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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汤代聪，1912年生，安徽省相城县城关镇人，生前随祖父汤剑秋老人经营于老照相馆，由于手艺精湛，服务周到，生意兴隆，可以家境也很殷实。母亲戴淑贞，比父亲小两岁，聪明能干，操持家务，生下我和弟弟两人，我叫汤桃，弟弟叫汤明，我于1934年出世，弟弟出生于1937年，就这样一个幸福的家庭，被当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弄得人亡家破。1938年6月，日军侵占合肥安庆后，也攻占了相城，并在安全公路沿城，筑炮楼，设哨卡，日夜监视盘查城乡居民，并经常武装掳掠，民不聊生。就在6月底一天，我父亲汤代聪从相城沿公路西边乡村小路，步行去老梅树街外婆家，途经范家岗时，炮楼上的侵略日军喊话要他到炮楼哨卡接受搜查，因他没有听见，便照样赶路。这时日本侵略军便举枪射击，将父亲击倒，次日晨，当地村民见一人倒在血泊中，便抬回村抢救，被同村亲戚发现，用担架送回家，终因枪伤头部，伤势过重，不几天便死亡，当时年方26岁。不久幼子汤明，因惊惧得病，不活夭折。母亲生活艰难，次年改嫁，因长年受伤成疾，第三年也就死亡。一家四口人，遗下我孤儿一人，后由祖父，母抚育成人。至1949年5月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后转出东北，现在合肥安徽大学工会工作，现已离职休养。日军侵华战争给我国人民造成的苦难是极其深重的，多少中华儿女惨遭杀害，家破人亡，真是惨绝人寰。父亲的死，使一个幸福家庭破灭性给家中照相业造成的巨大损失，就是千百万中国人民家庭的各行各业，被侵略战争破灭的一个缩影。同时我还有两个姑姑，即汤淑静，汤淑英，也是抗日战争中因遭苦难折磨而死亡的。我作为他的女儿，每思及此，万分悲艰，回忆日本侵华战争给我们家庭造成的物质和精神损失是极其惨重的，因此我要控诉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无数滔天罪行、出于义愤，特要求日本政府给予赔偿损失十万美元。

受害人　汤桃（参加革命后改名汤涛）
工作单位：合肥安徽大学教育工会。
1992年7月2日

宋航、庆民二位好、
对你们的美德万分感谢，由于父亲受害时我年龄小，对一些情况不怎样清楚，便请叔叔写了一些情况，我腾写了一下，现寄上，烦你们代劳给童增、不知这样写不行。
你们寄来的材料，老秦拿给一些同志看了，由于现在人们的思想、着重点不在政治，而在经济，另一些人认为日本杀害中国人太多，就是万人坑不计其数，日本再富也难以偿还，民间索赔难以实现，再加上安徽无人问津，所以此事没有什么人签名。
家中人都好吗。你们工作都很忙，春季未能来安徽没有时间来合肥，黎旭跟我们说了，希望下次有机会来合肥住一时。
祝福

汤涛
15/7

关于抗日战争中的受害赔偿

　　1972年，中国政府放弃了对日“战争赔偿”要求，但没有宣布放弃“受害赔偿”要求——这是青年法学家童增在他的论文中反复阐述的重要观点，受到各界关注，《中国商报》、《法制日报》等报刊纷纷刊其扼要。
童文阐述了国际法关于两种赔偿的区别：“战争赔偿”是因发动侵略的战败国侵略别国时给这些国家所造成的损失的赔偿。
“受害赔偿”是因发动侵略的战败国在战争中违反战争法规和人道原则，对交战国人民和财产所犯下多种严重罪行而必须承担的赔偿。第2次世界大战后，犹太人、波兰和法国均已受纳粹迫害为由索取了巨额受害赔偿。
而我国应向日索取的“受害赔偿”折合今天的价值为1800亿美元……《人民政协报》
另外据悉，迫于南朝鲜、菲律宾等国民众的强烈呼吁，日本政府即将对二战中的日军慰安妇问题采用一揽子解决的方式，给予赔偿。同样，在日本侵华战争中，也有难以计数的中华姐妹被逼成为日军“慰安妇”而惨遭蹂躏。目前这些饱受摧残得人们身在何方，尚无从查证。据童增介绍，他们正在多方寻找这些受难者，以期她们能勇敢地站出来，索回她们应得的赔偿。

