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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增老师：
　　您好！
　　我是一个青年人，在山西日报5月30日登载的一篇文章“民间索赔潮”中了解了您。读完文章，我对您的作为非常敬佩。
　　不久前，我从其他新闻媒介了解到韩国、菲律宾等国民众纷纷就二次大战中受迫害的国民要求日本赔偿。当时，我就想，中国曾是受日本侵略，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最为惨重的国家，我们为什么不要求赔偿呢？现在您以一位普通公民的身份，组织民间人士，要求日本国给予中国人民受害赔偿，真让人感到欣慰。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表明我国维护个体权益的民主意识增强了。我想，这也许是我国民主的一个发展方向，通过事情本身，有可能推动我国的民主发展。
　　童老师，作为一个青年人，非常希望做一项有意义的工作，我也不例外。这里有一些建议，希望能有所参考。
　　我认为，应该把要求日本国给予受害赔偿，作为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来对待。因为，根据我国实情和其他国家要求赔偿的事实看，这个问题在短期内不会有结果。
　　由于这个原因，需要成立一个专门机构来开展这项工作。例如成立一个“中国民间索赔基金会”形式的机构，邀请国内外的并且热心支持这项工作的知名人士参加。还可以接受国内外人士的捐赠，用于索赔工作。还应该再南京等有关城市设立办事机构，进行大量宣传，使群众了解，并协助开展受害索赔工作。
　　童老师，我还有两个问题请教。从国际法角度来说，国民党时期的“沈崇事件”的受害人是否有权要求赔偿？
　　圆明园的大量珍宝被盗，是否有权要求归还？
　　希望与您保持联络。
　　此致
敬礼

王成斌
92.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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