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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史通讯

总28期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主办

1993年4月25日

关于编写《中国抗日战争史》一书的会议纪要

　　1993年3月24日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召开了关于编写《中国抗日战争史》一书的小型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馆长刘建业、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罗焕章、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何理、中央党校教授肖一平、何仲山等。该书的另一作者南京大学教授张宪文缺席。会议由刘建业主持，何理、肖一平、何仲山等该书的主要编撰人分别介绍了自己承担的任务的进展情况以及在编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罗焕章作了此会的总结性发言。
经过讨论，确定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1）全书的编辑大纲原则上不再变动，各位作者即按此大纲动笔，如有问题可在编写过程中及时调整解决。（2）即刻进入写作阶段，5月份拿出成形的部分章节。（3）5月下旬召开一次有该书作者、丛书编委及有关专家参加的讨论会，以解决编撰过程中出现的问题。（4）各分章作者应在5月中旬将写完的章节打印20份交会议讨论。
参加会议的学者们希望5月份召开的会议能够成为该书全面展开写作前的一次总结性会议，这次会议要达到统一文法、统一结构、统一体例、统一观点，并最终确定该书进度的目的，同时还希望在该会议上将目前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存在的有争议的问题以及《中国抗日战争史》编著者们提出的一些难点加以解决。
刘建业副馆长传达了抗日战争史丛书主编刘大年、白介夫同志的指示意见，他们希望编著者们以全面、清楚、公允的写作精神将这部抗日战争史丛书的带头书写好。与会者表示一定抓紧时间组织精干的写作力量按时按质完成这部高水平史书的写作任务。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
1993年3月25日

会讯

为了更进一步推动我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深入开展，经《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文史哲》、《抗日战争研究》、《抗日战争史》丛书编委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多家单位共同协商，决定于1993年6月2日至5日在广西桂林联合召开“抗日战争学术研讨会”。此次研讨会主题是：①如何总结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已有成果；②如何开拓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新领域；③学术研究与出版的关系。

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在京成立

　　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于1993年3月4日在安葬斯诺的地方——北京大学举行。
斯诺是最早进入中国红区，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介绍给外部世界的著名美国进步记者。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多次访华，报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并对中美关系正常化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的一生堪称是中美人民诚挚友谊的生动见证。正因为如此，斯诺的生平及其活动，自然在中国人民当中引起了持久不衰的兴趣。
这个中心将研究、介绍斯诺和同时代其他国际友人的事迹和著作，促进中国和美国及其他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加强彼此的友谊与合作。
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名誉主任黄华，名誉副主任吴树青、爱泼斯坦、陆璀、龚普生和主任王学珍在会上讲了话。
海伦•斯诺、戴蒙德、韩素音、韩叙、何理良、魏璐诗、大卫•柯算克、吴蔚然、苏菲、刘英、朱子厅任斯诺研究中心顾问。高粱、段连城、陈砾、何芳川、张柱洪、梁守德为中心副主任。
斯诺早在1928年就已到了中国，至抗战前夕，他已在中国进行了长达10年的采访。特别是撰写了轰动世界的《西行漫记》，此书系在抗战初出版，抗战期间广为流传。抗战八年中，他报道中国抗战实况，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组织“工合”实际帮助中国抗战，并进行大量的国际宣传，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斯诺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见证人，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的成立，对抗争史研究很有裨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馆长刘建业出席了该中心成立大会并被选为委员。