向日本国要求受害赔偿签名

我亲眼所见日本侵略者的罪行：
1941年夏，我在湖北省监利县下东湾我三伯父秦绪铎家有事，亲眼看见日本鬼子的三架飞机在十几分钟内就把下车湾一条约华里的街道，炸成了废墟，敌机还用机枪反复扫射。这次被炸死、炸伤（打死打伤）的无辜群众近三百人，这次我叔伯兄秦兰林的妻子，也被炸死烧毁房屋千余间，商品等物质，不计其数。日本侵略者留下的血债已经51年了，现在应向日本政府清算这笔血债。

签名人：秦万里　1992年7月1日于合肥安大
邮政编码230039

注:这件惨案待查传后再提出具索赔数字

向日本国要求受害赔偿签名
父亲受害、理应偿还

　　父亲汤代聪、1912年生安徽省柏县城县城关镇人，生前随祖父汤剑秋老人经营于老照相馆，由于手艺精湛，服务周到，生意兴隆，可以家境也很殷实。母亲戴淑贞，比父亲小两岁，聪明能干，操持家务，生下我和弟弟两人，我叫汤桃，弟弟叫汤明，我出生于1934年，弟弟出生于1937年，就这样一个幸福家庭，被当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弄得人亡家破。1938年6月，日军侵占合肥、安庆、又攻占了相城，并在安全公路沿城，筑炮楼，设哨卡，日夜监视盘查城乡居民，并经常武装掳掠，民不聊生。就在6月底一天，我父亲汤代聪从相城沿公路西边乡村小路，步行去老梅树街外婆家，途经范家岗时，炮楼上的侵略日军喊话要他到炮楼接受搜查，由于没有听见，便照样赶路。这时日本侵略军便对父亲开枪，父亲当时倒地，次日晨，当地村民见一人倒在血泊中，便抬回村抢救，被同村亲戚发现，用担架送回家，终因枪伤头部，伤势过重，不几天便死亡，当时年方26岁。不久幼子汤明，因惊惧得病，不活夭折。母亲生活艰难，次年改嫁，因长年忧伤成疾，第三年也就死亡。一家四口人，遗下我孤儿一人，后由祖父，母抚育成人。至1949年5月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侵略军战争给我国人民造成的受难是极其深重的，多少中华儿女惨遭杀害，家破人亡，真是惨绝人寰。父亲的死使一个幸福家庭破灭性给家中照相业造成的巨大损失，就是千百万中国人民家庭的各行各业，被侵略战争破减的一个缩影。同时我还有两个姑姑，汤淑静，汤淑英，也是抗日战争中因遭苦难折磨而死亡的。我作为他的女儿，每思及此，万分悲恨，回忆日本侵华战争给我们家庭造成的物质和精神损失是极其惨重的，因此我要控诉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无数滔天罪行、出去义愤，特要求日本政府给予赔偿损失十万美元。受害人女儿汤桃。

