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扫描序列号:s0939
写信日期:1993-07-12
写信地址:辽宁省沈阳市
受害日期:无
受害地址:无
写信人:罗平凡
受害人:无
类别:其它(OT)
细节:您为索赔劳苦大众服务,我也要像您这样做好这项工作
敬爱的同志
童增同志:
您好!
昨天寄去挂号信想已收到。但有些事情言犹未了。一说为快!您是我最值得信赖的同志,值得尊敬的同志。我们萍水相逢,一见如故,是对日索赔使我们走在一起了!当读到“讨公道”文章后,您正义的义举,48年来梦寐以求的对日索赔,苦无门路的时候,拨云见日。北京会晤后您那一身正气,大义凛然,成名之后仍然谦虚谨慎,和蔼可亲,平易近人,那样耐心,确实是文如其人。等到接到寄来名单后,您的伟大人格使我确信无疑,您信守诺言。1931年9.18事变后至1945年日本投降止,日本侵华期间,死难者、受难者本人及其家属子女、没有门第之见、社会地位、职位高低的世俗之见。我对您的褒词绝非奉承,绝无攀龙附凤,捞取什么好处,只求像您那样,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索赔劳苦大众服务。给我们三人寄来名单,又把我列在第一位,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也加重了我们的责任感。我们也想像您那样做好这项工作。
我出身贫寒,当年是善良老百姓,从1942-1945年被敌人抓进监狱宪兵队的酷刑,独居监的非人生活。关东军的谋杀,真是九死一生,大难不死之人,今年76岁,实属日本侵华受害者幸存者之一,符合索赔标准,又有组织证明,您选择了我,使别人无法挑剔和指摘,在感谢之余,当之无愧。目的只有一个在您带领下,我们一道做好索赔工作。
接到名单后,不知别人接到没有。我想按图索骥找到这些同志。按顺序到辽大找到王群力,正好我和王群力谈话时他接到名单。决定由他写通知,带书面材料约定一天到沈阳总领事馆。在这以前我自己到省外办领事处开了入门证到总领事馆去,根岸和时接待的,他说了三点意见:①他认为中日间已不存在赔偿问题;②全面赔偿不可能,个别的如慰安妇从道义上讲可以考虑;③日本也要提出,投降后日侨俘也有很大伤亡。在国外日侨私产被没收。
随后又到郝曼华处,他已接收名单,按您圈点的成立核心小组并通知召集核心小组会议。
出席的有郝晏华、罗平凡、郁其文、史宝华(王群力接通知晚未参加,徐勇一直没参加)会议决定郁其文找上层关系或报社方面给牵头。我去王群力家通知开会情况并和他商量工作。以后又去王群力数次,他说他忙,回锦西找他父亲来办理索赔事宜。
这时知道接到名单只有我们三个人。三人小组也就形成了。因为他们俩在工作岗位上,我有时间往常穿梭往来他们二人之间。
这时唯一的困难就是集会地点。王群力说他那里不行,郝晏华说他那里只能开一次核心小组会。我看名单上有市体委招待所王书刚,他那里是否可以借用。他说开核心小组会和索赔登记站设在他那里可以,全体会他得和领导商量。
这期间我到郁其文家访一次,他正在家输液。没找到牵头的老同志。
这期间王群力他父亲没来,又经常见不到他。只好和郝曼华同志联系。她让我拟一份沈阳联系站章程草案,拟好后交给她。
这天我到王群力家去,群力不在。他爱人说“胡广文同志从北京回来,我让他去找你”。过了两天胡广文同志到家来。他说你把我写去的汇报给他看了,让他来帮助工作。同时你问胡广文同志,他们没通知你吗?
本来王群力同志答应他写通知,迟迟不写,后来干脆见不着他面。所以郝曼华和胡广文都反映这情况:要这小组负责人有什么用?我说我们都应当相信童增同志,相信童增同志的安排。我再到群力家去一趟。到底怎么回事,让他表表态。后来王群力找到郝曼华谈了!
