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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增同志：
　　我从今年2月3日发行的，由四川日报主办的＜文摘周报＞上看到一篇1月16日＜蜀报＞刊登的文章＜向日本国讨公道＞。在这篇文章里，阐述了你根据国际法致力于要求日本国在侵华战争中应给予中国在战争中受害者以赔偿，并阐述了：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中日两国领导人互访时，中国外交部发表谈话等的一些“向日本国要求受害赔偿”的情况。对此，我衷心拥护，赞成，支持。
　　在没有与你取得联系以前，我不想多说什么。在写这封信时，我已心绪万千了。现我把我的情况向你简述如下：我1932年7月出生在重庆南岸弹子石北平巷。父母曾在市中区上半城苍平街（即现在邹容路）靠现在新华路（大樑子）中山公园（即现人民公园）口，开了一家饭馆。抗日战争后，大量下江人（外省逃难的人，四川人通称下江人）逃难来沪，我父母将饭店改卖烧饼，油条，豆浆，小笼包子等。1939年5月3日日本飞机大轰炸，我父母由于照顾生意，收店堂，关铺门，直到紧急警报后，来不及躲进公园门口的防空洞，只好躲进公园进口处一树荫下。敌机当天在公园投下数枚炸弹，我父母炸的尸骨全无。我当时因随姨母，表妹三人在空袭警报响时（警报有空袭警报，紧急警报和［解］除警报），先走进公园，躲在公园长亭附近，幸免于难。我亲眼目睹，当时公园到处是尸体，由线杆上挂着血衣，人的手，腿。中山公园的孙中山雕像倒在迺道上横躺着。父母死后，店铺歇业，我成了孤儿，随着祖母又回到弹子石定居，生活先后由叔父，奶娘，姨母等拉扯。12岁曾在书店，被服厂学徒。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12月6日我17岁，参加［解］放军47军到湘西剿匪。50年10月抗美援朝，赴朝参战。51年11月在朝开城附近负伤，现为二等乙级伤残军人。53年送回四川成都，在新繁四川省第一革命残废军人速成初级中学学习。54年转业到成都四川邮电管理局。56年调回重庆，现在重庆市邮政局退休。
　　每想到这段历史，就使人无法抑制。当孤儿，讨饭，学徒生活，历历在目。刺刀上挂着太阳旗刺向同胞的胸膛，翅膀上涂着膏药的飞机在重庆上空狂轰滥炸（亲眼见）日本投降时，有些军国主义顽固分子剖腹自杀还在喊“效忠天皇”！……70年代初，由于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开始了中日友好的新篇章。随之建交，小平同志访日，我国的改革开放，大批的日本经济技术涌向中国，日本广岛与重庆结为友好城市。（广岛，长崎被美国原子弹轰炸是日本帝国主义咎由自取，日本人民应向日本军国主义者算账，这与我重庆被日本狂轰滥炸无同一性质可言）。去年，中日邦交20周年，江总书记访日，天皇访华，这一系列的事实，恩恩怨怨，仇仇友友绞合在一起，难分难解，但历史归历史，现实归现实，账要各算各，不是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吗？不是说杀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吗？不是说血债要用血来还吗？日本国过去对我国人民太不公道，我们今天有权利要向日本国讨回公道！是完全合情，合理，合“法”的！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和太阳旗飘在一起，心里就不是滋味。这也许是所谓的“民族感情”吧！好了，不再说了。再说可能要“走火入魔”。
　　山城重庆是抗战的大后方，除日机轰炸外，比起东北三省（31年“9.18”）华北、华中、华南、华东的受害同胞还是要好些。他们更有权利向日本国讨公道！要赔偿！
　　据记载：“1800亿美元的受害赔偿从未放弃”。180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有1万多亿。我国在抗战时期有多少沦陷区的人民为抗日战争作过牺牲，有多少同胞受害。如今，我国还有数千万人民，包括抗日老区人民，还生活在温饱线下，还有数千万人民没有脱贫，用这笔应得的赔偿来帮助这些人民，也是顺理成章的。我虽属日本侵略中国的间接受害者，但杀父母之仇，还是有怨气在胸！
　　童增同志，你是重庆人。如你需要＜抗日战争时期日机轰炸山城重庆纪实＞（南宁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我可以寄给你，也请你给我寄一点有关＜向日本国讨公道＞的资料，包括你的大作，在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等几十家转载过的《启示》文章，给人大办公厅信访局的意见书等。
　　这封信是初次与你联系商讨，有不当之处，请赐教，盼复！
　　为千万抗日战争中的受害者向您致敬！
随信寄上＜文摘周报＞一份

重庆市邮政局退休职工
邓正群
1993.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