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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乎？兽乎？

［上接一版］　　我们调查得知，就在李连春在过的腊勐慰安所里，还有二十来个中国慰安妇，大多数也是被日军武力强拉去的当地妇女，还有十五个朝鲜慰安妇（据说有的是中国东北人）和三、四个缅甸妇女，此外还有五个日本慰安妇。这些慰安妇各人的结果不尽相同，但都是悲惨的。有一个名叫良子的朝鲜慰安妇，在腊勐慰安所里生了一个男孩，是日本大尉军医池田文字雄在深更半夜点着蜡烛接生的，这个军医用腊勐的“猛”和他自己的名字的最后一个“雄”字，给这个孩子取名“猛雄”。不久，良子带着孩子被换到龙陵去了，后来，良子和其他十个慰安妇混在败退的日军里经缅甸逃到了泰国。
腊勐慰安所里有五个日本慰安妇，据说是从熊本县来的妓女，一般年纪都比较大，多在24-25岁之间，还有鸦片烟瘾。其中有一个叫双叶的是大分县人，年纪最大，约有三十五六岁；另外一个名字叫诚，是大牟田市人，年纪最小；一个叫君子的，是鹿儿岛人；其余两人不知姓名。这五个日本慰安妇，在战争最为激烈的日子里，始终受到了日军的庇护，被安置在最安全的战壕里，到1944年9月7日，松山日军全军覆没之日，这五个慰安妇都当了俘虏，受到中国军队的优待，然后护送至保山，转往昆明再到重庆集中，经常德、汉口至南京，再抵上海，最后被遣返回日本。
十五个朝鲜慰安妇，到了战争的最后关头，被日军把她们和重伤员集中到“横股”阵地一片稀泥“匚”字形大战壕里，先是发给她们每人一瓶升汞片，叫她们自杀。可是，这些慰安妇都吼着宁当俘虏，也不愿自杀。后来，联队本部的一个下士对野战炮兵56联队第8中队的里美荣伍长说：“一定要把慰安妇杀掉！”并把升汞片交给里美荣，要他把升汞拌在饭团里，让慰安妇吃。有11个朝鲜慰安妇被日军残酷地杀害了，有4个朝鲜慰安妇逃到中国军队阵地，当了俘虏，受到了优待。里美荣本人也在逃跑途中当了俘虏，他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化名“秀文明”，最后被遣返回日本。现住在日本平户市，经营饭馆，还是工商会议所的会员。
至于在腊勐的中国慰安妇，则在滇西反攻战役打响后不久就被日军全部杀害了。有一个慰安妇是被用拐杖从嘴里塞进肚子杀害的。
日军在芒市、畹町、遮放等地也陆续建立了不少慰安所。遮放慰安所开始时只有八个慰安妇，后来，又从广东拉来一批中国慰安妇，这样一来，日本慰安妇就成了军官的专属，而中国慰安妇就成了专供士兵发泄兽欲的性奴隶和工具。
1997年4月，笔者在芒市调查采访时，潞西市公安局离休干部姜兴治对我说：“1942年8、9月间，有一天，日军大部队突然包围了广母、蛮黑、等相三个村寨，一天之内抓走了两卡车傣族年轻妇人，大约有七八十人，说是叫她们去当慰安妇。事后，土司方克光的儿子方化龙找日军打听这些妇女的下落，都说不知道，以后这些妇女再也没有消息了。”类似的情况在龙陵松山等其它地方也发生过。如日军146联队进占平戛后，立即包围了平戛坝子内的平戛街子以及大寨、河尾、陈回寨等村镇，抓了二十几个年轻妇女充做慰安妇，在街子赵殿试家开设了慰安所，后来又从别的地方拉来一些慰安所，供日军发泄兽欲。