（冯）

《花冈悲歌》展览简介
刘建业

　　1941年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后，把大量青壮年劳力调往国外充当炮灰，致使国内劳动力严重不足，为了解决企业的生产力问题，日本内阁于1942年制定了从中国强制输入劳工的政策。侵入中国的日本军队在军部的指令下，违背国际公法，把大批中国战俘强行运往日本从事苦役，并在华北大肆抓捕无辜百姓去日本做苦工，这就是所谓的“强制连行”（强行集体押运）。
从1942年到日本投降，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共从中国强迫输送4万余名战俘及无辜百姓，在日本的135个企业（主要是矿山和建筑业）生产点做苦工。这些被强迫押运的中国人，受尽了种种非人的待遇，在饥饿、寒冷等无法忍受的恶劣条件下，从事着超出人体负荷的重体力劳动，遭到了令人发指的摧残和蹂躏，有7000人无法忍受牛马不如的生活惨死在异国。而这些人被抓走后，他们的家庭也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无数和美的家庭被逼得家破人亡，留下了深深的遗恨。
在日本军警严格监督下从事苦役的中国“劳工”，不堪忍受奴役和屈辱曾进行过无数次反抗斗争，其中1945年6月30日在日本秋田县花冈矿山发生的中国“劳工”的“花冈暴动”是震惊日本全国的大事件，800余名中国“劳工”在大队长耿谆的带领下，奋起反抗，杀死监工集体逃亡，日本有关当局调集两万余人对暴动者进行大规模的搜捕和残酷的镇压，并对抓回的劳工施以种种酷刑摧残，致使238人先后丧生。中国人民的鲜血不仅洒在了自己的国土上，也洒在了遥远的异国日本，这是日本军国主义欠下中国人民的又一笔血债。
战后，日本人民对花冈殉难的烈士们表现了无限的同情，当地的居民、僧侣把死难烈士的遗骨送到中国，中国方面李德全、郭沫若、廖承志等负责人也曾专程赴日祭奠死难者。日中两国人民通过对花冈事件死难者的慰灵活动，增强了相互了解和友谊。
花冈事件不但充分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侵华战争中的一件罪行，而且也展现了中国人民在恶劣的环境下不甘屈辱，奋起反抗的民族精神。这段历史应该为中日两国人民时刻牢记，两国人民只有从这一系列血的事实中，才能够更清楚地看到战争带给人民的重重灾难，才能更好地总结历史教训，不让这悲惨的事件重演。
日本强制连行思考会，旅日华侨中日交流促进会等团体，十余年来不断搜集花冈事件的资料，不断促进有关团体妥善处理花冈事件的遗留问题，对促进中日友好作出了巨大贡献。为了更好地回顾历史，总结经验，加深友谊，日本强制连行思考会，旅日华侨中日文化交流促进会把历年从日本、中国、美国、德国征集到的大量文献资料及历史图片、文物，无条件提供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并倡导举办《花冈悲歌》展览，作为纪念日中邦交正常化的一个活动。在中日双方有关人士白介夫、孙平化、田英夫、伊东正义、宇都宫德马诸先生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中日两国参展人员一年多的积极努力，《花冈悲歌》展览终于如期展出，这是一件值得庆祝的大好事。
展览共分四大部分：一罪恶的劳力劫虏，全面介绍日本军国主义劫虏华工的罪行。二死神监管下的苦役，介绍被押送到秋田县花冈矿山从事苦役的中国劳工的悲惨生活。三花冈悲歌，以无限的敬仰和同情展示了中国劳工花冈暴动的壮举。四历史的余音，热情讴歌了战后日本各界人士在处理花冈事件遗留问题上的种种友好行动，体现了两国人民兄弟般的情谊。
展览筹备过程中得到了中日双方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河北大学为展览提供了珍贵的大量当事者证词，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中国抗日战争史地图集》介绍

　　当前，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工作正在全国各地展开，各种专题、专著和资料集正陆续出版，但迄今仍无一种较完整的抗战时期的地图集问世。为了适应海内外教育、学术各界对抗战史的教学、研究及广大读者阅读参考的需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和中国地图出版社，计划用两年半（1993年-1995年6月）时间编绘出版《中国抗日战争地图集》，它也被列为《抗日战争史丛书》之一。
《中国抗日战争史地图集》断限时间为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拟用约二百幅地图、文字说明和历史图片，来反映这14年历史各阶段的疆域、政区、党派、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内容。本书将以爱国精神、科学体系及求实治学为指导思想，努力做到观点新颖、内容丰富、绘图精美且图文并茂。
该书目前已进入编辑制图阶段，将于1995年8月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之前出版发行。主编为武月星、顾乃福、张承钧和刘建业。

