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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史通讯　　总17期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主办
1993年3月25日
介绍《劫波——日本侵华与中国抗战实录》

　　在史学界中，完全用照片反映一段历史，这样的作品不乏见；完全用照片反映日本军国主义侵华以及中国人民奋起抗战的历史，这样的作品近年也略有一二（最近就有一部由一位新闻记者积十年之辛苦而成的图册问世）；但是，详细、全面、科学、系统地用照片将1868-1990年这一百余年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和中华民族抗战及中日如何友好交往的历史情况反映出来的作品在史界尚无一部作品。可幸的是，这样的作品不久即将问世了。这部作品的名［字］叫《劫波——日本侵华与中国抗战实录》。
这是一部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北京大学、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军事博物馆、新华社、军事科学院等若干单位部分专家学者共同搜集编纂的作品，而且已被列为中国抗日战争史丛书书目。全册题纲是由北京大学历史系的部分教授、讲师在征求许多专家学者意见的基础上编定的，共分九辑，它们是：第一辑，日本军国主义；第二辑，矛头指向中国；第三辑，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第四辑，日本向华北扩大侵略；第五辑，中国实行全面对日抗战；第六辑，战争转入相持阶段；第七辑，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的中国战场；第八辑，是日本法西斯战败投降；第九辑，殷鉴长存。计划收录四千余张照片。从参加单位、人员及照片的数量上看，这部作品一但问世，将可成为研究抗战史的最重要，最有权威性的作品。
据了解，此项工作从1991年即筹备，至今图片搜集工作已基本完成；为编好这部作品，编写人员已多次聚会，认真讨论，充分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北京出版社将全力支持出版此作品。明年即可见成书。［齐］

