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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10 月, 2018

s1881

信扫描序列号:s1881
写信日期:1993-07-07
写信地址:美国
受害日期:无
受害地址:无
写信人:信中未提
受害人:无
类别:无
细节:起对日索赔专刊的报纸。

 

对日索赔专刊
对日索赔中华同胞会主编
(每月一日出刊)第四十二期
日本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商榷
德国高能物理学博士 林立

  中日两国政要、学者在谈到中日关系时,多半会说「中日两国有两千年的文化交流」、「日本受到中国文化影响很深,从中国文化中学到了很多东西」——类似的话。日本前首相海部在访华时也提到「日本属于中国文化圈,中国最了解日本,日本也最了解中国」。但是在这两千年交流过程中,日本究竟从中国文化中学到了什么?两年前张学良将军在接受日本记者访问时,指出日本人在忠道方面作的很好,但在恕道上仍有欠缺。一般中国人的确认为日本人心胸狭窄,但也认为日本人很能效忠国家。九一年十二月廿一日,台北联合报副刊登了一篇文章…「记得与值得」,作者谈珍珠港事件五十周年的感想,后面却提到:「看着他们(日本)的将士为著『帝国兴败在此一战』争相效死的精神,不得不令人感动,……」算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吧。个人对此问题觉得需要商榷。
中国文化主流是儒家,儒家学说的中心是仁。而仁就是忠恕,所以子贡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南宋大儒朱熹在注解中之处:「尽己之谓忠,推己及人之谓恕。」所以恕道精神的消极面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积极面则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日本没有学到中国文化的恕道精神,殆无疑问。问题是:什么是「尽己之谓忠」的「尽己」?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全面掌握先秦儒家的精神,由四书所体现出的学说架构出发,才能领悟「尽己」的涵义。而当我们通观四书时,应该会注意到孟子尽心篇一开始的那段话:「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这段话明白点出尽己之谓忠的「尽己」是「尽己之心,尽己之性」,也就是把个人心性中的仁、义、礼、智「四端」充分发挥出来的意思。每一个人的心性中都会有情感活动,所以中庸一开始才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但是情感不能乱发,否则会伤害他人,甚至徇情营私,故曰:「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又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这一章前半段讲的正是忠道,所以「忠」字从中从心,后半段是谈恕道。简单的说:忠道就是独善其身。恕道则是兼善天下。人的情感活动的对象是别人,当每个人完成忠道、尽己之心性之后,再进一步和他人的心性取得感通、共鸣,完成推己及人的恕道,如此才能达成一个和谐安乐的现实人生,进而造成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因此「仁」字才从二从人。因为忠恕之道的完成,有赖于人与人之间心性的感通。人际、群己的和谐。中国儒家谈仁,不是要每一个人只作自了汉而已。
文化中的忠道精神,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忠于自己的心性,而不是忠于某一个人,更不是什么「效忠天皇」。忠于自己的心性是要将心性中异于禽兽者几希的「几希」那部分扩而充之,而不是把自己心性中的魔鬼兽性发挥出来,以邻为壑。所以我认为日本在过去两千年历史中,非但没有沾到中国文化恕道精神的边,恐怕连忠道精神也没学到。有的只是中国文化的皮毛,在精美的包装底下的仍是日本民族走偏锋的本性。我个人对于日本学习中国文化的「成绩」有以下五个字的评价:貌似而神违。事实上,一个人在完成忠道之后,因心性善端的扩充而有了高度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很自然的就能体谅别人,将心比心,遂立刻走上了恕道。所以孔子才说:「吾道一以贯之。」因为由忠道而恕道,只不过是每一个心性善端的扩充,与他人交往时情感活动的中节,这种由己向人,由内向外的推扩是十分自然,毫不勉强的。明白了这点我们对于日本没有学到中国的恕道精神也就不必觉得奇怪了。因为他们首先就没有掌握到中国的忠道精神。缺少了第一步,[哪]里会有第二步?
中国的传统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中国人不必在乎日本人是否基于「仰慕」中国文化而向中国「学习」。中国文化自有其存在的价值,不必依赖外国人的肯定。但对日本人「学到」某些东西之后拿回家变成他们自己的什么玩意,不能有所不知。对于当今日本在成为经济、科技强国之后;在编织什么幻梦,以及如何利用从中国学到的东西来实现他们的幻梦,更是不能浑然不觉。现在中国要走向世界,当今的中国人不能没有世界观。但是中国人的本分是先了解本国的历史文化哲学精神。如果没有尽到本分,迷失了自我,看到日本那种「忠道」但没发现问题之所在,反而被牵着鼻子去「感动」一番,那就未免太离谱了。