住合肥安徽大学125-306
邮编230039

民间索赔潮
-国人向日本要求受害赔偿纪实
本报记者　李佩钰
中国经营报
第三版　1992年5月19日

　　1990年8月，9名已过古稀之年的日本老人收到了每人两万美元的受害赔偿及一封布什总统言辞恳切的致歉信。这是二战发起国之一的日本侨民向美国政府索要的12.5亿美元受害赔偿的一部分。
1991年初，经过46年的努力，数以万计的日本侨民及日裔加人也向加拿大政府要回了3亿加元的受害赔偿。
但是，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作为饱受日本侵华战争迫害的中国平民，他们的境况又如何呢？
时间：1991年4月2日晚6时30分。
地点：北京京西宾馆人大代表驻地。
吃过晚饭后的人大代表三三两两走出警卫严密的京西宾馆大门，在复兴路铺满林荫的人行道上散着步。
这时，迎面过来两位三十多岁的年轻人。他们各自手托一摞复印的材料，将其分发给每一位戴红牌的人大代表。只见材料上赫然写着：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
在七届人大四次会议期间，同样的一幕，在分布北京东西南北的各个人大代表驻地重复着。
一时间，这份仅仅16页的意见书，在人大代表中传阅，引起了据说是“近年来少有的共鸣和反应”。
它将一个被搁置了近半个世纪的、沉重的话题重新提了出来。
这就是——“受害赔偿”问题。

几多受害　几多赔偿

　　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便有了弱肉强食、胜者为王；自从有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便伴生出人世间的争斗、厮杀。在我们这个生生不息的世界上，纵观其五千年的历史，可以看到，这是一部烽烟四起、战火频仍的战争史。
武装斗争必将给交战国双方带来巨大损失。为减少这种损失，惩罚无道的战争发起者，18世纪以来，人类社会便出现了“发动侵略的战败国对各战胜国支付赔偿”这一国际法范畴内的概念。随着国际社会人权呼声日益高涨，这里所说的赔偿问题在实施过程中，也逐步按照战争赔偿和受害赔偿两种形式进行了。
所谓战争赔偿，是指战败国由于战争原因，根据和约规定付给战胜国一笔款项，这种赔偿主要是在政府之间进行。
而受害赔偿，是指战争中发动侵略的战败国因所属军队及个人违反战争法规和人道原则，对他国人民和财产犯下严重罪行所必须由侵略国承担的赔偿。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意、日侵略者所犯下的暴行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是任何东西都无法补偿的。战争结束后，根据《雅尔塔协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国际法文件，发动侵略的战败国对各战胜国支付了一定数额的赔偿。前东西两德对受害国家付出的战争赔偿和受害赔偿约3千多亿马克。日本也对受害国家付出了10多亿美元的战争赔偿和一些受害赔偿。
同样，在1931年到1945年间，日本侵略者发动的侵华战争，也使中国人民蒙受了千年未有的劫难。数百万中华儿女慷慨捐躯，两千多万骨肉同胞伤痕累累，上千亿美元的财产化为乌有，因此从国际法角度来说，中国人民有权向日本国提出赔偿的要求。
但是，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长期友好，为了减轻日本人民的负担，20年前的1972年9月29日，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同日本国政府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内称“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这里，中国政府只是放弃了政府之间的战争赔偿，而从未放弃民间的受害赔偿。
翻开半个世纪前那页世所罕见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
1000万被日军疯狂杀戮和伤害的中国平民、伤员有权要求赔偿；
难以计数的被日军残暴蹂躏的中国妇女有权要求赔偿；
被当作试验品和死于细菌武器下的同胞们有权要求赔偿。
在日军狂轰滥炸中家破人亡的人们有权要求赔偿。
……
有人统计了一个数字，根据战后国际惯例和比照其他一些国家关于赔偿的数额计算，1931年-1945年间，日本侵略者给中国造成的损失的赔偿，理论上约3000亿美元。其中战争赔偿约1200亿美元，受害赔偿约1800亿美元。也就是说，1972年中国政府放弃的只是这1200亿美元的战争赔偿，而1800亿美元的受害赔偿则从未放弃。