关于《劫波》一书的采访

　　《劫波—日本侵华与中国抗战实录》一书目前正加紧编辑中。从其时限（1868-1992）、照片容量（4000余张）及参与人员的情况看，这部作品都可以说是空前的。为使读者对之有更深入的了解，笔者特采访了该书的主要筹划人，采访记录如下。
最近，我们从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和史学界朋友那里得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和北京大学历史系合作，正在编撰一部巨型的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实录》，并得知该书在编撰过程中就得到不少领导同志及专家学者的关心、重视。该书的设计、内容以及编撰进展情况如下？为此，我们近日访问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馆长刘建业同志和北大历史系成汉昌教授。
问：你们基于何种考虑决定编撰这部巨型的《实录》？
刘建业：近十年来，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工作受到史学界广泛重视，一些战果已陆续问世，大型的、高水平的专史、专著的研究编撰工作也在进行中，这是令人鼓舞的。但抗日战争史的内容极为广泛丰富，有必要以不同的形式推出研究成果，才能更全面、更深刻地反映这一伟大斗争的史实。
我们注意到，关于这一段历史的研究，多以文字形式表达，史实照片虽有引证，但数量缺少，且零碎分散，尚有大量的照片散藏于官方机构和民间，极待发掘整理。历史照片为珍贵之历史见证。史学界和史学家有责任搜集整理，载入史册，传之后世。为此，我们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来进行这项工作。这部《实录》将以鲜明、生动、形象、直观的形式，再现这段历史，并通过文字说明科学地揭示，加深读者的认识。这是一部形象化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材，又是一部科学的系统的历史研究战果。
问：可否介绍一下这部书的总体规模和内容？
成汉昌：这部书拟名为《劫波—日本侵华与中国抗战实录》。“劫波”一词，引自鲁迅先生于1933年6月21日所写的一首诗。1932年上海“一二八”战争后，日本友人西村真琴博士从闸北三义里的废墟中救起一只无家可归的鸽子，带回日本。后来鸽子死了，日本农民认为它是怀念故国而死，遂将它安葬，并称其坟为“三义塔”。西村博士写信将此事告诉鲁迅，并请题诗。鲁迅先生便写了一首七律《题三义塔》。鲁迅先生在这首诗中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制造霹雳流从，残杀妇孺百姓，家宅住房都称为瓦砾，又剩下一只饥饿的鸽子觅食其中”的罪行，指出中日两国爱好和平的人民，将共同抗击法西斯逆流，度过这场不幸灾难，并将世代友好下去。诗中最后两句：“度尽捷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中的“劫波”二字，意为“劫难如波”，尤为深刻。我们便以此为本书的正名。
这部书以近代中日关系的历史演变为线索，以日本两次侵华战争为主体内容，收录了自19世纪60年代日本明治维新至20世纪40年代战败投降，再至70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百余年间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和中国人民抵抗侵略，以及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照片共四千余张，并附文字介绍说明。所有的照片都是经过精心筛选，具有历史的代表性和事件的典型性，这些照片的组合排列，即构成一部直观生动的历史。文字介绍、说明近二十万字，包括对每一历史阶段及重大事件的介绍，照片的简要说明及大事年表等，线索清晰，简明扼要，所有文字贯穿起来，即构成一部近代中日关系的历史网。照片与文字结合，形成一部可读可视，形象生动的大型读物，适合于社会各界知识层次的读者。
具体介绍，这部书共分九辑：一、日本军国主义（1836-1893）；二、矛头指向中国（1894-1930）；三、日本侵占中国东北（1931-1932）；四、日本向华北扩大侵略（1933-1937）；五、中国实行全面对日抗战（1937-1938）；六、战争转入相持阶段（1938-1940）；七、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的中国战场（1941-1943）；八、日本法西斯战败投降（1943-1945）；九、殷鉴长存（1945-1976）。以上各辑之中，又划分若干章节层次。总之，我们力图在这部书中系统、全面、客观地展示近代日本侵华和中国抗战的历史，使之成为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铁证，中华民族团结御侮的记录，百年中日关系的真实写照，直观形象的历史教科书。
问：这的确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巨著。如此大规模的工程，你们做了［哪］些投入？进展情况如何？
刘建业：早在1989年3月，抗日战争纪念馆的一些兼职研究员就提出过这个课题，并拟定了书面的编撰计划。从今年年初起，正式开展征集照片集编目，至今已有近三年时间。
这部书是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主持的抗日战争历史丛书之一种，由抗日战争纪念馆和北大历史系合作编撰。我们聘请了部分当年参加和指挥过抗日战争的国共两党的老将军，知名的专家学者担任本书的编委和顾问。参加编撰工作的除北大历史系和抗战纪念馆的有关同志外，还有档案馆、博物馆、军科院，社科院、高等院校等有关专业单位的研究人员。为了保障这一课题的完成，北大历史系和抗战纪念馆投入了相当的经费。编者们还分头赴西南、西北、华东、华中、东北等地，从地方文、博、图、档单位及战争遗址保管单位那里发掘收集有关图片和资料。一些境外的学者也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帮助。抗战馆多年来征集收藏的丰富的图片、资料都可以充分利用。我们的摄影设备和技术也都是高质量、高水平的。因此，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说，这部书的质量是第一流的。现在，收集图片及资料的工作即将告一段落，下一步将主要进行筛选、比较和考订工作，预计需要半年时间完成。
问：最近有报导说，香港一家出版社也出版了一部《中国抗日战争图志》，你们对此有何评论？
成汉昌：近代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不仅野蛮地侵略过中国，也对其他许多国家进行过侵略。因此，以侵略和反侵略为课题的各种方式的历史研究，在战后，得到各国史学界的重视。以中国来说，过去，海峡两岸都曾出版过一些反映当年历史实况的图片集录。但总的来看，这类战果，到目前为止，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和当年那场伟大斗争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影响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香港这家出版社做了一件大好事。这部书我们仅从宣传资料上知道了它的概况，还没看到全书。我仍感到无论从体例内容上，我们编辑的这部书都与香港的不同，不存在叠床架屋、重复出版的问题。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说，在香港，在台湾，在大陆，在亚太各国，都应有这一历史课题的成果出版，才能与当年那场伟大的民族自存、自卫战争相均称，也可以让读者自己去鉴定，去评论，去取舍。
问：可否谈一谈你们这部《实录》出版发行的准备情况？
刘建业：这部书从最初计划到正式完成，先后共四年时间。一批学术造诣深厚的专家学者参与了这项工作，各级领导和许多老同志给予了大力支持、帮助，因此，我们宁肯晚一些，慢一些出版，也要保证该书的质量，保持在国内外第一流的水平。我们预计在1993年夏季完成订稿工作，实力雄厚的北京出版社将承担该书的出版任务。该书的编撰办公室设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研部，欢迎国内外各机构、团体或个人与我们联系。我们相信，这部书出版后，将成为大、中、小学校的学生，工厂的工人和乡村的农民，部队的干部战士，学术机构的研究人员，企事业单位的职员，社会工作者，以及境外、海外各界人士争相视读，深受欢迎的历史读物，将在我国两个文明的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刘成）

