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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增同志：
　　您好！
　　我是青海省百货公司离休干部，现年73岁。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今年2月3日的《文摘周报》第四版中发现一文，名为《向日本国讨公道》的文章。看后心情很激动，浮想［联翩］。我坚决拥护你的提议，并参加这一活动。
　　我是1941年春天从现在的山西省长治高平县被日本军队抓去，当年23岁。在名古屋西北约100多里地的山里当劳工。同去的约200余人，在那里没吃过一顿饱饭，每顿饭中有1/3的稻米［糠］，一日劳动12小时，冬天大雪一尺多厚，没有棉衣，只身穿2件单衣，披件蓑衣；挖煤、挖山洞、伐木等，干的都是重体力活，动［作］稍一慢，监工就拿棍子劈头盖脑的毒打一顿。医疗条件根本谈不上，死伤常见。有冻死，饿死，工作时意外事故砸死的，也有忍受不了这种折磨而悬梁自杀的。我的右手中指至今还留着那时的伤痕。到1945年10月日本投降后，日本军队将我们剩下的160多人，从下关上美国船，到天津塘沽下船，历经5天左右。下船后，家在华北的人都自散回家，黄河南的人还有五六十人，走到石家庄被国民党第三军拉着当了兵。1947年10月，石家庄解放，正式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48年上半年，随军配合辽沈解放，下半年参加了平津战役，在战役中受了三等二级残伤。49年解放大西北，在解放兰州时立一大功。以后51年参加了抗美援朝，立一次三等功。53年9月回国。在国内学习三年，56年转业到青海商业厅搞商业工作，直到离休。
　　我这一生，从47年参加革命开始，到80年离休，在这33年中虽然为国家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党也给了我优厚的待遇，离休后每月能领到200元的离休金，从医疗保健方面到逢年过节的慰问，我都深深感到党没有忘记我。回想当年在日本国的待遇，简直是天地之比。为此，我坚决拥护并参加您发起的“向日本国要求受害赔偿”签名活动，讨回公道。
　　但是，我不知道我这种情况属不属于这范围之内。再者，经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战斗，回国后我又到了大西北，这里的消息也比较闭塞，一起入伍的同志也就分散了。经过风风雨雨几十年，现在找人证我感到很难。但我的档案记载是组织［花］费了一定代价给弄清的，是可靠的。如要证明材料或其它什么材料，还是有哪些手续，请您来信说明，让您费心了，我的后代将记住您。
　　来信请寄：青海省西宁市大通路38号　徐廷武收（810028）
　　此
礼

93.2.26

（西宁铁路分局防疫站是我女儿，名为徐秀香，信寄给她也可）（810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