布衣位卑　未忘忧国

　　去年七届人大四次会议期间，一位布衣书生循正常渠道，把这一海内外人士共同关注的问题提了出来。
他，就是本文开始所述那一幕中两位年轻人之一——当时是北京化工管理干部学院的法律系讲师童增。
这位青年来自蓉城。他从四川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工作，不久又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苦读3年，专攻国际法专业，获得法学硕士学位。毕业后他先到北京化工管理干部学院做了两年法律系讲师，后又调到中国老龄问题研究中心工作。
当记者如约来到这位书生家中采访时，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在现代化城市中十分俭朴的家。在这个三口之家中，月收入只有400多元，既要抚养一个4岁的女儿，还要有许多钱用于打印、复印材料。我难以想象，就是眼前这位书卷气十足的文弱书生，一年来，面阵人大，上书日相，四处奔走呼号，召集了1万多人的签名，掀起了一股来自中国民间的“索赔”浪潮。

面陈人大　上书日相

　　作为国际法专业的研究生，童增在其学习及研究过程中，对战争赔偿及受害赔偿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半个世纪前日军侵华的一幕幕惨剧也激发起了这位热血青年的民族使命感。
于是，在查阅了大量资料及找到了充足的理论根据后，这位布衣书生在1991年七届人大四次会议期间，写了一份洋洋万言的意见书，以一位普通公民的身份，将其送到了人大办公厅信访局。随后，为了争取人大代表的理解与支持，他又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就是文章开始所叙述的那一幕。他与助手——齐鲁石化公司团委办公室主任陈健穿梭于遍布京城东西南北的人大代表团驻地，向20个省团的代表游说自己的观点，引起了人大代表的普遍反响。
安徽代表团的许学受、王工看了建议书后，当晚便打电话给童增，约他面谈。第二天，安徽代表团又专门讨论了“索赔”问题，并向大会提了建议案。
随后，甘肃、山东、台湾、贵州等代表团也分别联署提案，支持童增的建议。
但因此建议提出时间迟于大会上交提案截止日期，所以其未能被列入七届人大四次会议的正式提案之中。
但敏感的日本记者已感到：“此事明年被作为议案提出的可能性极大。”
此次人大会议引起的震动还未平息，童增又在《法制日报》上发表了署名文章，论述了国际法上战争赔偿与受害赔偿的区别。这一文章随后被《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等国内十几家报纸转载，引起了舆论界的一片惊呼。
1991年8月，当时的日本首相海部俊树应邀对我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童增、陈健、杨颐、李成一、唐行五等108位中国市民，又将一份要求日本国支付1800亿美元受害赔偿的请愿书送给了海部首相。
文中特别提出：“……我国政府已提出邀请贵国天皇访华。如在天皇的访华期间解决受害赔偿问题，必能为贵国天皇的访华奠定良好的政治基础。另外，今年正好是“九•一八”事变60周年。此时解决中日间的受害赔偿问题，可以使中日双方重温历史，有利于亚洲的稳定和制约亚太地区的潜在战争因素。另外日本已是一个经济大国，有足够的能力支付赔偿。
这份普通中国市民给日本首相的请愿书本拟直接交给海部首相，但因戒备森严，最后只能通过日本驻中国大使馆转寄给了海部首相。但此请愿书没有得到答复。
今年3月，七届人大五次会议如期在北京召开。正如人们预料的那样，对日本索赔问题果真成为此次会议议论的热门话题。贵州代表王录生、安徽代表王工等分别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向日本国索取受害赔偿的议案”。会上，代表们呼吁：目前应按照我国的宪法程序，依照宪法第58条，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立法权，使对日索取受害赔偿的工作规范化、法律化，把这一激发人民爱国主义热情和精神的大事明确下来。最后，这一要求被列入此次人大的正式提案之中。
同时，从去年8月至今，童增等还发起了一次“向日本国要求受害赔偿”的签名活动。目前，已征集到来自北京、山东、浙江、黑龙江等地的1万多人的签名。
在今年3月间，此次签名活动的发起人童增又向日本新闻界展示了他近一年来向全国各地民众征集来的签名，并发表了一封致日本国会的公开信。
信中指出：今年正好是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20周年，我国政府已邀请贵国天皇在今年10月访华。但我们不愿看到贵国天皇在访问其他国家时的那种“公式化”的歉意方式在中国出现，而应真诚地做两件事，一是向中国人民谢罪；二是承认向中国人民进行赔偿。
公开信还称，他们将征集1亿中国人坚决要求日本国受害赔偿的签名——直到日本国正式谢罪和进行赔偿为止。