因为胡广文同志新从北京回来,我把他领到郝曼华处。才知道北京徐亦孺老先生来了,带来两会材料和您的文章。这是及时雨,久旱逢甘雨,大旱之望雲霓。他找的是郝曼华,这样开始了单线联系。本来就不松散的核心小组,这时名存实亡了!
这时我和郝曼华同志说:王群力同志找不到,改由你写通知吧,把大家召集来见见面。郝老师学校考完试,学校放假,利用教室。她说王群力公出得10多天。我说不能再等了,个人事不能耽误全体。我们对童增同志有个交代,有些同志还不知道名单转来沈阳。
于是郝老师决定7月8日(星期四)午后1时半在99中1年6班教室开会。会议由郝曼华同志主持。我做筹备经过讲话。予定为沈阳市战争受害索赔委员会筹备会。我讲话内容主要:
①筹备经过:从5月10日接到名单后的工作情况。为什么迟至今日才发通知,大家是童增同志发展的,敬慕童增同志我们都相信童增同志。要求几点:
a.我们时刻不要忘记我们都是死难或受难本身及其家属子女,每家都有一部血泪史;
b.我们学习童增同志那种大公无私、一身正气、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耐心精神。决不能冷落受害者,要互相同情,互相帮助。自己做到了才能求得别人的同情和帮助;
c.童增同志把名单交给三个人,我已退休,王群力、郝曼华在工作岗位又年富力强。王群力同志自己工作忙,见面时间少。郝曼华老师筹备会场、发通知,印材料。我以三人小组顺位第一的立场,我本身不牵头,所以由我提出人选名单最为合适。主任委员(名称暂定):郝曼华,副主任委员:王群力,罗平凡(主持日常工作),郁其文、胡广文等同志以及其他同志,采取推荐与自愿相结合。
为什么要由三人小组提出呢?因为这个带头人必须像童增同志那样才能带领大家团结一致做好对日索赔。我们三人小组以及核心小组及新发表名单的同志团结一致,上下一心,向日本索赔。还怕要不来,日本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再内争消耗力量。
我决不争名利地位,都是义务职无名利可争。争的是参与决策权。因为我们相信童增同志。(童增同志也不是个人而是这个群体)又把这个名单转给我们三个人,让我们齐心协力,搞好团结。这个带头人必须像童增同志那样让人信得过。我们三个人不能各怀心腹事,同床异梦!绝不能交给信不过的人。会前我征求郝曼华、王群力(他不在,跟他爱人讲了)、胡广文,郁其文(不在)都让我在会上讲。王书刚上回我到他那里,他说在他那里开会行。他说他给童增写信了。等我见着他又说不行。
王群力同志做了总结发言。会场布置庄重,有录像,介绍4人情况。有的带控诉性。现在困难是没有集会的地方,不能经常碰头,没有登记地点,而又采取单线联系,互不通气,没有透明度,独往独来。王群力同志经常公出能见到童增同志。郝曼华同志能打直拨电话。我写汇报但得不到回信,只能捎些回信;这样单线联系会不造成:“各取所需,为我所用”。比如王群力同志说:8月4日有日本代表团来华访问。说是沈阳去一名,那位割耳朵老太太,另一名是锦西的。王群力同志总是强调忙,为什么这个事就有时间了呢?而这些人员决定,是童增同志定的还是王群力同志推荐的呢?如果是童增同志决定的,出于公心,这我们服从,如果王群力同志决定的,是否近水楼台,见便宜就上。另外,郝曼华同志暑假想到北京,想参加8月4号的会见代表团。以前您让我准备那份发言稿(日文的)不就准备向日本人讲的吗?如果可能我俩自费也想去。如果能让我们去,早点通知我们。您不能给我们写信就告诉王群力同志,他现在和我不来往,他可能通知郝曼华,郝曼华答应到家找我。如果让我去,早点想法通知我。因为当年在那种环境下,浅野虎一郎先生,舍生忘死舍己救人,这种精神当年教育很大。今天对日本人民也会起到鼓舞作用。我想您会大公无私处理好这些事情的。
我很想我们三个人好好团结,努力工作,把您交给我们这一正义事业做好,形成凝聚力而不是采取排挤打击的态度,我们是患难相交的父老兄弟姐妹们,应该好好想想办法去对付日本人,何必骨肉相残相煎太急。我真想不通!
