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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受害索赔声明书

　　我的父亲叫吴文荣，曾用名吴俊发，1926年出生在中国的河北省霸县南孟村。五十年前，日本侵略者全面发动了侵华战争，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到处烧杀，掳抢，无恶不作，犯下了滔天的罪行，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战火灾难。可怜我的父亲便成了无辜的受害者——被日本鬼子抓住扣押在北京西苑集中营，关押长达5个多月，后来用货轮从天津塘沽运往日本强迫当了劳工，受尽了苦难折磨……
如今，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的日子里，作为受害者的家属和后代，我们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父亲进行受害赔偿，特此声明！
简述受害经历过程：
1943年10月，我父亲在河北省霸县南孟村被日军抓获，用军车运到了位于北京西苑的集中营，关押了长达5个多月。当时同时被抓的还有南孟村的张良臣，吴增荣（叔伯大哥），和李家营村的贾云峰等。
1944年3月，当时我父亲不满18岁，被日本鬼子用军车运到了位于天津的塘沽港，经过脱光衣服，洗澡擦身消毒、打针之后，每个中国劳工发给一件印有编号的背心，再经过日本军官用花名册登记姓名、年龄、籍贯、编号……然后强迫所有被抓来的中国劳工上船，最后货轮起航了，船上的劳工们痛苦地留着泪水，离开了自己的祖国……此时此刻，甲板上的日本兵打开了电唱机，一边欣赏日本歌曲，一边监视着中国劳工们……就这样，我父亲和众多的受难者一样，被日本的轮船运到了日本的群马县利根郡川田村当了开水道苦工（也许是开隧道），遭受了饥饿、寒冷、劳累、屈辱和疾病等等苦难的摧残……
1945年2月，我父亲和其他劳工一起，被日本人安排在后闲车站附近，参加了建筑山内地下飞机制造厂，这繁重的体力劳动使父亲险些丧命！一直干到1945年10月才辗转回到中国的青岛。也就是说：从1943年10月被抓至1945年10月，这两年的时间我父亲一直在日本人的关押下过着囚禁和劳工的生活，失去了一个中国人的人身自由，还要经受日本人的摧残、毒打，身心遭受了严重的创伤，这是一笔血泪债！
值得说明的是：1945年8月，日本广岛和长崎受到美国原子弹的轰炸，可是据父亲讲：当时他所在的劳工地点根本不知道，群马县估计属于偏僻的山区，因为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了，他们这里的中国劳工当时也不知道，只感觉日本人后来看管中国劳工“有些放松”了……另外，每当后来父亲讲起他的劳工经历，总是说起满山的黄花菜、柿子树、黑枣树，还说那里生产黄豆、土豆……根据这些零星的信息，我们全家人推断：群马县，利根郡川田村和后闲车站山内飞机制造厂的位置可能属日本的偏远山区……在此说明：同时被日军抓到日本当劳工的还有同村的张良臣，李家营村的贾云峰，此二人现在还活着，分别在河北省霸县南孟村和李家营村。
北京解放后，我父亲在北京胜利服装厂工作，目前，我父亲的人事档案还在北京东城区服装管理处保存着，档案中明确记载着父亲被日军抓到日本当劳工的经历。遗憾的是：他老人家于1994年6月30日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了，临终前，他唯一的希望是要求日本政府对他的受害经历进行公正的赔偿，并要求日本政府向中国所有受害者谢罪……
最近，我们全家人在整理父亲的遗物中，发现了父亲的写作书稿提纲和开头部分，主要描写回忆抗日战争时期西苑集中营和当劳工的痛苦经历过程，可惜没有写完他就因心肌梗塞病逝了。为了实现父亲临终前的遗嘱要求，我们作为吴文荣（吴俊发）的亲属，强烈要求日本政府认真对待我们全家共同签署写成的《要求受害索赔声明书》，必须合情合理地解决战后的遗留问题，必须对中国劳工进行受害赔偿。
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减少战争造成的灾难，合理解决战后遗留问题，按照《国际法》的原则：“发动侵略的战败国对战胜国支付赔偿”，这是国际社会共同遵循的法规和人道原则。因此，我们作为受害者的后代，在此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要求是天经地义的正当权利。
最近从报纸上得知：日本首相村山富市曾经在1994年8月31日发表过一次谈话，内容是对日本过去发动的侵略战争表示深刻反省，并提出一项面向亚洲邻国，从1995年度开始实施的总额为1000亿日元的“和平友好交流计划”。村山强调：为了不使战争惨祸重演，重要的是不能忘记过去的战争，不要回避过去的错误，要经常为争取持久的世界和平而努力。村山还表示：今后要以民间基金和政府援助的形式对于过去那些战争受害者给予“实质性的补偿”。日本政府将积极采取措施，妥善处理涉及到亚洲近邻各国的战后遗留问题。［摘自1994年9月1日《北京日报》第四版——据新华社东京8月31日电（记者张焕利）］
从报纸上读到日本政府对于战后将对受害者给予赔偿的消息，我们相信、期待着日本政府将以实际行动解决中国劳工受害者的索赔问题。
中国劳工受害者吴文荣（吴俊发）的家属：吴旻、吴昶、吴旭
联系地址：中国北京曙光电机厂计量室，吴旻
邮政编码：100028
电话：467.4131转420，找：吴旻

1995年5月4日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