（冯）

《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第二次审稿会在南宁举行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卷第二次审稿会，于2月14日至21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南宁举行。参加审稿会的有丛书编审委员会办公室特约编审古灵、马仲廉、陈廉和办公室的干部，有中央文献研究室处长彭红，有总参谋部政治部编研室主任陆正己和三部编研室的领导和工作人员，有广州军区、兰州军区、济南军区和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省军区编研室的工作人员。在会议期间，广西军区的领导人接见了全体与会人员。会议审议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八路军驻衡阳办事处》《八路军驻广州——韶关办事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和《新四军平江通讯处》等7部书稿。会议认为，这7部书稿资料详实，编辑合理，从各个侧面反映了各办事处（通讯处）的历史全貌和不同特点，是质量较高的几部书稿；同时也还存在着不足之处。专家们对各部书稿中存在的史实、观点方面的问题和规范方面的缺点提出了中肯的具体的修改意见。这7部书稿经过修改后即将定稿付印。

（竹林）

对抗日时期国民党战场的三点分析

　　在如何评价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事集团的功罪是非问题上，十多年来一直是众说纷纭，时而几乎全盘否定，时而夸大国民党军事集团的地位和作用。近年来，这种极端的看法在教材中虽已消失，但细加审视，似仍缺乏系统而有力的评述。对此芜湖师范专科学校的沈车嘱文讲到，对抗日时期国民党战场应侧重三点分析，这三点必须明确。首先，抗战初期，国民党军事集团在犹豫不决中参战。这里有两个要点：参战抵抗是事实，犹豫不决也是事实。其次，不能回避抗战中期国民党军事集团抗战与反共并重的史实。最后，在抗战后期，国民党军事集团既有逐步反攻的对日作战一面，也有全面反共准备内战的一面。沈文对上述三点作了十分详细的分析，其文发表在“教学与研究”（京）1992年第5期。

（王稿）

中国在40年代前半期已确立了在世界的大国地位

　　黄胜林在“略论抗战后期中国的大国地位”一文（发表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6期）中指出：中国在40年代前半期已确立了在世界的大国地位。他分析了中国确立自己大国地位的过程及几个方面原因：①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贡献是取得大国地位的基础。卢沟桥事变后，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将日帝束缚在亚洲，支援了英美苏诸国的备战，世界列强对我刮目相看；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表现非凡，提高了中国军队的威望和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使得美国更加重视敌后战场的作用。总之，中国军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突出贡献，使得世界各国不能无视中国的存在。在华盛顿和莫斯科宣言中，中国已被列为“四大国”之一。②中国的大国地位的确立与罗斯福的对华政策分不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罗斯福就开始为战后世界设计了一幅蓝图。他认为，要维护战后世界和平，仅有美英结盟、美苏合作还不够，还要把中国拉进来，以达到利用中国来牵制苏联、抵消大英帝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最后实现美国主宰下的所谓世界和平局面。而就人口而言，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就领土而言，中国时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又是热爱和平的人民。因此罗斯福觉得中国应该成为负责维持世界和平的“四警察”之一，并起到东方领导者的作用。罗斯福出于自己在战时和战后的战略利益考虑，支持中国取得大国地位。也正因为如此，虽然罗斯福后来曾对中国的地位和作用产生过怀疑和动摇，但终究未改初衷。③中国大国地位确立过程中出现过种种波折。虽然美国对中国尽量提携，英国政府则对中国战后成为一个大国的设想非常不满，苏联更是极尽排斥轻视中国之能事，抗战末期，中国军队在豫湘桂大溃退，中国形势每况愈下，这些使得罗斯福在召集一些重大会议时不邀请中国参加，甚至有些涉及中国权益的重要条约的讨论与签订都不请中国参加，名为四强之一的中国到抗战末连自己的领土主权都无权过问，还谈什么大国地位呢？