介绍《北平人民抗日斗争史稿》

　　由王汝风、成汉昌、武月星等撰写的《北平人民抗日斗争史稿》，即将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共7章32万字。本书的特点是：不是孤立地记述北平地区的抗日斗争，而是根据历史的发展，把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与鸦片战争后其他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联系起来，把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压迫与对封建统治势力的勾结联系起来，阐述了中日矛盾与整个民族矛盾的关系，以及民族矛盾与阶级斗争，而是把北平地区的抗日斗争与全国的抗日斗争结合起来，展现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全局性，以及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全局性；再其次，本书既重点记述了党领导的北平地区的人民抗日斗争，同时又实事求是的反映了其他阶级、阶层的抗日斗争，阐明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抗日战争，胜利也是全民族的胜利；第四，本书在学术观点上创新之处很多，如本书不但赞同“十五年中日战争”之说，而且阐述了卢沟桥事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的新论点；书中对张自忠、宋哲元等人物的介绍和评价，也求实、客观、给人以新的启示；书中搜集了不少新的珍贵史料，如南口战役史料、北平周围抗日根据地史料、日伪统治北平的史料等等。
本书是在政治上贯彻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和江泽民关于加强中国近现代史教育的指示，使爱国主义成为一条红线，贯串全书。书中许多章节，如“苦难的古都”一节中的“历史悠久的古城”，“卢沟桥事变”一节中对日寇在北平的残酷暴行与统治以及北平人民不屈不饶反抗的描述，都感人至深，能激发读者的无限爱国之情。
本书是一部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又是一部对青年进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的好教材；在历史方面，它填补了北平地区抗日斗争史这个空白。它的出版，符合现实斗争的需要，在史学学术上，也具有重要意义。（吕梁志）

关于战后赔偿问题
东京举行国际听证会

　　1992年12月9日关于日本战后赔偿国际听证会首次在东京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侵略战争受害者以自身的悲惨遭遇，愤怒控诉日本军国主义者犯下的罪行。
这次国际听证会是由关于日本战后赔偿国际听证会组委会和日本律师联合会举办的。听证会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由被强迫充当日随军妓女的各国妇女以亲身遭遇，揭露并控诉日本侵略军蹂躏各国妇女的罪行。第二部分是由当年被日军抓去充当劳工，受尽虐待的幸存者控诉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残暴罪行。登台控诉者以历史的铁证，要求日本政府［尊］重人权并采取人道主义，向所有受害者赔礼道歉，并给予应有的经济赔偿。
在今天举行听证会的礼堂里，挤满了来自日本各地的听众和各国的新闻记者。来自韩国、菲律宾、朝鲜、荷兰、中国的八名受害妇女，以血泪斑斑的事实讲述了当年日本侵略军把她们抓走，惨遭毒打，强迫她们充当所谓“从军慰安妇”（即随军妓女）的情景。一位妇女因悲痛至极，竟当场昏倒，致使听证会暂停。
来自荷兰、加拿大、美、英等国的国际法及人权问题专家出席了今天的听证会。（佟志）

《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
一书审稿会日前在重庆召开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卷的审稿会，于1992年10月13日至19日在重庆市召开。参加此次审稿会的有曾在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驻贵阳交通站工作过的老同志董小鹏、袁超俊、紫非，丛书编审委员会办公室特约编审马仲廉、陈廉、古灵，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组长李海文，负责此卷书稿编辑工作的总参谋部、北京军区、山西省军区、济南军区、河南军区、南京军区、江苏省军区、上海警备区、广州军区、湖北省军区、广西省军区、兰州军区、成都军区、云南省军区、贵州省军区、四川省军区、重庆军分区等单位的编辑工作人员以及重庆红岩纪念馆的负责人，共计50余人。在一周时间的会议中，重点审议了《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八路军驻贵阳交通站》《八路军驻豫北办事处》书稿。在审议中，曾参加过当时办事处工作的老同志、专家和编辑工作的同志都认为这四册书稿资料丰富，内容翔实，基本上反映了各办事机构的实际情况和它们各自的特点，同时也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在审议《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书稿之前，与会同志参观了红岩纪念馆及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旧址、曾家岩50号、《新华日报》旧址，增加了对书稿内容的感性认识。这四册书稿经此次审查修改后，即可定稿。《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的其余书稿也已脱稿，有关书稿编辑工作的负责部门将陆续审查修改定稿。全卷书不久即可与读者见面。（竹林）