比如我们到民政局,上次接待我们的王强鸿、于世夫两位同志没露面,换了一位五十多岁的老主任王主任,态度傲慢,表情冷漠,官不大,僚不小,官腔十足。出来以后很懊恼。后来闲谈起来,当谈到日本赔偿后要放弃索要。我说这个问题也不能一刀切。因为个人环境不同,因而采取态度不同。比如我个人当年受苦最深,九死一生,今年76岁幸存者,现在经济条件还不很好,我就不能放弃。那天开会的那些老同志也都不愿放弃。当然我们这样年纪有生之年能否得到赔偿,谁也不敢说,但愿有生之年能得到。王群力同志接着说。将来既或日本赔偿下来也不一定给你。当时我没吱声,我觉得这个同志太没水平。你还担当领导索赔运动,你这是什么思想感情。现在日本还没答应赔偿……“战后提出索赔要求,天经地义完全正当的。”
文件中说:“索回的赔偿大部分可作为基金(科技发展基金、养老基金、残疾人福利基金等。)
因为我现在经济条件差,受苦最深,没有得到补偿,要回来钱是作为我的养老基金。另外又说:“目前一些受害者纷纷表示……”纷纷并未说全部。个人可以个人表态,自己经济条件好表示不要是最好,是受欢迎的,但是经济条件差的也可表态要。这不能强迫命令,而是自愿。既或表示要的也不该受歧视。
我们受日本军国的创伤尚未愈合。对我们76岁的幸存者,你忍心得向这创伤处再施痛创吗?你别忘了我们都是受害者,我们都不能互相同情,怎去求得别人的同情。
我们这些受害者,索赔者,是统战工作。这不是搞运动,搞阶级斗争,扣帽子,抓辫子,去搞他们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现在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你那阶级斗争不灵了。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听其言观其行。本来这些问题在我们核心小组会议上交流是可以解决的,但现在都是单线联系,自我发展,我行我素。这和童增同志一举一动对照一下不是很清楚。我们三人小组都搞不到一起去,怎么同那些正直人一道工作,这样的人能让他代替童增同志去领导吗?所以我们希望北京方面同志,与其口头传达为什么不能来个书信传达。这样很容易假传“圣旨”或者是挟“天子”以令诸侯。
所以我死去那个同志的爱人是医大教授,放弃索赔。他爱人文化大革命受到折磨又得不到及时治疗而死去。好容易把一摊乱麻理顺了,认可不要了,也不再招惹是非。打不着狐狸闹了一身臊。别让我们这些侵华战争受害者,赔偿没要到手,又变成新的受害者。
另外这些人手眼通天,说不定哪一天真的成了沈阳市受害者赔偿委员会的带头人。所以我有个请求,到那时请您允许我,把我的索赔申请转到您那里,别转沈阳。转到您那里,反正在哪也是等,在您那里等还安全还放心。
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
早日脱离这争权夺利的漩涡里。说说心里话,心里痛快些!