韩湘淋老人目睹的日军暴行

  一九三八年一月,在德国西门子中国公司驻南京代表约翰•D•拉贝给上海W•还尔的信中,提到他不能在困难的时刻抛弃他的中国雇员韩先生及其家属。这位韩先生,即韩湘淋先生。时拉贝任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主席,韩湘淋在该委员会管理粮食,是南京大屠杀的见证人之一。韩先生一九八五年去世,在他生前,我曾多次访问过他,记录了他所目睹的事实。今披露如下,作为对韩湘淋老人的纪念,同时也是向日军暴行的控诉。
韩湘淋说:在日军侵占南京前,十一月初,国民党政府决定迁都武汉,高级官员都开始陆续西迁。十一月中旬,一般市民也有逃亡乡下的。
十二月十二日我去下关运米,因我当时在国际委员会担任管理难民区粮食的工作。我带几个人从珠江路到下关去,沿路看到很多中国散兵,三五成群,向下关走去,当时挹江门东边的一个城门已堵塞不通,西边的一个门半开着,才能走过一辆车子。周围都是铁丝网、麻袋等阻碍物,城外火光冲天。大量面粉厂和位于城内的交通部已全部烧光,是国军自己放火烧的。
十二月十二日晚,我又带了六七个搬运工人去下关运米。一路上只见满地都是丢弃的子弹,军服皮箱和行李等物品,城外已经看不到其他行人了。城内大部分居民已逃入难民区。
在日军侵占南京前的六七天,就远远的听到枪炮声。沦陷前十天,在雨花台有过激战,日军伤亡甚重。
当时,城内粮食还是充足的。一部分是因为国民党开始想固守南京,储备了一些粮食;另外城内市民外逃的很多,粮食不会带走。
在日军侵入市内以前,城区虽比较混乱,但没有抢劫现象。城内所有商店已全部关了门,但水电没有停止。
十二月十一日,国民党政府决定放弃南京,从苏州撤退到南京的教导总队,还有原属白崇禧的广西部队(七十五、七十四师,唐生智本人没有部队)等要撤出南京。唯一的退路就是渡过长江到浦口再转徐州,由京汉路至武汉。但长江上只有二、三只渡船。这些军队为了争夺渡船,曾发生过冲突。有的部队抢上了船,就架起机枪,不让其他部队上来。
对难民区的有二十五万难民(原南京市民的一百二十万人)。逃走的老百姓,主要是向安徽芜湖方向逃的。
十三日早晨,我乘汽车由珠江路去上海路,两个白俄招手要我停车,说日本人已经进城。我立即返回小粉桥一号住处。当时小粉桥一号也是一个难民收容所,约有难民数百人。我回到家后,听到枪声很近,就在阳台上偷偷地张望。当天四处都是大火,只听到群众的嚎哭声,使人感到极端恐怖。这样的情景一直持续了三个星期之久。日军进城后,水电停止了。到第七天,日军急于找电工修复水电,由于我曾在德商洋行工作过,德商拉贝(难民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叫我带几个电工去下关电厂看机器,由2个日本校官和一个宪兵押送。自珠江路乘汽车去下关,一路上,只见丢弃的东西很多,汽车不能很快通行,有时还会碰到尸体。难民区外,只有日本兵来来往往,两旁都是烧焦的房子。中山路到下关,几乎看不出是柏油马路了,满地都是衣服,军帽、弹药、破损的运输工具。鼓楼与中央路交界处,有八至十个平民尸体。外交部广场附近,看到一个身穿农村服装并缠过脚的妇女尸体,远处还有一个年岁较大的男人尸体。五、六步外,还有一个六、七岁孩子的尸体,脸朝上,胸部还插着一把刀。路上丢弃的东西太多了,并尽是一滩一滩紫黑色的血迹。还有一些日本兵在用地毯和沙发烤火。后来,国际红十字会的一个牧师告诉我,原来据守光华门的中国军队的二千人,被日军俘虏,关在外交部楼下。他与日本人反复交涉,进去看到日本军用十分残酷的手段对待他们。后来都被屠杀了。
到高等法院附近,三三两两的尸体很多,也有十多个尸体在一起的。到山西路,看到一个卖豆腐的老头被日本军打死在墙边,胡子上流满了鲜血,还有八九岁,二三岁孩子的尸体。再向前走,有兵、马、驴的尸体。
交通部前,有三四十个尸体。路边尸体更多,都是老百姓。靠北有四五十个士兵尸体,大门口有十多个尸体是穿老百姓服装的,北边空地还有二三十个尸体。这些尸体,看来大半是被集体或个别枪杀的,尸体比较集中。
到海军部,门口有2架高射炮,一架已毁坏。旁边,有三五个士兵尸体。门里也有几个尸体。
城门口,挹江门二个大门还在冒烟。门里停的二十多辆独轮车都已烧坏。城楼已被烧毁。一出城门,门西有五六十具尸体,大半都是男尸,也有二三个小孩尸体。门东也有几十具尸体,从尸体看,大半是被惨杀的。下关到处还在冒烟,一直不断。
当时,惠民河河水很浅,河滩上有许多小船,船旁有三五个,十多个尸体不等。尽自己的目力所及,河两旁都有大量尸体。
首都电厂,有五六十具士兵尸体,电厂工人都逃到和纪洋行去了。
从下关进城,只见热河路被破坏得不成样子,两旁百分之九十的房子都已烧掉,还有烧焦的尸体,有大人、妇女、也有孩子。
大约过了一个月以后,日本宪兵在南京散发传单,宣传皇军如何的好。同时十分讨厌国际委员会。对难民区的难民,借口清理人员,要每个人都去登记。他们欺骗难民说,凡是当过兵的,外地来的,自动站出来,有工作做。又威胁说,不站出来,要枪毙。最后,一一检查,看年龄、手、肩、帽子,衣服大小等等,有没有当过兵的。许多人被拉出去杀害了。记得从上海路到五台山,日军以发“良民证”为名,令中国人四人一排,进行检查,可疑的立即分开到另一边,用卡车装走集体屠杀。
南京陷落后不到一个月,有一次,日本兵到小粉桥一号,要钱要花姑娘。当时院子里还有三百多难民。还有一次,日本兵疯狂的打门,还有刺刀戳。后来,只好开门。进来五个日本兵,其中有军官。有一个日本兵拎着一个包,还背着刺刀,包里有一双女人的高跟鞋,刀尖上还有血。我们嚇昏了。接着,便是搜身。钱包被搜去了,他们才离开。(高兴组整理)

要向日本讨回公道
巴西圣保罗 罗大诚

  日本政府侵略中国,始终没有正式承认过侵略的罪行,不认罪,不道歉,不赔偿,反而篡改历史教科书,把侵略改为「进出」。又把战犯牌位安放到靖国神社,由内阁高官领导参拜,视为大和民族英雄。日本议员石原慎太郎竟然公开宣传,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捏造用来损坏日本人形象的谎言。还有日本国土厅厅长奥野诚亮也公然说:「日本不是侵略国,七七卢沟桥,中日两军对抗是一意外事件」等等荒谬论调,完全是想掩饰其侵略的暴行,用来扭曲史实,暴露了日本政府不负道义责任的狡赖行为。反观同是发动二次大战的祸首德国,就坦承侵略的罪行,战后大力去教育下一代有关纳粹的罪行,对犹太人的迫害衷心的忏悔,赎罪,并付出了六百亿美元作为对犹太人的补偿,至今德国政府还协助犹太人之组织去追捕纳粹战犯。甚至德国总理柯尔访问波兰时,在人民蒙难纪念碑前下跪。而日本人参拜下跪的是他们自认为民族英雄发动侵略战争,烧杀,奸掠、闯下滔天大罪的东条英机等战犯的牌位。因此,由他们引发领导的侵略战争就变成了日本解放亚洲于白人殖民地的圣战了。德国人对认罪,悔过,是那么的诚恳。赢得了欧洲许多国家的称颂与信任,可说是一个有良知的民族,这样的事例,日本人并非不可为,是不愿为也。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了所订之马关条约。除割地外还赔了二亿三千万两白银,这个数目,是清朝年收入的三倍。是日本四年以上之税收的总和。那时清政府的财源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为了要按期支付此一庞大的赔款,被迫以国家的权益与高利息向西方列强举债,而以战胜国自居的日本,不仅在赔款的时间上一天都不通融,而且在支付的手续上往往故意刁难,致使中国遭受了极大的损害。今天我们为战胜国,不但不咎既往,反而一厢情愿的放弃赔款,用自己千千万万同胞的生命与无法估计的财产来讨好日本,这为了什么?我们草民百思不得其解,日本政府有今天的倔强,不认罪不赔款的态度,与我国人之不团结松散懦怯是分不开的,子说:「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国必自伐,然后人发伐之」不无道理。
今天全世界的炎黄子孙,一定要坚决的要求日本政府认罪赔偿,我们争的是公理正义,更要争的是中华民族荣誉,否则就不是战胜国了。我们这些自动自发的索赔活动,不是反日,也不是仇日,我们的理性是冷静的,公平的,我们要尊重真理,正视史实,不容日本政府篡改历史,颠倒是非,还给我们中国人一个公道,进而唤起中日两国广大民众,共同努力,防止日本军国主义份子的东山再起,与确防这种人类史上最残酷的悲剧重演。忠恕宽厚是我中华民族的特性,但是过分的苛己待人,就会变成了逆来顺受的懦夫,致伤害了民族的尊严与国家人民的利益,不能顾及历史的大非,就有问题了。有人问孔子「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对圣人之言,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对日索赔专刊
对日索赔中华同胞会主编
(每月一日出刊)第四十三期
请看日本的慰安妇!
作者 梅桑榆

