父辛风阁的情况，亦请列入“受害者赔偿”范围，当否，请定夺。
一九四二年农历四月二十八日（公历6月11日）日本扫荡队进犯冀鲁边，并在宁津县大郭家（我们家乡）住了三天。当扫荡队到来时，年青的男女都已跑光，只剩下一些跑不动的男女老人，我祖父当时已八十四岁，无力逃难，仍留家中。日本人来了，有几个鬼子（指日本人）让我祖父蹲在水井边往井里看，井水深约2米，祖父不知是计，又不得不从，当我祖父刚蹲下，就被万恶的日本人扯着腿丢到井里，而且还往井里扔砖头，然后他们哈哈大笑扬［长］而去，这些情况被一个邻居老太太看到了，她马上又约了两个老太太，急中生智地回家找了一根井绳（提水用的），一把梯子，将井绳拴在梯子上系下去，我祖父自己抓住梯子，她们用力将他拖上来，才免于一死。幸亏我祖父小时会游水，身体素质也好，不然，早就命归西天了。
虽然如此，我祖父还是倒在坑上近半年，吃了许多药，化了许多钱。他原来非常强壮的身体受到如此折磨，身体垮了下来。我认为应该揭露日本人犯下的罪行，并给予“受害者赔偿”。
此致
敬礼！

辛志荣
1993-2

童增先生：
为了使您更进一步了解当时冀鲁边区的一些情况和我个人的情况，我想再作一些补充说明。
＜一＞冀鲁边区：
冀鲁边是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根据战争需要划分的，当时主要指冀鲁边一分区（当时还有二、三分区）一分区包括东光县、沦县、南皮、庆云、乐陵、宁津、吴桥等。1942年农历四月二十八日（公历6月11日）日本大扫荡，在这些地区按据点，修洪沟，筑［炮］楼，一下环境就紧张起来。宁津、南皮两县以县介都修了洪沟，沟有3-4米宽，3-4米深（加上挖出的土，洪沟更深），在沟上每隔2-3华里就一个［炮］楼，过往行人都要经过吊桥，［炮］楼上多数住一班伪军（汉奸）。宁津县城就有10-20个据点，近100［炮］楼，据点三间，又有公路。所以我军活动极为困难，多采取［化］整为零，脱掉军装换便衣（和农民一样）。
＜二＞我的身份：
我1940年2月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在宁津县抗日参议会，一地委交通科。1945年1月21日我被日本扫荡队捉时，我就在地委交通科工作。因为我穿农民服装，又住本地（当地人）所以我始终没有暴露身份，才随同本村几个被抓的人用钱赎出，（而且出狱后，我才知道，地委也同意由家中名义办），我1949年由南京随西南服务回来云南至今，由于与老家联系较少，一同被捉人的名字也记不清了，不过我已写信去问，估计很快就会得到答复，然后，再奉告。
＜三＞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在冀鲁边犯下了滔天罪行，日本的铁蹄到［哪］里，他们的“三光”政策就到［哪］里。1943年的正月二十，（公历2月24日）日本扫荡南皮时，我就亲眼看到被日本扫荡队捉到的我们战士，让鬼子倒上汽油活活烧死，42年四月二十八日鬼子扫荡在我们村住了三天，郭××的姑娘被鬼子强奸，郭风选的父亲无辜活活被打死。扫荡队把农民的鸡、鸡［蛋］、白面都吃掉还不算，更万恶的还往农民锅里屙屎。宁津以南皮交界处有一个日本据点，抓了人去还下油锅呢？要说，日本人在冀鲁边区一个地方的罪恶也绝非千言万语能表达完全的，总之，他的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百姓恨之入骨。

注：据点：大孙家
辛志荣
1993-2

辛连成叔叔：
你好！
好久没见面了，使我十分懑念，你身体还好吧？全家人都很好吧！这些年，家里人都十分想念你们。
前几天，桃安寄去的信现已收到，玉臻拿着你的信到大郭找到了我，你的信和信中的报纸的内容我已都了解，又提起我们被鬼子抓去的那桩往事，那一幕幕的悲剧又浮现在眼前。这里我把以前的情况向你说一下。
那是1945年1月21日被抓，到3月8日被释放（农历腊月初8-正月23日）共45天。抓去咱村共5人，现在郭连登和会刻字的那个人郭风军都已去世，另外还有于德华，你和我，共五人。现在于德华生活已不能自理，我就把我所知道的事向你说一说：
咱五人被日本人抓到宁津城里警备局拘［押］，45天中严刑拷打，但我们没有一个低头。辣椒水，火铁柱都用尽，其中还给他们干重活，累得我们冬天穿单衣还很热。日本队长一个叫四季北野，另一个叫佐佐木，翻译官是朝鲜人姓金。汉奸有周建平，朱华章（县长）。
最后又要求我们拿钱赎人。大约拿了四五十万（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家里人砸锅卖铁、卖地、东借西凑，冒着饿死的生命危险，赎出了我们。
现在中国向日本讨公道，我心中十分激动，为了申冤复仇，找回我们所受的冤［屈］，我们一定要斗争到底。但又无门路，只得请你们多费心了，如再有不明白的地方或还需要什么东西，（包括人证）请再来信。
祝
身体健康

郭长利
93.2.14

志荣同志：
你好！
我们二人几年没见面了，非常想念，祝你全家老［幼］一切顺利。
关于我们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初八被捕，捕到大柳李胡家，过了一夜，又被日本转到宁津城里监狱，过了一个月零半月，那时咱们家庭花钱把我们买出，咱们五人一共花十万多元（指的是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的日本币）你知道咱们几家是贫农，花的钱是把油、粮食等卖掉，又卖了每人二亩地，吃粮借着吃，这样咱们的家庭生活是无吃无穿，那时我们仅仅十八岁，现在已经七十八十的人了，我还有一身病——高血压，不能随便出入，听说日本赔款，特写此信，但重要还是希望你有空来玩，没空请寄张你和全家的照片来。
（由于我老了，叫我孙子——章代笔）
此致
敬礼
祝：工作顺利
全家幸福

友：德华
93年2月21号

童增先生：
早已经给您寄出的信，因为只写了邮编100000，北京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因地址不明退回”。今天才查到您的地址，邮编，再次寄出。
也好，在此期间，我已收到我们同时被日本扫荡队捉去入狱的五人中，现在还活着的三人介绍的情况，现［一］并奉上作证。
如果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请来信给我，或者有机会去找找郭长利、于德华。您工作很忙，也可以通知郭长利（于德华行动不便）到北京直接汇报情况。因我几乎常年住院，外出行动有些不便，如果病情好些，我也想直接去京向您汇报。
如有您的帮助做这件事十分高兴，又为给您添麻烦而感到于心不忍。
千言万语，难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
此致
敬礼！

辛志荣
93-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