南京保卫战败在何处？

　　以往人民一提起南京保卫战的失败，多将南京城的失陷，作为其主要标志。其实，南京城的失陷，仅仅标志着南京保卫战的结束，并不是保卫战失败的标志。对于战争中的某一战役或战斗来说，其战略与战役所要达成的目标是多方面的，在许多情况下，并不以一城一地的得失为目标。可以认为，在抗战初期的特定条件下，南京保卫战的胜负，完全不以南京城的守弃为标志。
南京保卫战发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敌处优势，我处劣势；敌处进攻态势，我处防守态势。这种军力对比和战场态势，决定了中国军队有比保卫南京城更为重要的战略目标，即为持久战、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创造条件。为此，则需要达到三个具体的目标，即：较多地消灭敌人、较少地消耗自己、较长地固守阵地。从南京保卫战的实际结果来看，这三项目标都未能实现。笔者认为，正是从这个意义来说，南京保卫战是失败的。
第一，歼灭敌人，这是夺取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在中国抗日战争的初期，面对强大的入侵者，这项要求显得尤其重要。没有对敌人的大量歼灭，其所进行的每一个战役和战斗，便失去了它的起码的意义。
中国军队在南京保卫战一役中，消灭了多少敌人？日方资料有的说，日军共死伤4000人；有说，日军“战死八百，战伤四千”，即共伤亡4800人。这个统计数，显然太低，并不符合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军队消灭敌人的实际状况。
事实上，在日本华中方面军于12月1日下达攻击南京命令后的最初三天，《申报》即报道：东战场“一、二、三三日，前线日兵死伤报告，闻共二千四百五十一名”。在日军于城郊正式向南京城发起总攻的前三日，《救国时报》称：在南京附近，“激战数日夜，寇军死亡六千以上”。在唐生智下达撤退令后的突围战斗中，第66军与第83军于13日晨，在空山、狮子山一带“毙敌千余”。仅上列数起，已消灭敌人近万名。如果增加其他时间、地点歼敌的数字，而扣除其交叉计算及高估的数字，似仍应消灭敌军1万名左右。
歼敌万名左右的战绩，虽不能算小，但距离战役的歼灭战还相差很远。日军用于直接攻击南京的兵力，近5个师团；按日军编制，每个师团满员时应有21945人，损失2000人，尚不及全师团兵力的1/10。这样的伤亡数字，是敌军在继续战斗中，可以承受得起的。显然，南京保卫战没有收到用歼灭战的方法来消耗敌人效果。
第二，尽可能地保存自己，把战斗中的人员损失降到最低限度，是战争中的一条重要原则。
南京守军在保卫战中，总共损失了多少兵力？日本作家古屋奎二认为：“在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军伤亡超过了六千人”。这应是对中国军队战场伤亡人数的保守的估计，相信在战斗中伤亡的实际人数约为1万名左右。而日本国际画报社对于攻占南京的“战绩”则称，“敌方战死八万四千，被俘一万五千人”。这10万人左右大约是中国军队在战斗和非战斗中损失的总人数。
依据中国方面可靠的档案和回忆资料，现可查得，仅第160师、36师、88师、宪兵部队、第2军团、第74军、教导总队7个单位，已共损失近7万人；估计全部守军的损失亦当在10万人左右。
守卫南京的15万大军，总共损失了10万人，致使多数部队已不成建制，短时间内无法恢复战斗力。尤其令人痛心的，是在损失的10万人中，约有9万人，系于放下武器后被屠杀。这更显现了中国军队在这战役中的败局。
第三，争取时间，是南京保卫战的一项重要战略目标。无论是从争取整个抗战胜利的宏观上来说，还是从调整淞沪站后战场的微观上来说，通过南京保卫战，牵制敌人，整顿后方，准备新的战场，这都是十分必须的。
按照中、日双方原来预定的方案，南京之役至少要进行一二个月的时间。蒋介石在11月22日的一份电报中说：“预计敌十日左右，方能到达南京城下，再固守两周以上，约需月余时间”。同月29日，蒋介石在视察了狮子山、天保城等处要塞炮台后，又认为“南京东南一带山地利于防守，北有长江依托，形成天然要塞，至少可守两个多月”。日本华中方面军在11月22日，向参谋本部呈报了如下的意见：“方面军以现有的兵力不宜付出最大牺牲，估计最迟在二个月以内可以达到目的（按指攻占南京）”。
可是，战役进行的实际情况，却出于中、日双方军事当局的意料之外。日军从12月4日与南京主阵地前沿守军接火时算起，只用了一周时间，即攻至南京城郊；从12月10日向南京城垣发动总攻击开始，只用了三四天时间，即破城而入。可以说，南京守军没有为东战场的中国军队争取到应有的、足够的时间。
正因为南京保卫战在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争取时间这三个方面，均未取得理想的效果，所以它是一次失败战役。
（摘自《民国档案》1993年第1期，“试论南京保卫战中几个有争议的问题”，作者孙宅巍）