  在北平、天津、上海、武汉、广州及沈阳、长春等城市的日俘集中营(区)中,有一种人既不属日俘,也不属日侨。国民党军方在诚字第三号训令中,规定将这些人「集中于另一指定地区」。这些人就是日本随军慰安妇。
日本《广辞苑》对「随军慰安妇」一词的解释为:「随军到战地部队,安慰过官兵的女人。」简言之,随军慰安妇即随军妓女。她们是日本投降以后,滞留在中国的命运最悲惨的女人。
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每到一地除野蛮强奸妇女外,还频频出入妓院,致使性病在军中蔓延,战斗力也因此削弱;同时,日军的暴行也受到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日本军部为了对士兵的性欲问题加以统制,开始建立管理卖春制度,计划征集由军随直接管理的随军慰安妇。
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五年,日军募集运往前线的慰安妇总数达十万人左右,其中大半为朝鲜女性。而在朝鲜人慰安妇中,多半是以强迫和欺骗的手段征集的。
日本军部开始募集慰安妇,是由在日本做「花柳」生意的人出面进行的。最初募到的妇女大部分来自妓院、花酒店和私娼窑子。募集者给应募集妇女每人一千元预支金,声称到部随后,伙食一律由军队供给,其他生活也由军队负担;应招妇女靠卖淫收入还清一千元预支金,即可恢复自由之身。在应募者中,也有一部分是处女,应募者的条件,要求身体健康,无性病,年龄在十八至二十五岁之间。这些妇女经过军医的严格检查后,被送往中国以及其他战场。
由于日本陆军在运输规则中,不准妇女上运输舰,可以运输的生物只有士兵、军马、军犬、军鸽等,因而只得把慰安妇当作「军用物资」运输。
第一批渡过东海,运到中国的「活物资」,被收容进上海其美路沙涇小学。与此同时,在远离市中心的军工路附近的杨家宅,营建「慰安所」随之动工。
侵华日军中的第一个慰安所从此诞生。
慰安所是一些木造简易房屋。四张半榻榻米外加一个土地间的小屋,十间一栋,共约十栋,没有管理处,这些建筑物的外面拉起围墙,远远看去,有些像仓库。各个房间的板门上写着房号,一进门就摆着床,有一扇三十公分乘五十公分的小窗。窗玻璃奇特,下面三分之二是毛玻璃,上面三分之一是透明玻璃,以使室外的人必要时可以监视室内男女的行动。屋顶是白铁皮做的,一下雨就发出巨大的声响。这个慰安所当时定名为「随军娱乐所」。
从一九三八年春末起,慰安所在中国各日军驻地相继建立。
从此,随军慰安妇便在日本陆军组织中固定下来。各地日军部队士兵与慰安妇的比例从三十比一到三百比一不等。
随军慰安所被一些日本军官和军医称作「卫生性的公共厕所」。慰安妇则被称作野鸡。在慰安所里,性行为其惨无比。简易房屋中,床上的褥子吸收了几千人的油汗和污垢,慰安妇只穿一条衬裙或干脆什么也不穿,用被子裹着。接待在门外排队等候的士兵时,便赤身裸体地仰躺在床上,一个结束,嘴里便机械地喊着:「好了,下一个!」士兵们的表现也极其粗野。在慰安妇的枕边,用过的手纸堆得高高的,仿佛一朵巨大的花朵。每个士兵的性行为时,根据慰安妇的多少,规定为三分钟至三十分钟不等。前面的人刚进屋,门外排队的士兵就叫嚷着:「快一点」叫进去的人心中发慌,无法从容行事。当然也有一些士兵在进入小屋前,很有秩序地排着队,默默地等候。进慰安所秩序的好坏,与各个部队的军纪有直接关系。
这些有固定「工作」地点的慰安妇,每天要接待十几个或几十个士兵。日本人慰安妇每五天可以休息一天,而朝鲜人慰安妇则必须连续「工作」二十天或更多的时间。
由于某些部队没有配给慰安妇,故有些慰安妇必须流动服务,这种情形比在慰安所里悲惨得多。
一九三八年四月,一个叫岛田俊夫的御用商人奉部队之命,带着二十名慰安妇从上海乘车用列车去杭州营业。原因是杭州还没有慰安妇,士兵们在「饥渴」中。
火车由于害怕新四军游击队的袭击,每到一站就停车,晚上就停在车站上过夜,行进十分缓慢,火车在离开上海第三站停车时,站上担任警戒的日军发现车上有女人,问明情况后,当即要求她们就地营业。
于是岛田就在闷罐车里,用草席隔成一个个小的空间,充当临时慰安所。规定每个士兵三十分钟,收费两元。在有些车站上,由于警戒部队太多,岛田又规定每个士兵三分钟,超过时间则加倍付钱。
火车走了两天时间才到达杭州。慰安妇在这段时间里每人都挣了一千多元,就是说每人都慰安了五百多士兵。他们从早到晚没有休息时间,有的身上还趴着士兵就打起瞌睡来。
在南方某地驻扎着六百多日军。一天,一艘运输船载来了二十名慰安妇。很久没有见到女人的日军官兵欣喜若狂,有的竟兴奋地大声哭泣。由于慰安妇的日程表安排得很紧,仅在此停留两天时间,饥渴已极的士兵们当即在军营的练武房内用几条毯子隔开,然后像接受体检似的排队匆忙地进出。
练武房的屋顶由于空袭而变得百孔千疮。天忽然下起大雨,雨水从屋顶哗哗地漏下来,把士兵们和女人们溅得浑身透湿,但“慰安”并未因此中断。幸存的士兵于战后回忆他当时的经历说:
被美军机关炮穿了洞的天棚上,大雨像瀑布般往下倾泻,男人女人被溅得浑身是水。明明是白天,却阴暗如同傍晚。在昏暗的光线中,湿漉漉的女人身体就像涂了夜光涂料般闪着灰白的光。女的脸面我已经忘了,只记得她身体很瘦,但乳房却大得胀鼓鼓的。在右边的乳房上有块红痣。女人问我故乡在哪里,我回答是梨山县。女人说,她是秋田县的,那声音像美妙的音乐一般。
「雨水不断地淋在我的脊梁上。正在进行中,家乡的事忽然浮现在我脑际,我感到自己这种存在十分可怜。当我离开房间时,女人仰卧在那里,说:您体面地死吧。我回头看去,在黑暗中,女人正注视着我。她大概对每一个人都要说这句话吧!女人的衣服整整齐齐地叠放在枕边,上面放着一个护身符袋。她的话使我无言以对。」