［新书介绍］

《‘田中秦折’探隐集》

　　1927年4月，日本军国主义代表人物田中义一任首相。7月由田中主持召开了策划征服中国的东方会议。此后不久就传出了田中有一个呈送天皇的秘密秦折《对满蒙的积极政策》。由于这个秦折关系着日本的整个大陆政策。因此，美、英、德、法等国都极为重视，派出大批力量去猎取其内容，但一无所获。不久后，中国报纸全文揭露了《田中秦折》。引起世界上极大反响，日本政府为之震动，极力否定这份的存在。从此《田中秦折》的有无问题，就成为国际间史学、军事学、经济学专家争论的一个热门话题。
50多年过去了，《田中秦折》仍［像］一个［谜］，扑朔迷离、捉摸不定，尽管各国史学家做了大量的考证，但仍没有得出统一的结论。在考证《田中秦折》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传奇性的故事，也出现了许多令人无法解释的疑案。在多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无数著名学者试图揭开《田中秦折》之谜，但终因史料的不足，无法征服整个学术界，这就使《田中秦折》成为二战结束后，二战史研究中的一个“哥德巴赫猜想”。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著的《‘田中秦折’探隐集》，集中了各方面的论文，并做了许多新的考证，提出了对《田中秦折》的基础看法。对于解开《田中秦折》之谜可能会有一些［裨］益。
此书共20万字，由刘建业高殿芳主编，其中有一些资料是未见史传的新发现，可供研究人员参考，由于《田中秦折》一书中有不少惊险的传奇性内容，因而它的可读性强，也可［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和国情教育的参考书目。

《日本侵华特务机构及间谍活动》

　　日本侵华期间，一方面出动武装部队，侵略中国领土，一方面疯狂进行各种间谍活动，侦查情报、制造事端、瓦解国民党政府、刺杀抗日领导人物。
日本的各种特务机关遍布于沦陷区内外，日本的间谍无孔不入，使用金钱、女色等手段进行阴谋活动，著名的女特务川岛芳子就是其中的一例。
日本战时间谍活动是日本的一个隐秘，战后日本对此讳莫如深，并销毁了大量资料，因此对日本间谍活动的研究，始终没有一部系统的专著。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利用数年时间，聘请专业人员查了国家安全部、公安部及各档案馆的原始档案而编辑的《日本侵华特务机构及间谍活动》一书，对日本的间谍战做了系统的研究，填补了抗战史研究的一个空白。
该书共22万字，由逢复主编、刘建业审校，可供研究人员做参考，也可列为爱国主义和国情教育的辅助材料。

《不容推卸的侵略责任—一个侵华士兵的追悔》

　　本书由原侵华日军士兵泽昌利根据侵华时的日记写成，共两册，约100万字。现译出上卷，约50万字。由田酋如等译。本书以大量亲身所见、所闻、所行的史料，揭露了日军在太行山中的侵略罪行。

《中国抗日根据地社会性质的演进》

　　该书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田酋如著。全书约25万字。
全书的中心内容，是评述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创建起来的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性质，怎样由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演进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程。到抗日战争结束时，各个解放区内已经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

《抗战英烈传》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历时十四年，在这十四年中无数仁人志士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他们中有中国共产党人，有国民党爱国人士，有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官兵，有爱国的国民党军官兵，有抵制日货以经济斗争反对日本侵略的企业家、商人，有文化界的名流，还有少数民族及国外友人……至今，抗日战争胜利近五十年了，尚无完整的一部为这些英烈树碑立传的好书，原因自然很多，但无论如何都说明我们的研究者在这方面的工作有欠缺。如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编辑已开始这部书的编写工作了。据了解，他们计划将抗日战争时期（十四年）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捐躯的所有有名有史料的英烈全部编入一部书中，这部书的书名叫《抗战英烈传》，第一卷计收人物1500，目前人物收集工作已完成，不久将着手写作。第一卷已被列入“中国抗日战争史丛书”之列将于1995年前同广大读者见面，其它各卷以后陆续出版。（刘工）