“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成于何时？

　　蒋介石制定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究竟在何时形成与确立？海峡两岸的学者认识颇不一致。大陆学者的看法大致有三种：其一，蒋介石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确立；其二，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以前提出，《淞沪停战协定》签订之后正式确立；其三，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前酝酿产生，同年11月30日由蒋介石正式提出并把它当作南京政府的“基本国策”。台湾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的认为1931年7月蒋介石决定“攘外必先安内”是一种策略；也有的认为在一二八事变后，中日交涉告一段落，蒋介石急谋“安内攘外之大计”，国民党政府“立下决心”，才确定了这个方针。论者的根据不同，因而各执其说。蔡建中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探析”一文〔发表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6期〕中认为，蒋介石在不同的时间和条件下，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攘外”与“安内”内涵的解释有所变化，只有当它成为完整的规定并被国民党政府接受之时，才标志着这个政策的形成和确立。其演变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九一八事变前夕，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不能说明“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已经形成。（二）九一八事变后，“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初步形成。（三）1932年淞沪停战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作为国民政府的“基本国策”而得到正式确立。
蔡建中还认为，把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解释为只“剿共”，不抗日是不恰当的。“攘外”包括“战”“和”两个方面，以“和”为主；“安内”则包括“剿共”和剪除反蒋势力、解决国民党内部矛盾两个方面，而以“剿共”为主。其中，“安内”是“攘外”的前提。
毫无疑义，蒋介石为了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必然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视为“心腹大患”，这是蒋介石制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根本出发点。但是不应忽视另一方面，即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新军阀连年混战，蒋虽获胜，但各派反蒋势力并未真正降服，蒋曾二度被迫下野。尽管淞沪抗战后蒋汪合作，但蒋介石为巩固他的独裁统治，不得不费很大的力气用来剪除国民党内部的反蒋势力和化解国民党内部的矛盾。这是蒋介石制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另一出发点。1932年12月14日，蒋介石在内政会议上说“我们要求安内，就必须要看到我们内部最大的不安是什么地方，第一，就是我们内部政见不一致，第二，就是赤匪的纷扰”。蒋介石的这段讲话可作为本文对“安内”内涵解释的佐证。
综上所述，蒋介石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开始酝酿“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同年11月初步形成这个政策。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蒋汪合作，在洛阳国难会议上讨论“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被正式宣布确立，并作为南京国民政府处理内外关系的“基本国策”。

台儿庄大战文献资料运抵台儿庄

　　据《党史信息报》消息：去年11月初，台儿庄大战纪念馆筹委会派出文物征集组到南京。在南京图书馆特藏部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协助下，历时一个半月，查找出参战部队的战报88卷；战役期间蒋介石给李宗仁、白崇禧、孙连仲、张自忠等将领的密电、手令21件；李宗仁给蒋介石、何应钦、汤恩伯以及司令部的密电73件；国民政府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编写的《台儿庄战役》文稿和参战将领的回忆文章等。还有《大公报》、《新华日报》、《申报》、《广西日报》23家报刊刊登的中外记者采写战况和胜利的消息；著名作家郭沫若撰写的《血战台儿庄》、臧克家写的《津浦北线血战记》，剧作家王莹、舒群编写的《台儿庄三幕话剧》、《台儿庄之战》等19部书籍；徐州会战作战地图和部分日文资料（译文）。这一批珍贵文献资料已于日前运抵台儿庄，为纪念馆的布展和馆藏奠定了基础。