在南亚的腊包尔驻扎着三千日军。某日,十名流动营业的慰安妇从特拉克岛来到这里。过了半年禁欲生活的士兵排了三公里长的队伍。
每个慰安妇一天要接待三百个士兵,三分钟一个,也要十七个小时。慰安妇叉开双腿仰卧在席子上,嘴里啃着炊事兵送来的饭团,一面让士兵一个接一个地扑上来。
一些粗暴的兵使慰安妇差点儿把吃下的东西呕出来。
日本投降之前几个月,日军在中国和南亚诸国战场开始节节败退,在一些战场,日军已呈土崩瓦解之势,而与日军同处在战斗前线的慰安妇,其命运比那些仓皇逃难的东北日侨还要悲惨。
当一些日军部队受到包围,慰安妇们白天充当伙手或弹药运输队,晚上还要慰安从阵地上归来的满身是血的士兵们。
在某个日军阵地上,当只利剩下八十多名士兵时,一名上尉命令不能动的伤病员吞下氰酸钾自杀。然后对慰安妇们说:「你们请逃命去吧!没有理由为日本尽情义,保重生命回国去。我们就要追随士兵们之后。」
但是,日本人慰安妇劝朝鲜人慰安妇挂起白布投降,自己也吞下伤[病]兵吞的氰酸钾。
然而,更其可怜的是,士兵们死后可以被奖勋章,得到抚恤金。而这些阵亡或自杀的慰安妇尽管死了,却仍然受到歧视——她们既无勋章,也无抚恤金,甚至没有任何人谈起过她们的存在。
当部队撤退时,慰安妇要靠一双脚和男人们一样翻山越岭,涉水渡河。她们饱受摧残的身体和没走过远路的双脚无法忍受强行军的折磨,有的倒在路边死去,有的掉队失踪。
在撤退或被围中,饥饿常使慰安妇陷入绝境。有的女人瘦得像骨骼标本,蓬乱的长发遮着皮包骨头的脸颊,样子十分可怕。
由于饥饿或疾病先死的慰安妇,还算是幸运的,因为还有人埋葬她。但活着的人也没了力气,坑挖得很浅。一次,一个慰安妇死了,活着的人挖了一个浅穴[将]她掩埋时,她的腰骨从坑里露出来。士兵们又硬撑着有气无力的身子,将她的坟培高。大家既不知她的姓名,也不知道她的出生地。
更残酷的是,有些身患疾病行动困难成了累赘的慰安妇和无法行动的伤病兵一起被用药毒。当卫生兵手拿着注射器向她们走近时,有的在地上爬着躲,一面哀求:「别扎!」「免了吧!」;有的抱着树干尖声喊叫:「妈妈——」;有的则决然地伸出胳膊,说:「拜托您啦!」
当战况越来越恶化时,军官们就对她们说:
「能跟着走的人就跟着走;想自杀的,听任自由意志。自己不能自杀,告诉我们,我们替你处置。」
「八•一五」之后,幸存的慰安妇陆续进入各战区日本军妓、歌女集中营,或是收容所。她们有的是随日军一道投降的,有的是在战场上和日军一道做了俘虏的。
人们在攻下日军阵地后看到的慰安妇,有的剃成光头,穿着破烂不堪的军服,浑身污垢,由于营养失调而面色土灰,形销骨立;有的负了伤;有的正在病中苟延残喘。
在云南西南部一个叫太屯的小镇上,有三十多名慰安妇(她们是三百名中的幸存者)被当地军方送进了当地收容所。这个收容所的条件十分简陋,日本兵几十个人挤在一间小屋里,负了伤的士兵伤口黑红,发出腐臭气息。由于医疗条件太差,半个月下来,就死了好几个日本兵。在死者的毯子下面,虱子乱爬,随手就可抓起好几个,虱子吃得又肥又亮,肚子里吸满了士兵的血。
慰安妇们当然只能和士兵们享受同样的待遇。后来,这些慰安妇被送上卡车,运往昆明,在那里等候遣返回国。
在上海、北平、天津、南京等大城市,医疗条件较好,被收容的慰安妇病患者尚能得到较好的救治;而在一些小城市,医疗条件很差,慰安妇患者被收容后,难免死去。
慰安妇中不少人染上了可怕的性病。但更严重的疾病还是肺结核。日军部队医院或卫生队,只对慰安妇的性病及感冒腹泻等小病负责治疗,一般不作内科检查。即使是慰安妇诉说胸部是疾患,也不给治疗。一是当时军医没有特效药链霉素;二是肺结核病需要补充营养,安静地休息,这对慰安妇来说,是无法办到的。
在河南新乡的一个临时收容所中,十多名慰安妇,有三人患了肺结核,其中一人已开始不断地咯血。驻扎新乡的当地驻军卫生队没有救治的药物,只能给她们一些阿司匹林和止咳药。那个病情到了晚期的慰安妇,只有蜷缩着身子躺在角落里等死。她不住地咳嗽痰中带着紫黑色斑块,脸色青黄,瘦得皮包着骨。
夜深人静时,她凄惨的哀哭声时常将其他慰安妇惊醒。但她们除了说几句安慰的话外,毫无办法。
这个慰安妇未等到往上海集中登船回国,便死在收容所里。临终之前,她叫旁边的慰安妇从她的手提箱里拿出一套半新的干净衣服,说:「请你帮我换上。」说完,便偎在女伴的怀里咽了气。
另外两名病况稍轻的慰安妇则拿钱让看守买来一些大蒜,每天挤一点大蒜汁煮汤喝,想以此使自己活下去,回归祖国。
一九四五年末,成立不久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派抗日军干部来中国接走了朝鲜人慰安妇。当朝鲜抗日军干部来到重庆收容所,接那些朝鲜人慰安妇时,她们和日本人慰安妇拥抱告别,个个泪流满面。这些被欺骗、被强制征集来的朝鲜妇女,好不容易盼来了回国的一天。但她们的心情是十分复杂的,作为慰安妇被日本兵蹂躏的历史将永远烙印在她们身上,尽管回到故乡,这种耻辱却是永远也无法抹去了。
一九四六年六月上旬,重庆收容所里的日本人慰安妇乘卡车经洞庭湖到汉口,然后又经南京去上海登船回国。
随着日俘日侨大遣返的结束,在战场上和非人生活折磨下幸存的慰安妇们和日俘日侨一起回到了日本。这些本来年轻活泼,应该成为好母亲的女人,已变成了被魔鬼攫走灵魂、挖干血肉的皮囊。
慰安妇的历史,自一九三八年开始,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宣告结束。但是作为慰安妇的女人,即使在回到自己的国家之后,仍然受到同胞的蔑视和政府的歧视。她们将背着这段无法磨灭的历史,忍辱含垢度过自己的余生。