介绍一本关于日本战后赔偿的书

　　1992年8月，日本梨之术舍出版社出版了由内海爱子、越田穗、田中宏、飞田雄一等撰写的《日本对亚洲各国的战后补偿》专著。全书共8章，约25万字。第一章，何谓战后补偿；第二章，日本对朝鲜的战后赔偿；第三章，日本对中国的受害赔偿；第四章，日本对东南亚、太平洋地区的受害赔偿；第五章，同盟国俘虏的战后补偿要求；第六章，日本国内的受害赔偿问题；第七章，战后补偿的参考事例；第八章，文献、资料。此书坚决支持和同情亚洲、东南亚各国人民在战后的赔偿要求；严厉揭露和谴责日本军国主义在战争中的略的暴行；也批判了日本现政府中右翼势力否认侵略、无视各国受害人民的正当要求等等行径。现将该书的前言介绍如下：
80年代中期以来，以亚洲为中心的：
世界各地要求日本履行战后民间赔偿的呼声愈来愈高。即使在日本国内，要求政府必须诚实对待战后补偿的民众运动也广泛展开。同时，也有这样的疑问：“战后已过了半个世纪，为何现在才提出战后补偿呢？”
基于此，我们再次考察了究竟什么是战后补偿的问题。在考察这个问题时，我们感到有必要把从各个地区不断提出的赔偿要求加工整理，以便使这个问题有一个明晰的整体轮廓。
在接触这些材料时，我们切实感受到的是，虽然用一名话说是“战后补偿”，但各个地区各种各样的要求又是千差万别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弄清楚，日本在侵略战争中究竟干了些什么？
本书还不加掩饰地反映了日本战后对自己的行为顽固拒绝谢罪和赔偿的姿态，与德国等战败国对战后补偿的对应相比较，日本的这一态度更显得清楚。正因为日本的这种态度，成千上万的战争受害者，才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仍提出受害赔偿的要求。
本书编写工作在进行之际，日本国会却在国际贡献的名义之下，通过了派出维持和平部队法（PKO法）。在对自己过去的历史既没有反省和谢罪，也没有赔偿的情况下。“日本军队”再次出兵海外，这多么令人惊讶！
“以历史为殷鉴，竭诚向战争受害者谢罪”。
不履行这个基本原则，能构筑起国际性的信赖关系吗？难道能竭止以亚洲为中心的世界各地战争受害者的索赔呼声吗？现在，我们的生活准则本身就受到了质疑。
这本书，仗义执言，反对侵略，同情战争中各国受苦受难的人民，立场鲜明，因而已受到我国史学界的关注。（李蔚泉）

花园口决堤在抗战战略上的作用应予肯定

　　马振犊在其所著《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研究》书稿（此书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抗战史丛书”之一）第五章中指出，对于武汉会战前夕国民政府在郑州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阻挡日军西进之举，史书多持否定态度，其主要依据是因为这种人为制造黄泛区之行为给豫皖苏三省二十余县人民造成了无穷灾难，而且黄水对阻拦日军并未起到太大作用，所以，政府当局亦以此为耻，制造了日机炸开河堤之假象，欺编舆论使日方有口莫辩。
对于“花园口决堤”，道德我们应该承认这是国民政府抗敌无力之无奈之举，以其纵水殃民事实来看，其中包含了应予否定的成［分］。但是，从纯军事角度分析，亦有其合理的理由。
黄河决堤在战略战术上都给日军造成了很大威胁，对于敌方以机械化部队及骑兵为主的土肥原师团，洪水使其战马战车陷入泥泞而不能自拔，造成了前扣部队之分离，其中一支日军骑兵突击队在洪泛后被孤立于新郑附近而遭我军囤歼即是有利的证明。而更重要的是，黄水泛滥阻断了日军从北方战线西进之路，使其进兵中原之计划受挫，被洪水包围的日军只能纷纷寻找门板等一切浮水工具而东撤，水泛后两天之内，日军后撤兵力达万余，连海空军亦投入营救工作，整个作战计划都被打乱了。日军统帅部只好改变决定，以华中方面军绕道合肥、安庆，沿长江一线攻击武汉，在客观上适合了我军沿长江一线节节抵抗的抗日战略。
本来日军占领余州后，沟通了南北战场，准备齐头并进，以北线为主拿下陇海线，使南北西三面战场［连］成一片，然后士取西北再下西南。但黄河决口后，大片黄泛区使南北战场隔绝，形成同浦、平汉北段、津浦三条纵线长期分立状态，日军因此在以后战争中不得不以长江为战略主攻线，而北方战事因河泛造成交通补给困难而被迫停顿下来，此种状态址至抗战末期。这就保全了我西南抗日基础，顺应了我方战略路线之需要，这虽然不能全归功于黄泛，但黄河决口在战略战术上有利于我方应予充分肯定。
至于说如果国民政府能够全面发动民众抗战便可避免决堤，那不过是一种假设。在两军交战生死关头，如果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即使自己蒙受一些牺牲也是应该为之的事情。对于人民群众在黄泛中遭受的巨大损失，则是因为政府当局不以人民利益为重，轻率决定，匆忙炸堤，不能有效减少自己损失之故，也是国民党政权本质决定的。对于花园口决堤之利弊应做两方面分析。（马爰）