祝
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罗平凡
1993年7月12日
我和王群力同志,开始我们相处还是不错的。后来他经常公出见不到面,他说让他父亲来也一直没来,给人一种言而无信的感觉。他真正忙的原因,我们到单位去,单位同志介绍说:他现在忙筹备一个什么公司。胡广文同志说:“他单位介绍说,他没时间跑你们那些事、他跑买卖呢,而且说话的语气很不满意的样子”。
后来郝曼华同志说:“现在年青人下海经商是赶时潮”,我们也觉得知识分子下海经商也不是绝无仅有,已司空见惯。但郝曼华和胡广文同志说:王群力同志是小组的主要负责人,这样对索赔事情不闻不问,乾脆不算他了,我说这样不好。因为名单是童增同志给我们寄来的,上边还有圈点,童增同志是有充分考虑。我们相信童增同志,童增同志的安排,我们不要轻易改动。因为都没正式开展工作,同志们的积极性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我并找王群力同志谈谈让他表个态。我到他家去他不在,和他爱人谈了。后来,王群力找到郝曼华谈了,我们相处都不久,觉得王群力同志这个知识分子,心胸狭窄,竞有些打击报复,我们不过传达这些人的意见。
其实,我们心里都很急。我们受童增同志多人之托必办忠人之事,这既是为大家办,也为我们自己,特别像我们这样年龄的幸存者,都愿意在有生之年,得到补偿,这顺理成章很自然的事。我们这临时组织有什么可争的。我不争名不争利,我们三人小组,我不放弃参与和决策权。因为做的好坏,我们三人都有责任。我现在眼睛有点老年白内障,不能骑自行车,但沈阳70岁以上老人可以起满天飞的月票(五元或一个月),我给我老伴也起的这样我什么事都能办都能参加。因为只有参加工作,才能了解情况。
因为您来名单是老中青三结合,有很大的互补性。王群力、郝曼华在岗位上年富力强,时间少,我退下来时间不受限制,这次会议上强调了在职同志要做好本职工作,因为耽误工作,我们现在没有钱,无法补偿,所以只有老中青相互配合。
另外,我们这个组织没有钱又要工作,所以我想我们这些人集资十之八九的,大家不同意我也没有再提。因为集资不是为我个人集资,想做为开办费。我个人经济条件虽然差,但还能维持温饱。我们绝对像童增那样大公无私,不为私利,我前半生从事教育工作,解放后做财经工作,两袖清风,做到廉洁。
我所以写这些让北京方面有所谅解,同时也知道我们这里的具体困难,有机会为了小组团结,我还可以找王群力交流意见。既然多人之托,一定做到底,尽量做好。三人小组,核心小组,以及全体同志,我绝对保留发言权。如果谁想排挤我(但愿没有现象),我主动找他们取得他们领导和他们一道工作。我是受童增同志大公无私的委托,我也一定大公无私的去做。对单线联系或往来的消息最少要在三人小组研究,有时间在核心小组研究,或全体会上研究。我们相信北京各位领导,更相信童增同志,因为名单是童增同志寄来的,受童增同志的委托,目前只有名单是书面的,我们三人小组是基本形式,除非有一天有书面材料撤销这个名单。因为这些人都是童增同志发展的,虽然现有批准,但童增同志不是照样发展了这些人吗,我们也像童增同志那样去发展。我还保留我向童增的书面汇报权。
总之一句话,今后不管北京那位领导口头指示,我们都要拿到小组会上去研讨,参照执行。一句话,北京和我们之间都要有个透明度,我们尊重北京各位领导,北京领导也要重视我们三人小组。因为没有这三份名单,就不会有今天。沈阳这个民间索赔组织,虽然没有正式批准。我们像童增同志那样大公无私去工作。沈阳这些人是童增同志发展的,我们信赖他。我们尊敬童增同志,因为他是个群体。我们这一索赔工作是正义的大公无私的。
将来如果有一天有一组织代替我们这个小集体,它也应该是正义的大公无私,那我们也将无条件的服从它。那我们就完成这一阶段的历史使命和重托。
正义的大公无私的义举,它是光明磊落的,它是有生命力的。
我们索赔的对象是日本国。我们要对准主攻方向,千万不要内耗,上下齐心团结一致去争取最后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