对日索赔专刊
对日索赔中华同胞会主编
(每月一日出刊)第四十四期
悲壮地战斗在中条山
沈挺信

  一九四〇年,长江方面的正面战场,受到日军极其沉重的打击,战斗力受到很大削弱。日本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中将向天皇报告:「一九四〇年,与去年同期相比,中国军队战斗力减少了两三成。中国军队的抗敌意识仍然旺盛,但有穷于补给的[迹]象。回顾一九四〇年,中国方面由于我政、战两略的各种施策,受到了相当的打击。」
这年年底,中国政府军委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向蒋介石报告,「一九四〇年,我军伤亡严重,据各战区全年历次战报统计,伤亡共为三十三万九千五百三十人。是开战四年来,伤亡最重的一年。」
一九四一年春。
华北日军在对太行山的八路军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之后,迅速回过头来,集中了七个师团的兵力,向蒋介石在黄河以北的最后地盘——中条山进攻。
中条山背临黄河,横[亘]于山西南部,东接莽莽太行山脉,西连巍巍稷山,长三百余里,宽一百余里,为屏障豫、陕,保障西北的战略要地。一九三八年,翼察战区总司令卫立煌将军率部队进入山中,将该山分为东西中三段。分别由所部三个集团军把守。
东段:绛县至横岭关。由刘茂恩的第十四集团军驻守。
中段:闻喜、夏县一带,由曾万钟的第五集团军驻守。
西段:平陆一带。由孙蔚如的第四集团军把守。
卫立煌督率全军二十六万人马,依着中条山山势构筑坚固阵地,把偌大个中条山变成一座坚固的城堡。在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一年初的四年中,日军曾先后八次大举进攻中条山,企图打开这道黄河北岸的防线,向黄河以南进犯。日军的八次进攻都碰了个鼻青脸肿,惨败而归。卫立煌曾自豪地把中条山称为中国的「马其诺防线」。
日军却认为,中条山卫立煌指挥的约二十六个师中国军队,成为扰乱华北,尤其是山西的主要根源,是华北日军腹中的「盲肠炎症」。
五月五日
日军决心要割掉这段「盲肠」,以七个师团的兵力,分九路从东、西、北三面向中条山进攻,来势异常凶猛。
在此之前,蒋介石曾亲往中条山前线视察,在卫立煌的总司令部召集高级将领训话。蒋介石训完话,要将领们当面表态,立誓死守中条山。各军长官,群情激昂,纷纷立下铿锵誓言:尽忠职守,誓与中条山共存亡。
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将军骑着战马检查部队阵地情况。他从各方面情况判断:日军此次进攻,意在彻底摧毁中条山守军,自知此一恶战,生死不保,决心指挥全军与敌决战,力挽狂澜,以救国救民。他一时心潮激荡,诗情汹涌,勒住战马,立于滔滔黄河之岸,随口吟作(满江红)词一首:
立马中条,长风起,渊渊代鼓。
怒皆裂,岛夷小丑,潢池耀武。
锦绣江山被蹂践,炎黄胄裔遭荼苦。
莫扁军逡巡迈步赴沙场,保疆土。
金瓯缺,只手补;
新旧恨,从头数,
挽狂澜作个中流砥柱。
剿绝天骄[申]正义,扫除僭逆清妖蛊。
跻升平,大汉运方隆,时当午。
敌机一群群地飞临条山上空投弹;日军地面部队在大批坦克、战车和骑兵的支援下,潮水般地朝守军阵地扑来,很快突破了前沿阵地,将守军分割包围。一路日军迂回中条山侧后黄河岸边,占领了平陆等处的黄河渡口,切断了中条山守军的退路。
中条山守军同敌人展开了空前悲壮的殊死搏斗。许多山头阵地被敌机轰炸削平。三百里中条山上,每一寸土地都在燃烧,都在怒吼,都在淌血!血战一星期,中国军队死伤竟达数万人之多!各集团军总司令以下各级将官,都持枪在第一线战壕工事里同敌血战。
包围圈越收越紧。
守军各部都面临弹尽粮绝境地。有的部队只有杀战马充饥,有的部队已将战马吃完了,只能拔食山地里的野菜、野草充饥。各部队仍誓死坚守在中条山上,没有一个擅自后撤的。
五月七日
中条山中段血流成河。闻喜、夏县、四交河、张店镇等地的守军已被日军分割包围,呈孤军奋战状态。
日军第三六、第三七师团和独立第十六旅团等部,向张店镇以东猛攻,突破第三军与第八十军的衔接处,该两军被迫转移到四交河至望原一线抵抗。
五月八日
日军蜂[拥]而至,进袭位于唐回的第三军司令部,因敌众我寡,唐回很快为日军攻占,第三军也陷入重围。
军长唐淮源将军命令部队以团为单位突围,争取跳出铁圈,转入外线作战,唐军长亲率军部特务营和一个团的兵力突围,但遭到日军层层阻截,最后,在夏县附近又陷入重围。唐军长指挥部队左冲右突,无法冲出包围圈,军部与上级失去联系,无法求援,将士战死殆尽。敌人几次冲到军部附近。特务营营长童鹤龄,副营长赵树和士兵们挥舞大刀片,又将日军砍了出去。
战至五月十三日,唐淮源军长身边只剩下一名卫士,余皆全部战死。唐军长望着成堆的将士的尸体和血染的阵地,悲愤万分,举枪自毙殉国!卫士见军长壮烈殉难倒下,伏在将军的尸体上失声痛[哭],然后举起手枪,在唐军长尸体旁饮弹身亡。
五月九日
新编第八十军第二十七师师长王竣将军和参谋长陈文杞,率部已在张店镇与强敌血战了两天。敌集中炮火向守军阵地猛轰,数十架敌机轮番投弹轰炸,并施放毒气。王师长、陈参谋长及以下官兵全部战死。
同日,第二十七师副师长梁希贤率领的部队,在台紫村与日军苦战,官兵阵亡殆尽。日军蜂拥而来,梁希贤纵身投进汹涌咆哮的黄河,壮烈殉国!
五月十三日
第三军第十二师师长寸性奇将军所部,在县山地区陷入日军重围。经数日血战,终未能脱离险境,官兵纷纷战死。五月十二日,寸性奇师长亲率部队冲锋时,胸部中弹受伤,十三日晚,寸性奇在组织部队突围时,被敌炮弹炸断右股骨。为了不当日军俘虏,寸师长毅然拔刀自杀!
五月十八日
第十四集团军已经在敌人的包围中恶战半月之久了,官兵伤亡近半,部队极度疲劳。此时,刘恩总司令接收到卫立煌司令长官的电报,命令该集团军向黄河南岸撤退。为了缩小目标,乘虚转移,刘总司令把集团军司令部的人员分为两部,分别由他本人和参谋长符绍谦率领突围。
五月十九日
刘茂恩率部行至河南济源县龙岩镇,被紧追上来的日军包围,数次突围皆告失败,情况万分险恶。左右僚属苦劝其更换便衣,设法逃出。刘茂恩却凛然作声道:「我身为堂堂中国军人,沙场捐躯,死亦光荣,岂能求一时苟安,丧失民族气节,为人耻笑!」说罢,拔出手枪要自杀,侍从急忙扑上去死死拉住,官兵皆抱住刘总司令嚎啕痛哭。
刘茂恩和残余官兵已弹尽粮绝,对突围绝望,已做好同敌人最后一拼,以身许国的悲壮准备。
夜色渐浓,奇迹出现。天气突变,雷电交加,风雨狂作,山洪滚滚,黄河之水掀起滔天巨浪。
刘茂恩抓住这时机,在黑暗和风雨的掩护下,顺利突出重围,冒险抢渡黄河天险,抵达南岸,绝处逢生。
参谋长符绍谦带领的部队,经过一场激烈战斗,侥幸突围,但在混战中迷失方向,钻进深山,昼伏夜行。黄河沿岸已被日军封锁,到处都有大批日军活动。符参谋长想若再撞上敌人,不免全军覆没,不敢向河岸靠近,只在敌人圈子里打转,行军途中,符令官兵把帽檐一律向后,随时准备投降,以保全部队性命。
后来,符参谋长带着部队终于钻出深山,渡过黄河,归回建制。但是,当刘茂恩听说部队帽檐向后那件事,不禁勃然大怒,怒斥符某丧失军人气节。并立即报请战区司令长官,将其撤职查办。该部第六十五师师长邢良巨,带重病在第一线指挥作战,昏倒在战壕里送后方就医。在医院听说中条山失守,愤然大叫,口吐鲜血,倒床气绝,含恨身死。
五月下旬
日军攻占夏县、闻喜等地后,又兵分三路南横扫,直过黄河岸边,企图强渡黄河,攻占渑池,截断陇海路,威胁洛阳、潼关。
蒋介石急令第一战区、第二战区发起反攻,阻敌南下。
第二战区以第十三军、第四十军为主力,向敌后夏县、闻喜发起强攻,迫使日军向后龟缩。
第一战区长官部令泻钦哉第十八军为左翼,李兴中第九六军为右翼,向敌之两侧出击;又令李铁军第七六军从洛阳渡过黄河,任正面阻敌任务。
第七六军以第一九六师之五八七团为前锋,跨过黄河,向张茅大道急进,在庙凹以东不幸误入敌人伏击圈。全团一千多名将士,正行进在一条狭窄的凹地里,突遭敌强大火力袭击。团长李南平身上中弹三十多处,壮烈牺牲。全团一千三百余名官兵,全部战死疆场,无一生还……。
巍峨的中条山,千秋万代向为保卫她而英勇献身的壮士们致哀。
汹涌的黄河水,永远奔腾不息,她在引吭悲歌吗,呼唤抗日英烈的忠魂!
于右任先生遥望北国,悲声大放:「中条雪压云垂,黄河浪卷冰嘶,血染将军战史……」。