一人呐喊　万众呼应

　　此次要求日本国给予中国人民受害赔偿的完全发自民间的活动，从其被提出起到现在，虽仅有一年多的时间，但它现已不单是几位文弱书生的呐喊、呼吁，而成为了一种蔓延于民间的普遍情绪。
这种情绪，从那签有1万多人姓名的签名表上便略见一斑。
掂着这厚厚的一摞签名表，记者仿佛感到拖着1万颗从苦难中走过来的人们的心。
在来自黑龙江省的签名表中，几行不很熟练，但十分工整的字映入记者眼帘：
黄宇宙（又名黄毅）
河南省新野县人，现年87岁，日本明治大学毕业。“九•一八”后。任辽东义勇军副司令，现任黑龙江省政协常委、省文史馆名誉馆长。
听童增先生介绍，当黑龙江省老龄委的冯万钧同志拿着签名表找到这位黄老先生时，他泪流满面，老人家用颤微微的手签完名后激动地说：“这是我多少年想做而没有做的事情。你们年轻人干了件大好事呀。”
随后，黄先生的老伴——76岁的郎山女士也在签名后写道：我对日寇侵华行为愤恨入骨。善良无辜的中国人民惨遭涂炭。我坚决要求向日本索取受害赔偿，如偿还受害者的损失。
同时，寄居在家中的黄老先生的侄子——黄溪清也签了名。
自从签名后，这位87高龄的老先生天天都要跑到黑龙江省文史馆查阅资料，以为索赔取证。
还有，宗教界知名人士——全国基督爱国会常委孙兆堂先生也在签名中写道：本人山东章邱县人，家居胶济线上。日本侵占山东后，家遭日本扫荡，家破人亡，后本人逃荒到哈尔滨市。
还有一位名叫杨颖的重庆新华书店离休干部。她身患绝症，听说这项签名活动后，特让亲友拿来签名表，挣扎着在病床上写下了她的名字。签名后没几天，这位老人便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再也得不到那笔她应该得到的赔偿了。
前不久，童增还辗转托人带信给当年的东北“少帅”张学良，希望能得到他的签名。据他称：张学良在国内外均享有盛名，当年他曾力主抗战，又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受害者。他们期望通过张学良的参与签名，引起更大的反响。
这一年来的一系列举动，不仅使中国民间要求赔偿的浪潮日渐高涨，而且引起了海内外各方的高度重视。
香港《明报》、台湾《中国时报》等港台报纸分别就此事发表了连续报道。日本共同社、《神户新闻》等也对此给予了密切关注。
同样，这完全来自民间呼声，也引起了中日两国政府的注意。
用日本共同社记者西仓的话说，中国外交部对中国民间要求日本赔偿一事采取默认的态度。此消息的根据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992年3月11日发表讲话说，日中战争中的民间受害者可以直接要求日本赔偿损失。
据驻北京的西方外交人士评论，这是中国政府首次表明这种看法。
随后，在今年4月1日，江泽民总书记在赴日访问前答日本记者问时，也阐述了中国政府的立场：“放弃国家要求日本给予战争损失赔偿。但是，对民间要求赔偿的动向不加限制。”
同时，从外电报道来看，日本政府对于这一问题则以1972年的日中联合声明为根据，坚持与中国之间的战争损失赔偿问题已全部解决的立场。同时外报也分析到：“这一要求如在中国形成问题，则日本政府亦不能完全无视此种声音之出现。”

19 1 月,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