（冯摘）

张学良中国统一如是说

　　年已93岁的“少帅”张学良先生，稍早时接受台《时报周刊》记者的访问。张学良表露心迹说，他一生都支持中国统一，为了中国的统一，他放弃了做“东北王”的机会，一手策划了“西安事变”。张学良还说他一生最不重视物质，金钱和权力对他讲都是最不重要的东西。他还表示：他很乐观，也很浪漫。
“至于你们问我，为什么有西安事变，我只能这么说，我相信中国一定要统一，要枪口对外，不要再打内战了。这是我的一贯信仰。”

（摘自《港台信息报》）

新四军是怎样诞生的？

　　新四军是怎样诞生的？过去多数史料提法是，国共两党经过谈判，于1937年达成协议，成立了新四军。有的还具体地说，1937年10月2日，中共中央代表博古、叶剑英在南京同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将南方8省红军游击队统一改编为新四军。陈兴在1992年安徽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会刊）第15期上著文指出，根据他掌握的史料，认为上述说法是讹传，缺乏依据。文章指出：西安事变后至1937年9月底，国共两党中央级的5次谈判，有关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如何改编问题均未能达成协议，而且只字未提新四军。实际情况是，抗战爆发后，叶挺从澳门来到上海，在1937年7月与周恩来见面时他表示很想组织一支抗日部队。周恩来即示意叶挺在适当的时候向国民党中有关人士表明，由叶挺集合南方红军游击队参加抗日。8月，叶挺找到了正在上海指挥作战的第3战区前线总指挥、老同学陈诚，建议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四军”，由他率领开赴前线。陈诚便积极向蒋介石保荐。9月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发出通报：“由委员长核定”，“任命叶挺为新编四军军长”。10月6日，蒋介石又致电卫立煌和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等人：项英、高敬亭、傅秋涛、刘英、张鼎丞等部交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编遣调用。新四军便从此诞生了，但是，在叶挺没有承诺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条件之前，中共中央是不同意他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的。叶挺深知情况复杂，于10月12日向在南京的秦必武、叶剑英表示，“完全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愿意到延安面陈。11月3日，叶挺到达延安，毛泽东多次与叶挺交谈，并亲自主持召开欢迎叶挺的大会，正式宣布叶挺为新四军军长，这时。叶挺才成为国共两党都承认的新四军军长。所以，在叶挺被任命为新四军军长之前，国共两党没有商谈成立新四军问题；蒋介石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事前未同共产党商谈；在叶挺赴延安之前，共产党未正式承认叶挺为新四军军长；在叶挺赴延安后，国共两党才正式商谈新四军的组建问题，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武汉太和街26号成立。

陈毅曾任新四军军长

　　《抗日战争史通讯》第3期第10页刊盐新文：“1945年10月，陈毅奉命到达山东临沂，仍任新四军代理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至1947年1月中央军委取消新四军番号为止。”言下之意，陈毅只任新四军代理军长，未任军长。然而，并非如此。陈毅在抗战胜利时，已任新四军军长。
陈毅自1943年3月7日起，在延安工作与学习，其代理军长职务暂由张云逸代理。1945年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8月23日被选为中央军委委员。25日，他同刘伯承、邓小平等数十人乘飞机从延安抵太行，准备转赴华中。26日，毛泽东拟稿以中央名义电示华中局“陈毅同志昨天抵太行，转赴华中。陈毅态度很好，一切问题均谈通。分工饶为书记及政委，陈为军长及副书记，其余不变。”9月23日，中央电冀鲁豫军区领导人宋任穷、杨勇、苏振华：“请设法转告陈毅，因中央有新的部署，决定新四军主力及陈、饶二人均到山东工作，接替罗荣桓的职务，以便罗迅速支东北。”26日陈接到中央电即转道去山东，10月4日到达临沂与罗荣桓会和。20日，中共中央任命新四军长陈毅兼山东军区司令员。11月13日，中央又任命饶漱石为华东局书记、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政治委员，陈毅为华东局副书记。1946年1月7日，中央军委决定新四军军部与山东军区合并，任命新四军军长陈毅兼山东军区司令员，新四军政委饶漱石兼军区政治委员，至1947年1月21日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改名为华东野战军和华东军区，新四军番号撤销为止。