中国大陆讯息点滴

  ■上海有位自称为民运人士,据说他们根据国外一项指导,要利用「九•一八」的纪念活动,大干一场,以便突破民运当前的困境。为此,他们积极要把对日索赔的同胞拉在一起,举办今年的「九•一八」纪念活动。
■上海市有一位中学教师,提出一项主张:要求国内民运人士,要利用对日索赔的名义,做几件轰动国际舆论的事。争取知名度。他认为在国际上知名度高了,政府会怕你,不敢随便打击你,因此,安全度也就高了。
不过,这位中学教师本人,却不愿出来争取国际知名度。只是悄悄地要别人这样作。
■去年十月,日皇明仁访华前夕,要绝食自焚,表示抗议的鲍戈,在九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的一封信件上表示:他并非一位纯粹对日索赔的人。而是态度鲜明的「民主、索赔结合论」者,是将来「中国民主政府」的组织者,是将来决定中共当局命运的人。
他说自己去年发表绝食自焚的公开信,之所以在美、日、港、台、法的报纸上,引起海外华人反响,是他对付中国政府「快速冲刺」的成功。所以他:「并没有像魏京生那样的下场。而是被送到一家曾招待过毛泽东的疗养院里厚待了一周。」
鲍戈在这封信上,赞赏自己在国际上已经取得很高的知名度,因此他感得自己很安全。他说:「如果他们再诬我是反革命,肯定会激怒世界舆论。」
鲍戈还强调将来日本政府不赔偿,定会激怒他的“中国民主政府”。
但是鲍戈没有说清楚,将来什么时候,他会决定中共当局的命运,由他组成「中国民主政府」。因日本政府的不赔偿,而激怒起来。
■福建省有位林先生,自诩为中国大陆对日索赔的缔造者。六•四事件中,由于主持闽江沙龙的民运活动,被行政处分。去年在日皇明仁访华之前,潜往北京,进行所谓「对日索赔」活动。而被政府从地下室旅馆里扭了出来,遣返福建,又一次受到行政处分。
林先生不服处分,跑到日本驻中国的共同社,声称自己是真正的一贯的对日索赔活动家。但是中国北京政府定要把他当作民运反政府活动,处分他。对此,他极为不服,要求日本共同社在国际上发布新闻,声援他。
共同社的社长对此不感兴趣,要一位秘书出来应付一番。这引起林先生大为恼火,说日本共同社歧视了他。
这位林先生曾经向香港一家报刊负责人写信,主张把对日索赔纳入民主化的范畴里,利用对日索赔的活动,达到他那个闽江沙龙的政治目的。
■住在南京市的台籍著名科学家刘彩品女士,向一位对日索赔活动者表示:那些要利用对日索赔的人,其实他们是在利用死难在日本屠刀下的三千万同胞,和大批备受苦难的幸存者。

对日索赔专刊
对日索赔中华同胞会主编
(每月一日出刊)第四十五期
请勿利用对日索赔
湖北省襄樊市 李固平

  在人类历史上,每一个走向繁荣昌盛的民族,都是团结、自尊和自信的。
近年来,中国人的民族精神日益觉醒。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缓和,港澳的回归,以及中国大陆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被搁置了四十多年的对日索赔活动,终于迸发出来了。我们从一九八七年以来的活动,得到了海内外同胞越来越热情的支持。我们在团结、自尊和自信的继续努力中,不能不注意到一种令人忧虑的危险现象。提醒我们海内外同胞,不能掉以轻心。
中国大陆的对日索赔活动,正在向前发展的时候,出现了「民主、索赔结合论」的主张。一些民运人士看到民间对日索赔活动,得到海内外同胞越来越多的响应,而民运则处于低潮,企图利用对日索赔的旗帜,将民运的观点强加在对日索赔的活动中,以求突破大陆民运的低潮。
北京一九九二年全国七届五次人民代表大会上,一百多位人大代表,分别提出二个支持民间对日索赔的提案后,对日索赔活动,进入了组织全国机构的阶段。河北石家庄中华对日索赔联合会召开了筹委会,并向北京民政部具保注册中;全国人大会上第七号提案领衔人,高级律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法顾问王工先生,联合了一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于九二年八月向民政部提出成立全国民间对日索赔团体的申请。民政部建议王工先生:联合全国各地同样的申请单位,合并成立一个名合其实的全国性对日索赔民间团体。这说明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活动,即将进入关键时刻。我们正在为此积极筹备的时候,一些「要把对日索赔纳入民主范畴,利用对日索赔」反政府的民运人士,经过他们的密谋,凑足路费,让一部分人来到北京,插手民间对日索赔组织的筹备活动。并且借助民间对日索赔的力量,在明仁访华期间,发起示威抗议,企图利用对日索赔的民族义愤,以达到突破民运低潮的目的。
与此同时,另一位「民主、索赔结合论」的积极鼓吹者—鲍戈,在上海做了一番政治表演;到处叫嚷要绝食、要自焚、要公决,表示抗议明仁访华。配合前往北京活动的民运人士一齐起哄。
九二年十二月廿七日,自诩为「民主先锋」「索赔勇士」的鲍戈,写了一封信给我,夸耀自己要绝食、要自焚、要公决,是对中国政府的一种「快速冲刺」。他在信中表示自己「将来一定要决定中共当局命运的人」。他说自己利用对日索赔「对政府采取步步紧迫,最终却没有落得魏京生那样的下场,而是被送到一家曾经招待毛泽东的疗养院里厚待了一周。他在信中宣称要组织「将来的中国民主政府」。他说如果日本政府拒不赔偿,必将激怒他那个「中国民主政府」。他要人们先跟着他反政府,等待将来他的「中国民主政府」搞对日索赔。这就是他们主张的「民主、索赔结合论」。
民运人士,在北京要插手民间对日索赔全国机构筹组活动,在上海要绝食、要自焚,向中国政府进行所谓「快速冲刺」,「要决定中共当局命运」「要组织中国民主政府」。南呼北应,他们大有翻云覆雨之势。而其结果,首先是我们对日索赔活动遭受一次重大的挫折。北京民政部看到民运野心者介入,和严重的干扰自然地不于批准全国民间对日索赔机构的成立。
同时,公安部门把在北京活动的民运人物,从地下室旅馆里扭了出来,遣送到所居住的地方。把声张要自焚的鲍戈,请进了一家疗养院住了一周。