宁波栎社机场是我国空军当年远征日本的出击点

　　1938年暮春，日机不断空袭我国当时抗战的指挥中心武汉。为唤起日本民众反战觉悟，首派空军轰炸机队队长徐焕升、佟彦博率队员8人，分别驾驶“马丁”式重轰炸机，于5月19日从汉口起飞，跨海远征日本，在长崎、福冈等城市沿途散发了数十万份宣传品。这无疑是抗日史上值得记载的重要事件。
但徐、佟两机远征日本，以何地为出击点，论法不一。一种说是从汉口起飞到金华街机场停落加油后，直飞日本本土（见《团结报》1992年819刘敬坤文）；一种认为街州机场于民国30年（1941）春夏才建成，而丽水机场则始建于民国23年（1934）9月，并两度扩建，余焕升等夜航日本散发传单，所起飞和降落地点，都应该是丽水机场而不是街州机场，但这一论法，未提供任何细节；笔者最近在整理和编辑宁波抗日战争史料时，觅得当年任职于宁波电话公司叶罗宝先生的回忆录，证实徐、佟两机是以宁波栎社机场为出击点的。叶所亲历的这件事虽仅是一个侧面，却真实可信。
5月19日下午，叶罗宝正在交换机室值班。将近5时，突然接到奉化防空监视哨电话：有两架飞机从新昌方面飞来，已越过奉化上空，飞向宁波。“［顷］刻间空袭警报大作。接着，栎社机场又打来电话，向鄯县（当时宁波城区辖归鄯县）县长兼宁波防空指挥官、警察局长的俞济民报告：“我空军两架飞机，已安全降落，需要机修加油，飞行员要休息”等语。通话后，俞济民立即打电话通知宁波防空指挥部解除警报。晚饭后，叶又值8时至12时夜班，俞代电话特别忙碌，一忽儿接机场了解飞机准备情况，一忽儿打防守司令部互通讯息，一忽儿命令警察局多派警察加强巡逻，又通知防空指挥部严禁当晚拉警报。到11点48分，听到飞机轰呜声由远而近，只见两颗红灯越过上空向东北方向飞去。次日上午8时30分，又见两机在宁波上空盘旋三周，飞机翼下机身上的国徽、机组人员的头部均清晰可见，始知夜航突袭成功。屡遭日机轰炸的宁波市民，见到了自己的空军，都欢呼奔走相告。
21日，宁波的《时事公报》、《宁波商报》等报刊，以头版头条登载这个兴奋的消息。大意是：“我空军于19日由前进基地远征日本本土，空投《告日本各界人民书》等宣传品和小册子，以‘纸弹’代替‘炸弹’，完成一项艰苦而光荣的任务后，胜利反航。”并刊登了何应钦、孔祥熙、蒋介石到机场欢迎远征空军人员徐某等的图片。这件事在宁波曾轰动一时，当年还是小学生的张泰烈等人，至今还记得在学校时扬眉吐气的唱过一首歌，其中二句歌词是：“传单抛尽天色明，平平安安回祖国”。
空军远征日本，长了中国人的志气，这对当时趾高气扬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来说，是始料不及的。于是悔羞成怒，疯狂实行报复。栎社机场从1938年5月28日至31日的四天中，接连遭日机4次轰炸，投弹近百枚，由于已有防备，损失尚微。与此同时，宁波市区也遭轰炸，仅5月29日上下午两次轰炸，死伤50余人，毁街屋一批。当我空军夜袭日本本土后不几日，日机几次三番以栎社机场为目标，进行狂轰滥炸，［绝］非偶然，由此亦可见叶罗宝先生提供的情况，当属可信。（顾生霖）

