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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增同志：
　　您好！
　　恕我冒昧，给您写这封信。我是赴日劳工张树槐同志之妻，商业部（内贸部）老干部局离休干部。我是出于对您的感激和敬佩写这封信的，东煤的蒋瑛同志给我来信，并寄来两份材料，我看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在行动”后，才了解到“国际法”的规定。按照“国际法”日本政府应该对受害的中国人民“赔偿”。我们是理直气壮的；我又详细地看完了“血债”日本侵略者对我国人民犯下了血迹斑斑罪行，成千上万的同胞惨死在侵略者的铁蹄下。您和李国平同志为受害者、死难者、受耻辱者声张正义，到处奔走，得到各省来京的人大代表们的支持和同情，您们不怕辛苦地作了大量的工作，我国政府和日本政府都知道了人民的要求但是事情不是那么顺利，日本的极右势力很猖狂，细川也下台了。至今“索赔”问题，日本政府还没有明确表态。我们受害者，也不能抱很大希望。当年我们政府对侵略者宽宏大量，不要它“赔偿”，但是，周总理说过：民间可以要求“赔偿”。别的国家如菲律宾等国家都得到了战争“赔偿”。
　　您写的《国际法上的战争赔偿和受害者赔偿》和《国际法的新概念——受害者赔偿》，曾刊登在各大报纸上。将来我到机关图书馆翻翻看，您是有才华的法律专家，这两本著作是很宝贵的。我想以前也许这方面的著作不多。不然，为什么胜利都50年了，前几年才提出“索赔”问题？
　　树槐同志是北平政法大学俄文经济系毕业又考上本学院的研究馆工作，七•七事变后学院南迁，少数人没有走，他和王之相教授留在北平，不久由王老师在解放区的学生介绍树槐参加了地下组织。见（松竹梅）文内介绍的。他是个优秀的青年，去世时39岁，他受尽了人间所有的苦难。
　　日本侵略者破例把狱中的政治犯押送到北海道最苦的地方锡矿山劳动，冬夏穿一身树皮纤维的单衣，一餐一个福糠团子，经常受着强暴者残忍的拷打，忍受饥寒之苦，皮肉之痛。停战前夕，日本工头，说树槐和朝鲜劳工要暴动，于是又严刑拷打，打人打的不成样了，还判了死刑。幸好停战了，才免于一死。
　　我今年77岁了，身体多病，又遇上车祸，腿压断了，脚压扁了，现在走路艰难。我和树槐还有两个女孩，要是有朝一日，日本政府表态“赔偿”的话，我不在了，就通知她们。你是个好人，我想你会办到的。
　　大女儿张平梅：总参三部316医院退休医生。通信地址：北京邮政984信箱一号院西8楼19号。邮编：100091。家中电话：6778029接60546。
　　二女儿张岩：安徽省政府计委经济研究所。合肥市庐江路1000号八房。邮编：230061。
　　我家的电话是3022773
　　寄给您两份复印纸，将来用不着时，可以随便处理。我两个女儿都有。
　　一、“松竹梅”是树槐的两位难友为了悼念他写的。你可以了解到树槐在狱中的表现。
　　二、停战后树槐从日本寄给我的“明信片”那上面有他所劳动的地点。将来给日本人作证明，我的地址，就是树槐被捕时的“山西代郡会馆”。你不要在意，这些即使丢了，也没有关系，我家里还有，两个女儿处也有复印纸。
　　对于“索赔”我也不抱多大希望，你们都尽了最大的努力。中国人多年屈辱，忍受过来了。但是，日本政府不认罪不“赔偿，就不能平民愤。”“中日友好”，只是政府间的事。
　　打扰你了。
　　此祝
全家好

王秀清（卿）
95.4.17日

北京晚报
1989年5月5日

松竹梅
高炎　吴德雨

　　每当看到松竹梅岁寒三友图时，总觉得画面上应该加上朔风飞雪的内容。因为只有如此严酷背景，才能显示出那耸立凌霄的劲松、宁折不曲的翠竹和孤芳傲雪的红梅的独特性格。我们虽自愧弗如，但在险恶的逆境中却常以此自励。
　　一九四二年六、七月间，我们所在的组织——中共社会部北平联络部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几乎全党员都被捕了。开始我们被关押在北平东城煤渣胡同日本宪兵队。同年十月初被押解到代号为1407部队的日本陆军监狱，地点在北新桥炮局胡同。我们俩和一个叫张树槐的同志同住一个监房。这个不足十平米的监房四壁以及顶棚、地面全是用水泥构筑的，只在靠过道的一面墙上有一个不到一米高的很厚的门。在门的两旁分别开有两个向内扩开呈喇叭形的监视孔。我们被告诫，必须面壁盘膝而坐，绝对不许相互交谈或站起走动。但不久我们就想出了对付敌看守的办法。我们坐着晃动上身作为运动，并且装作摸嘴，使看守兵看不到我们的口形变化。这样，我们就可以一字一字间断地谈话了，我们把这种谈话叫作“面壁谈心”。虽然一句话至少要十几分钟才能讲完，而且有时露了马脚还要挨打，然而，这却能把我们三个同组织却不相识的同志紧紧地凝聚在一起了。这让我们暂时忘掉半年来受尽酷刑折磨的遭遇，而感到了党组织的温暖，使我们增强了战胜凶暴的力量和信心。当时树槐同志患有很重的胃病，每饭都要吐出来一堆带壳的谷米，胃痛难忍，但他却诙谐地用山西乡音说：“吃孙喝孙不谢孙，出去还要打龟孙。”记得某日，看守兵把我们提出去用推子把两寸多长的胡子给退光了。我们感到这可能是就义的前兆。回监房后我顺口风趣地诌了一副对联：“自古未闻退胡子，从今只待剃光头”，聊博苦中一笑。
　　进入十一月以后，寒冷的天气无情地向我们袭来。我穿的还是夏天被捕时的一身薄绸裤褂，夜里还要用它们卷成一团当枕头用。狱里给的一小块线毯在夜里铺和盖不能兼用，在白天又不许披在身上御寒，加上腹中缺食，坐在水泥地上瑟缩难以终日。不仅如此，每隔几天还要全身脱光冒着刺骨的风雪到很远的一个所谓浴室去洗澡。有一天，不记得是谁提出，我们恰如岁寒三友，应效松竹梅迎接即将到来的阳春……
　　多少个春天都过去了，几度严寒的折磨未能使“松”“竹”“梅”挫损锐气，却更加坚强了。后来，我们的梅——张树槐同志于1944年被送往日本作劳工，遣返时已病得奄奄一息了。他虽然看到了祖国的第一个春天，而一、两个月之后便与世长辞了。借此短文聊寄沉痛的哀思与深切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