我们从八七年起,经历了多少曲折与艰难,开展对日索赔活动,多么不容易地争取到一百多位全国人大代表的支持,在全国民间索赔机构将要成立,对日索赔活动进入一个非常重要的关头,不是来之于日本,却是来之于中国人民内部的利用与干扰,破坏了我们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进程,使我们感到痛心疾首!
因此,我要求纽约「对日索赔专刊」发表我以下几点意见,劝告海内外民运人士。在国内我是无法发表这一文章的。
第一、社会制度民主化,与对日索赔,在对象、性质、根据、方法和目标,都是不能相同的诉求:
对日索赔,是指日本军队在侵华战争期间,造成中国人民的死伤、损害,给予经济补偿。而要求民主,是指国内社会政治制度的改革。
对日索赔的对象是日本政府。而民主诉求的对象是中国政府,执政党和立法机关。
对日索赔的方法,是要调查研究日军侵华罪行与中国抗战历史;寻找受害者的遗属及幸存者,搜集受害事实证据;研究有关法律等等。对日索赔是数十年前遗留的历史事件。而民主化则是民运人士投身社会现实,寻找改革生活方法的现实问题。
这两者的根本区别,对日索赔是对日本政府而言。民主要求是对中国政府而言。如将两者结合,混淆两者不同对象、性质与矛盾,就将对日索赔的矛头转向中国政府,造成中国民众与中国政府的内斗。请问这是对日索赔的目的吗?
第二、台湾与大陆两岸政府先后放弃战争赔偿,以及搁置民间死伤、损害赔偿至今的历史成因很复杂,主要是由于中国人自己内斗,其次是日本历届政府利用中国内斗,狡诈地顽固地拒绝承认侵略战争的性质与拒绝赔偿。
然而民运人士却简单地归结为中国政治体制的不民主,有意卖国。试问英国、美国、法国并没有进行全民公决,也都放弃战争赔偿。难道它们也是政治体制不民主与有意卖国?
中国民运人士的这一口实,相当明确暴露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并非完全出于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与利益。
第三、民运利用对日索赔的结果,直接受害的是三千万死难同胞及其遗属,以及大批的幸存者。
请想想看,他(她)们死伤、损害的控诉与索赔,被搁置了将近五十年,特别是大批的幸存者,其中一些年迈老人,当记者以及一些日本朋友访问他(她),回忆诉说自己当年遭受日军残害的耻辱时,竟然悲愤地当场晕了过去。
今天,他(她)们望眼欲穿的对日索赔有了希望的时候,民运人士却要加以利用来反对中国自己的政府。千千万万的幸存者,与死难同胞的遗属能接受你们的利用吗?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允许反政府活动的存在。因此政府必然是采取强硬措施,对付民运利用索赔的反政府活动。而全国人民,特别是死难同胞的遗属,以及各地的幸存者,也必然是站在政府一边来反对你们民运。
鲍戈要求人们等待将来他那个「中国民主政府」为人们对日索赔。这是多么愚蠢的妄想!多么自欺欺人。
第四、中国民主运动有着光荣的爱国传统,自从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以来,在国家存亡关头,民运的爱国人士,为民族利益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为之而奋斗。
民主运动是个内政问题,而对日索赔是民族大义。政治上的保守派未必不爱国。而激进的改革派也难免混入野心家、投机分子。如果把民主与索赔强行结合,并且举起谁反对,谁就是汉奸、卖国贼的大棒,岂不是太霸道了嘛。
民运人士如果错误地坚持利用民族的尊严和利益,借以摆脱当前民运的低潮,必将激起人们的普遍反对,非但促使你们更严重的失败,还将玷污了中国民主运动的光荣传统。
上海的鲍戈,写给我的信中,宣传自己利用对日索赔的反政府活动,是得到英、美、法、日等国家的中国民运的支持。
我不相信海外民运的高层有识人士,都赞成鲍戈的蠢动。鲍戈在上海到处打电话,声张要自焚。大家都知道他是在恐吓政府。是在为民运打广告。南京市台籍全国人大代表,一贯支持对日索赔的刘彩品女士,在电话里责问鲍戈:
「你要自焚,为什么要打电话告诉我?你的动机是什么?中国人不会感谢你的自焚。」
鲍戈果真自焚,引起社会反响的将是群起谴责「民运利用对日索赔」的舆论。这将是当前中国民运的彻底破产,而不可能是中国政府的垮台。
第五、中国大陆必须在目前这样保证政治稳定,社会安定的情况下,继续改革,开放的政策,加强经济建设,保持政府官员的廉洁,是完全有希望,在本世纪末的综合国力赶上日本。中国缺乏资金、技术而有求于日本的现状,必将改观。说到底,只有中国的综合国力赶上日本时,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才具有坚强后盾,索赔的成功也将到来。
因此,我们反对民运人士利用对日索赔的名义,扰乱社会安定,挑起政治混乱。上海一位民运人士声称:「要在今年纪念九•一八时,大干一场。」你们要大干一场什么?
你们错了!今天的中国政府、不是一个卖国政府。要求局势稳定,把经济发展起来,把人民生活提高上去的基本国策,是符合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
第六、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发起,完全基于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和中国人的整体利益出发。一百多年来遭受外侮的灾难与痛苦,主要的内在原因,是我们人民穷困,社会政治纷乱,给外敌以可乘之机。特别是日本侵华战争,国家资源、人民财产之被劫夺,三千万同胞之惨烈死亡,想到此,中国人无不悲愤填膺。
今天,对待日本政府的狡赖,以及日本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关系着中华民族的安全。我们要求民运人士,放弃利用对日索赔的民族义愤,来摆脱民运的低潮。