〔书讯〕

　　△由姜廷玉任主编，齐密云任副主编的《外国军事院概览》一书已于1月由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系统地介绍了亚洲、非洲、欧洲、美洲60个国家700多所军事院校（包括60多所警察院校）的发展沿革、组织编制、教育训练对象、专业与课程设置、学制和教学方法、学员毕业情况及毕业学员中的著名军事人物等。它是国内第一本系统介绍和研究外国军事院校的著述。
△由陈里昂、朱铁英编著的《花冈暴动回忆录》于今年初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详］实反映了抗战时期中国被俘士兵和普通百姓被押运到日本强制劳动，不堪忍受折磨和虐杀于1945年6月30日，在大队长耿谆率领下发动震惊中外的花冈暴动的史实。该书讴歌了先烈们的英勇事迹，揭露了日本法西斯的残暴罪行。

台儿庄大战遗址修复归原

　　在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战55周年之际，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政府投资修复了4处现存的大战遗址。
1938年3、4月间，发生在鲁南重镇台儿庄的大战，中国军队重创日军，歼敌万余人，取得了继平型关大捷之后的又一个抗战胜利，成为国共合作抗战的典范。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台儿庄在完成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工程之后，又修复了现存的清真寺、中正门、新关庙、火车站等遗址。其中火车站遗址是当年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曾经留影纪念的地方，蒋介石也曾亲临火车站视察战况。新关庙是当时第二集团军31师师长池峰城的前沿指挥所，台儿庄清真寺是大战最为激烈的地点之一，至今墙壁上弹痕累累，院内两棵古柏之上弹孔依稀可见。台儿庄区除按原貌修复这些遗址外，还恰到好处地设置了新景点，使其相得益彰。这样，形成了完整的台儿庄大战遗址参观线，不仅开发了旅游资源，而且对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将起到积极作用。

一次活捉天皇外甥的奇袭

　　1945年，抗日战争进入最后决战阶段。日本侵略军内外交困，处于绝境之中。这一年初，我太行军区命所属有关部门加紧搜集日军情报，发动更强有力的攻势，歼灭敌人有生力量。
正在这个时候，我军某团参谋长赵享德（1921-1947）从我太原内线得知近期将有日军重要人物由太原乘火车前往北平，当即率部在正太路芹泉段设伏。元月八日乘坐有四十多名敌军官和特务机关高级人员的急行快车，从寿阳方向开来，路经西庄村时，我预伏部队奋勇而出，扑向车厢投掷手榴弹。赵享德率战士三人向车厢内投了地雷数十个及炸药一包，将特许车和头等卧车炸毁大半，车顶飞上半天，接着，他又率战士冲入残剩的车厢，细心搜查。赵享德发现两个被炸死的日军军官压在一个身穿便衣的人身上，便去搬动尸体。突然，旁边的尸体堆里跳出一个日本兵挥刀向他砍来，他一闪身，左臂挨了一刀。我军一战士飞起刀落，结束了这个家伙的性命。赵享德忍着剧痛抓起穿便衣的人，把他押回我根据地。经详细审讯，才知此人是日本天皇裕仁的外甥、伪山西省政府教育厅的专员铃木川三郎中将。
这次奇袭，取得了消灭敌军官兵六十余人，活捉铃木等敌伪军政要员八人，缴获文件资料八千多件的辉煌战绩。

