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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
尊敬的童增同志：
　　你好！
　　烦你于百忙中一览，我们不甚感激。我有幸从一九九三年二月三日《文摘周报》中看到“向日本国讨公道”的文章，颇受启迪。之余，我不禁黯然神伤，潸然泪下。回忆我父惨遭日寇侵略军灭绝人性的迫害情景，怎不使人义愤填膺？
　　下面将我父被日本鬼子兵酷刑拷打折磨致死的经过情形简述一下。
　　我叫任常有，男，57岁，老家是山西省代县聂营镇聂营村。原工作单位是内蒙古包头市第一机械制造厂运输处，现退休在家，与九旬老母相依为命。我父任贵和，一生老实公道，种田为生。我是一九三六年出生于聂营村的。曾记得在我八岁那一年，即一九四三年的农历三月十七日，我父与聂营村的相好张二德（现八旬以外，尚在老家健在），两人约定去枣林镇东留属村我大伯父家搬取粮食，途经枣林、显旺等村，当走至西留属村与东留属村两村中间的小树林里时，正遇上从繁峙县城出发扫荡乡村的日本鬼子兵大队，俩人躲闪不及，被鬼子兵当场抓住，不容分说，就五花大绑起来，押回繁峙县城鬼子兵驻扎地。第二天在审讯中，他俩方知日本鬼子将他们误认为是八路军的交通联络员或送信人，即按共产党嫌疑犯对待。鬼子们先是恐吓威胁，要他俩承认是地下共产党的探子，接下来便是威逼利诱，企图从他俩嘴里得出地下党组织的联络点和负责人。我父与张二德本是一对穷苦庄稼汉，哪见过如此森严恐怖的场面，因此在回答审问中，说话前言不答后语，吞吐结巴的十分厉害，这样一来，鬼子兵疑窦顿起，非但不相信他俩是普通老百姓，反而咬定他俩就是党的联络员。接下来，不是拳打脚踢，就是枪托摔打，甚至重刑拷问，仅吊起来打就达十几次，更为灭绝人性的是往肚子里灌辣［椒］水，然后再用杠子压，直把他俩折磨得死去活来。眼见得他俩在繁峙被囚禁了个半月，但从他俩口中未得到半点口供，他俩已是气息奄奄，方才将他俩解回聂营村鬼子兵驻扎地——“红部”。解回聂营的第二天，我舅父又是搬人具保，又是送礼请客，才将我父从“红部”背回释放，这时我父已是没有一点人样，衣衫烂缕，伤痕斑斑，殷殷鲜血不断渗出，说话声音极为微弱。外祖母、母亲见状嚎啕痛哭，父亲拉着我的手只说了一句：“有儿，长大为父报仇”便不省人事了。当晚父亲便含恨离开了人世。由于家中已是一贫如洗，我们只好用一床破棉被和一捆高粱杆草草将父埋葬，然而天理昭昭，我家的深仇大恨，该向何处倾诉？
　　五十年来，我父的仇恨一直压抑在胸，近日有幸看到《文摘周报》上“向日本国讨公道”的檄文，方知尊敬的童增同志正是为民伸张正义的“及时雨”，故此写此真实材料，呈于童增同志。
　　“向日本国讨公道”文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一九九二年三月十一日发表讲话说，日中战争中的民间受害者可以直接要求日本赔偿损失”。鉴于上述，我全家恳请童增同志，能否将此材料呈于日本方面。我父人死不能复生，但日本方面应承担我家的损失赔偿。
　　致
敬礼

任常有
1994.3.4
代县聂营镇聂营村民委员会（村委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