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转变原因述论

　　“九•一八”事变后，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双重压力面前，国民党蒋介石选择了与日本妥协的道路，打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旗帜，以此作为其基本国策。但是随着日本侵略的步步进逼，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政策发生转变。促成国民党对日政策转变的因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加紧侵略导致了蒋日矛盾的激化。1935年6月间，日本在华北制造一系列事端，步步进逼，蒋介石再次屈辱妥协，与日先后订立了“何梅协定”和“秦土协议”。但日本并不满足，紧接着又积极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妄图使华北五省成为第二个伪满洲国。日本在进行军事扩张，政治分离活动的同时，还加紧了对华北各个经济领域的侵略；垄断控制矿业、纺织、面粉，重要铁路干线；策动、操纵大规模的对华商品走私；反对与破坏国民党政府的币制改革；在中国白银外流风潮中推波助澜，乘机渔利等等，严重损害了国民党集团的经济利益，甚至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统治的经济基础。由此可见，日本在华北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的侵略和扩张，使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受到严重威胁，客观上宣告了国民党“安内攘外”政策的破产。国民党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不得不考虑改变对日政策，由不抵抗开始向抗日转变。
第二、国际上，苏联和英美等国赞助和平，不同程度地支持中国抗日，对国民党对日政策的转变有很大影响。日本在华的侵略扩张，严重侵害了英美在华处利益，扩大了它同英美等国的矛盾，导致英美等国对日态度由原来的袒护、纵容变为公开的谴责和反对。1936年各帝国主义在华投资共44.2亿美元，而日本就20亿美元，比1931年的11.3亿美元增加70%。在商业和贸易方面，由于日货的大量走私与商品倾销，使英美货物的入口大大减少，仅1936年4月就减少了五分之二，英美在华市场受到很大打击。因此，英美两国政府从其自身利益出发，扶植国民党内亲英美派，与日本的扩张相抗衡。当时的苏联也从自己的利益考虑，赞助国共合作，建立反日的统一战线，并表示愿与南京政府合作反对日本侵略，支持中国抗战。这时蒋介石出于获取苏联的军事援助和利用苏联牵制日本的考虑，不得不对中共在政策上做些调整，同时对日的态度也由妥协不抵抗，开始向抗日转变。
第三，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以抗日大局为重，不计前嫌，倡导抗日统一战线，并采取多渠道，多层次地同国民党人士及各地方实力派代表人物广泛接触，宣传抗日主张，在国民党内广大爱国官兵中产生了积极影响，迫使蒋介石不得不考虑改变自己的内外政策，接受团结抗日的主张。
第四、全国人民抗日反蒋怒潮的冲击。以“一二•九”运动为起点，全国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抗日救亡运动的锋芒直指蒋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学生罢课、游行、请愿示威，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工商界多次罢市，地址日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国民党元老，社会名流，学者也发表通电：痛斥国民党丧权失地的罪责。国民党被迫改弦更张，重新调整自己的对内对外政策。
第五，国民党内部的分化，反蒋派对南京政府对日政策的抨击。随着日本侵略者的步步进逼，反对蒋介石对日妥协屈辱的呼声越来越高。国民党内的反蒋派纷纷举起反日旗帜，要示蒋改弦更张。蒋介石内部以宋、孔、陈为首的亲英美派，为了英美和江浙财阀利益，也向蒋施加了很大压力，要求结束妥协，准备抗战。国民党内的亲日派势力日益孤立。这些都迫使蒋不敢再肆无忌惮地对日妥协退让了。
总之，国民党对日政策的转变，就是在上述这些内外压力，主客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促成的。其中，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起了决定的作用，其它因素都从属于这一点。我们还应该看到，国民党对日政策的转变是很不彻底的，带有很大的局限性。这主要是因为蒋采取既准备抗日，又坚持剿共的两面政策。国民党对日政策的转变，虽然是被迫的、有限度的，但它毕竟逐渐改变了它的政策，逐渐转到了团结抗日的立场，确保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研日摘自《山西大学学报》1992年3期）