据1944年2月3日《新华日报》的一则报道说：“敌寇去岁（1943年）屡次犯我腾北，遭打击后，大部敌兵都感觉厌战，敌酋无法可想，只得以强拉民间妇女供士兵娱乐，来提高情绪，又在腾冲西华街设立俱乐部一所，由汉奸强拉我妇女同胞十四人，凡敌兵入内取乐，每人每时收军票五元，战地负伤者免费。该妇女等不堪蹂躏，多忿而自杀。”
当滇西反攻战役打响后，在腾冲的日本慰安妇，有人说被撤走了，也有人说被杀了，只留下中国慰安妇和朝鲜慰安妇。到了战斗的紧急关头，朝鲜慰安妇则被隐蔽到安全的防空洞或战壕里。1944年9月13日黄昏以后，即腾冲城光复前一晚上，下着大雨，腾冲城东北城墙被中国军队轰塌了一个巨大缺口，日军太田大尉命令腾冲守备队残部五六十人从缺口突围，突然，后面蜂涌而至二三十个慰安妇，猛然遭到日军饮马水河守备队残部速射炮中队长高木利夫等射击，两股日军互相残杀，一部分日军和慰安妇当即被自己的部队射杀，其余的当了中国军队的俘虏。这些被俘的慰安妇，其中有会讲中国话的，她们告诉记者，她们都是朝鲜人，是两年前从汉城、元山、仁川和平壤到中国来的。被日本人分别取了日本名字，有音丸、朱美、花子、信子、松子、梅子、竹子、广子、弘子等，共20多人。音丸和朱美年纪较大，约24岁，其余的都是18-19岁。这些被俘慰安妇都受到了中国军队的优待，弘子等有病的慰安妇还被送到中国陆军医院治好了病，最后被遣返。
在腾冲县的几个慰安所里的中国慰安妇，有的不堪日军淫虐，在慰安所里伺机自杀了；有个别的乘日军溃败之际看管松弛时，逃离了魔掌；又有个别的被中国军队俘获后得到解救；但绝大部分中国慰安妇则被日军残酷地杀害了。
1997年4月，我们到腾冲县调查，在县政协的帮助下，采访了许多知情人，4月16日，我们到洞山乡，村民尹治兴等控诉说，1942年秋，日军到洞山扫荡，将关坡脚全村烧光，有一个叫川村的日本军官，命令维持会供应花姑娘慰劳“皇军”，不然就要将全村人杀光，维持会几经交涉，最后强迫把村中的黄花闺女尹老焕送进了日军慰安所。一直到腾冲光复，尹老焕才被解救出来却再也嫁不出去。到了文化大革命时，又说她是“日本婆”，是“汉奸”，斗争她。最后，她什么亲人也没有，成了村里的“五保户”，前两年悲惨的死了。
在荷花池慰安所里，有12个朝鲜慰安妇，日军又武力胁迫本村姑娘尹买芝和邻村姑娘张某到慰安所“慰安”江藤队长，致使两个姑娘怀孕。第二年，江藤大队北上救援高黎贡山据点的日军，慰安妇随军转移，途中尹买芝和张某伺机逃跑，尹买芝逃亡到了缅甸，至今生死不明；张某逃到勐蚌大山上，嫁给了那里的山民。
在腾冲县里现知有5个慰安所。有一个叫蔡某的姑娘，是下西街蔡兴国的女儿，模样俊美。被日军“腾越军政班本部长”田岛寿嗣看中，成了田岛寿嗣的专属，经常在一起达一年多，怀孕生了一个男孩。当中国远征军克复腾冲时，当了俘虏，后来在被押送往保山途中，把这个正在吃奶的男孩遗弃了，从此就不知其下落了。
1999年1月28日，我在腾冲终于寻访到田岛寿嗣和蔡某的遗孤，他现在姓彭，是个小企业主，他接受了我的采访。
我问：“彭先生，你知不知道你父母的情况？你能给我谈一谈吗？”
彭说：“关于我父母的情况，都是听腾冲父老和日军‘白师爷’讲的。‘白师爷’原名白炳璜，是台湾人，到日本学过农业生物，后随日军到腾冲当翻译。1987年白炳璜又访问了腾冲。”接着他又说：“我父亲是日本人，名叫田岛寿嗣，是日军‘腾越军政班本部长’，当时约四十岁左右。母亲是腾冲人，名叫蔡××，当时约二十岁左右。据白炳璜说，我出生在腾冲县城西北角财神庙的战壕内，是白炳璜帮接的生，用战刀割断脐带。”