（日尧）

台儿庄大战胜利是国共合作结果——程思远披露鲜为人知历史

　　五十五年前的台儿庄大战的胜利，是国共两党真诚合作的结果。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思远四月八日在枣庄市出席台儿庄大战五十五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时，披露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在台儿庄大战前夕，当时的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驻武汉总代表周恩来将军，曾通过电话向白崇禧将军转达了中共的建议：“固守要点，各个击破”、“要阵地战和运动战相结合，把敌人消失在台儿庄”。这一作战方针得到了当时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火线前线总指挥李宗仁将军的赞同并予实施。周恩来将军还建议成立大战动员委员会，负责后方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援，并推荐著名记者范长江等负责这一工作。这些都为大战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程思远当年亲历了台儿庄大战，时任大战前线指挥官李宗仁将军的副手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白崇禧的秘书，参与了整个大战的指挥运筹。

（据中新社）

纪念台儿庄大战胜利55周年学术研讨会举行

　　1993年4月8日至10日，纪念台儿庄大战胜利55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台儿庄市举行。来自海内外的学者与台儿庄各界人士500多人出席了这次研讨会开幕式暨台儿庄大战纪念馆落成典礼大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思远，全国政协常委杨思德，全国政协常委、民革名誉副主席贾亦斌等出席大会并为纪念馆揭幕。程思远在大会讲话时高度评价了55年前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他说，伟大的中华民族历来有着反抗侵略、保卫祖国的爱国优良传统。台儿庄大战获得大胜，即是这种高尚的中华魂、巨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又一次体现。

发表在近期重要刊物上的抗战史论文目录

　　△保卫中国同盟与中国“工合”运动的珍贵文献——读宋庆龄往来英文函札之一　杨夭石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3.2
△宋庆龄和保卫中国同盟的国际宣传工作　丁俊萍
武汉大学学报（社科）1993.1
△陈纳德和美国空军援华抗日活动　沈庆林
党史研究资料（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1993.3
△试析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国内“侵华排外”狂潮　史桂芳
党史研究资料（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1993.3
△略论抗战初期冀中区的联庄会和会门武装　张洪祥、王璇
南开学报（哲社）1993.2
△雅尔塔体制与战后初期远东政局　王京生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1993.1
△抗战时期文学的多维性与特点　铁峰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3.2
△日本败降经济原因初探　申康林
武汉大学学报（社科）1993.1
△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之间不存在和平过渡时期　徐修宜
学术论坛（广西社会科学院主办）1993.2
△西路军与西安事变——兼论西路军失败的原因　黄汉河
人文杂志1993.2
△日军“慰安妇”大曝光
南京史志1993年第1、2期合刊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张闻天功不可没　金英豪
党史文苑1993.1
△张学良与1932年南京政潮
河南大学学报（社科）1993.1
△阎锡山对日政治策略演变述评　鲁辉
历史教学问题1993.1
△苏联与1931年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武装干涉［俄］C•JI•齐赫文斯基著，马贵风译
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3.1
△国外学者围绕第二次统一战线问题的争论　何祚康
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3.1

＜简讯＞　　△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社会科学院革命历史研究所的邀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张承钧、副馆长李深、刘建业、后勤主任栾熙昌等一行4人将于近期对朝鲜进行访问，这是对朝鲜友人去年来访的回访。访问期间，我馆领导将同朝鲜社会科学研究者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活动。
△应日本有关方面人士邀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馆长于延俊、办公室主任时晓明于1993年4月11日至25日对日本进行友好访问。
△据《人文杂志》1993年第二期报道，张学良给东北大学题词原稿的蓝田发现。1936年，东北大学迁往古城西安，张学良校长在大礼堂机墙立两碑石，其一上书“沈阳设校，往始维艰，自九一八，惨遭摧残，流离燕市，转徙长安，勖尔多士，复我河山。”八句充满爱国激情的题词，激励东大学子，勿忘国耻。
△由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四川党史”1993年第2期出版发行。由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主办的“成都党史”1993年第2期出版举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将同厦门华侨历史博物馆合作推出“华侨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展览，具体事宜正在商谈中，据悉，展出时间将在1993年下半年。

《抗日战争史通讯》总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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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1 月,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