中国抗日战争打击了德日结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奋起抗日，使日军深陷中国战场，不得不“以处理中国事变为政策的重心”，在欧战前夕，德意日未能结成军事同盟，并互相争吵，各行其是。
从1938年起，德日法西斯多次谈判，企图在反共协定的基础上，结成军事同盟。1938年6月，里宾特洛甫对日本驻德大使大岛提出，英法美可能进攻德日，德日必须缔结“防御同盟”，缔约双方应无条件地对进攻缔约一方的敌人宣战。其实这是要求日本尽快结束侵华战争，当德国在西欧发动战争时，日本要再东方以军事盟友的身份出现：对英发宣战，牵制苏联。
然而，日本的主要目的却是利用德日关系，钳制苏联，“孤立中国，以促进中国事变之提早结束。”在交涉中，德日两国各自都希望多建议的条约有利于本国的主要目标。因而双方争吵不休，僵持不下。大岛电告日本外务省：“把协定对象只限于苏联，三国协定就不能签订……它不仅削弱了防共轴心，而且也会被德意两国所抛弃。”年初，里宾特洛甫、大岛和齐亚诺经过直接蹉商，拟出了三国军事同盟条约草案。草案规定，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威胁，要相互提供政治和经济的支持；如遇到其它国家发动进攻，也应相互援助”。1939年1月，日本平昭内阁五相会议审定了缔结三国同盟的方针，决定不准备缔结这种军事协定。同时，为了求得德国的京解，日本派伊藤为首的代表团专程访德意，详诉苦衷，由于中日战争，日本现时无力给德意以有效的军事援助，希望德国同意，在他们对西方国家作战时，“日本不一定要受必须参加的约束”。但未取得德意之谅解，无结果而回。
1939年4月，德意商定待机发动对英法的战争。4月20日，里宾特洛甫警告白鸟和大岛，如果德日间的条约谈判过于久延不决，德国可能必须以某种方式去接近苏联。日本十分惊慌，深恐德国在西方解除对苏联的牵制，对日侵华战争不利。5月4日，平昭内阁急忙发表声明，再次说明日本陷于侵华战争的处境，争取德国的谅解。“最后，平昭内阁由于与轴心国缔结一般军事同盟问题意见未能一致，而1939年8月，德国与苏联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从而引起了日方不满。日立即提出抗议，指责德国违反防共协定，平昭内阁遂倒台。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日新内阁仍鉴于日本深陷中国战场的泥潭，发表声明，“帝国不拟参与这次欧洲战争，致力解决中国事变”。13日，新内阁又发表政纲，仍“以处理中国事变为政策的重心”。中国抗日战争打乱了德日结盟。（刘五书稿）

＜简讯＞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缅怀抗战先烈，弘扬爱国精神，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正在筹拍30集电视连续剧《卢沟桥事变》。
该工作由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执行会长、北京市政协主席白介夫主持，中央电视台参加拍摄工作。目前，筹划工作正加紧进行中。
△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和兰州军区政治部宣传部联合举办的“战时延安”巡回展览首站于2月17日在陕西临潼八四八七〇部队展出。一周之后，该展览将移往兰州、新疆等地巡展。
△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日本中国人强制连行思考会及中国旅日中华侨中日交流促进会联合举办的展览“花冈悲歌”经过中日两国参展人员一年多的积极努力，将于今年3月26日展出。该展览共分四大部分：一、罪恶的劳力劫掳，全面介绍日本军国主义劫掳华工的罪行。二、死神监管下的苦役，介绍被押送到秋田县花冈山从事苦役的中国劳工的悲惨生活。三、花冈悲歌，以无限的敬仰和同情展示了中国劳工花冈暴动的壮举。四、历史的余音，热情［讴］歌了战后日本各界人士在处理花冈事件遗留问题上的种种友好行动，体现了两国人民兄弟般的情谊。展览在筹备过程中得到了中日双方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河北大学、京都大学为展览提供了珍贵的历史文件原稿和大量当事者证词。
△由日本“七三一部队展”全国实行委员会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共同筹备的“七三一部队展览”将于1993年6月份起在日本三十余个城市作巡回展览。
△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天津档案馆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联合编辑的《华北沦陷区经济资料选编》一书已被列入中国抗日战争史丛书书目之一。
△北京大学、四川大学、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近代史所的部分专家学者目前正着力编辑《中国抗日战争史论著索引》一书，该书已被列入中国抗日战争史丛书规划。
据介绍，该索引收录的条目起自1931年9月，止于1991年9月，这60年间有关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成果，其中主要是学术论文、著作、档案资料、历史文献、回忆录等均在其内（包括同时间，海峡两岸的研究成果及日本、苏联、美国等主要的研究成果）。预计收6万余条，300万字。

《抗日战争史通讯》总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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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1 月,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