我问：“你父母后来如何？”
彭答：“腾冲光复后，母亲被当做俘虏押送往保山，还带着正在吃奶的我。路过上云乡时，我生病哭闹，母亲没有办法，就把我寄养在上云小街农民彭启禹家。因此，上云人都叫我‘小日本人’。母亲从此就不知去向了。父亲回到了日本，白炳璜在东京见过他。”
我问：“你想过要寻找你的父母吗？”
彭答：“到哪里找呀！我恨日本人无情无义，按理说，我是日本遗孤，日本政府应该对遗孤给予照顾。但是五十多年过去了，日本政府根本就不过问。我现在办着一个厂，日子过得还不错。”
现在活着的中国慰安妇越来越少了。蔡××还活着吗？如果还活着，她会在哪里呢？
在我采访过的众多人员中，有一位当年中国远征军的抗日老兵许国均老人对我说：“1944年9月14日早晨，我们攻进腾冲县城时，只见到处是日军尸体，在日军慰安所里，我亲眼看到有十七个中国慰安妇和几个婴儿被日军刺死在那里，有一个慰安妇死了还紧紧的抱着一个血肉模糊的婴儿，真是惨不忍睹！”
腾冲四保街陈国珍的侄女陈自美对我说：“当年日军强占我家的大院开办慰安所，有很多慰安妇。腾冲光复前夕，日军将慰安妇活活投进我家的两个深水井里。腾冲光复后，我家从井中把慰安妇尸体打捞出来，有的慰安妇脚上还穿着拖鞋。”
笔者找到一张1944年9月26日的《扫荡报》，这张报纸的日期距腾冲光复后仅有十二天，报上刊有战地记者潘世徽的一篇题为《腾冲城内一群可怜虫》的报道说，当腾冲城门尚未打开的时候，国军都知道城内尚有五六十个敌人的随军营妓被包围在里面。到了9月14日上午，国军攻克腾冲城最后一个据点，在防空洞里发现一个十岁左右的中国小女孩，她报告说，她是被日军抓来替慰安妇们打洗脸水的，当时，她们全都躲在一个大防空洞里，一天黎明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个日本军官用枪逐个结束了营妓们的生命，一共十三人。小女孩吓昏过去，捡了一条性命。这篇报道还说，“又在一处城墙缝里，发现了十几具女尸，她们都被蒙上了眼睛，死得非常整齐。这些可怜的女人，生前为敌人泄欲，最后又被判处残忍的死刑，她们犯了什么罪呢？”
这就是慰安妇的悲惨遭遇。
笔者作为一个正义的中国人，受历史责任感和民族自尊心的驱使，不辞艰辛地来调查和发掘侵华日军在滇西建立慰安所与慰安妇制度的罪恶历史事实，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调查和发掘自己民族的母性受侮辱的历史事实更为残酷的事了，对每一桩侵华日军淫虐罪恶的发现和取证，都让我们感到无限的痛苦和义愤！我们不会因为纠缠历史旧账而耽误一个民族的前进，但是我们要把账算清楚，把侵华日军强加给我们的“中国慰安妇问题”合盘托出，向世人进行彻底的揭露，争取正义和公道。否则，中国慰安妇问题，将如一座不死的火山，横亘在中日两个民族之间，那将是很危险的。
现在，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国慰安妇问题，被发掘出来了，被毫不留情地摆在了中日两国面前。任何的漠视都是对人类和世界文明和公理的亵渎。
中日两国都必须正视中国慰安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