一九九三年四月十七日

编者按

  读了李固平的文章,确实痛心。鲍戈们的动作,在日本政府、日本右派势力、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势力面前,表现了一次「中国人的丑陋」。
时代进入了廿一世纪,有些外国,特别是日本政府,仍然使用二十世纪初的一套手段对付我们中国人。究其原因之一,无非是中国人之中一些丑陋存在,使得它们食髓知味,不肯罢休地继续把中国人当作阿Q对待。还有一些国家仍然梦寐以求,希望重新在上海的外滩公园门口,挂起「狗与华人不得入内」的牌子。
中国大陆对日索赔活动,经过国内同胞们的努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已经引起海峡两岸政府,特别是北京的重视。遗憾的是,去年出现北京、上海的情况,以及九一年出现在南京的情况,这将迫使北京对待索赔活动采取某些措施。给大陆对日索赔活动带来不利影响。特别提醒长江以南的索赔同胞,你们都已经知道民运人士利用纪念九•一八,要大干一场,难道政府在睡觉吗?千万谨慎不能被卷进去。要跟那些大干一场的人们切断关系。力避政府一网打过去的时候,殃及您们一群池鱼。危机我们对日索赔的民族事业。
筹组全国机构的失败,是件坏事。我们从中吸取教训,把坏事变成好事,以利于继续前进。
教训有二条:
一是必须强调,对日索赔活动,不介入政治。而且对政治的浸入,要有高度敏感性:「这是上海的教训」。
二是对待大事捧场对日索赔的人靠拢时,首先要了解过去是否民运人士。「这是北京的教训」。
有位幸存者同胞来信表示要反击鲍戈。
不要,不要。请您听我相劝。右边来了干扰、破坏,左边起来反击,就形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内斗状态。这对日本政府有利,对我们自己不利。会导致转移我们「对日」二字的方向。
况且,政府对鲍戈们的敏感性,不亚于我们。
经过这一次大挫折,最好的办法是:整顿过去的思想,理清现在的关系,暂时不要搞社会活动,坐下来研究历史,调查搜集资料。以待国内外形势有利于我们时,努力夺取。
仅供国内索赔同胞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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