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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复印自《看世界》2000年第六期。请您和定国把有关索赔案的其他资料或报导，总结寄部分给我，以便我组织给专刊使用！

重要启示

　　自1988年9月山东茌平县张家楼给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寄去第一封索赔书，从而翻开民间向日索赔第一页开始，中国人走过了怎样一条惊心动魄、艰辛备尝的路？
中国的二战受害人是怎样发出自己悲怆的控诉的？那些力倡民间向日索赔的先行者又是怎样披荆斩棘，不惮前行的？
我们该怎么向日本索赔？
面对我们暧昧而充满变数的东邻，新世纪的中国人，又该怎么做——
《看世界》专刊《讨还血债，中国人行动起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备忘录》（暂定名）即将发行，敬请垂注。

中国人•中国心•中国魂

——全国各地签名声援高熊飞

　　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从学生、农民、工人、战士、律师、作家，到公司职员、企业家、新闻工作者、机关工作人员、离退休干部，乃至大墙内的劳教人员：
从87岁的退休老人，到牙牙学语，尚需父母把手援书的两岁稚童；
从个人，到全家，到亲朋戚友，到班组车间，到全学校全系统——
上千封信，数十个包裹，五六万个签名——
五六万颗赤诚的、滚烫的中国心！
“你的身后有我们，有千千万万有血有肉、有铮铮傲骨的中华儿女作后盾！”

——长春外国语学校魏舒歌等

　　正如新疆皮山县金云心引用的所言，“一心向着自己目标前进的人，整个世界都给他让路”，高熊飞等二战受害人的对日索赔行动，得到了所有签名者的坚决支持，他们坚信：“正义必在我们这一边，只要全中国人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胜利！”（贵州电力建设单位职工签名信）
这不只是在向日本政府讨还旧债，更是中国人“自信自强、重建民族长城”（黑龙江鸡西四中签名信）的契机，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有力展示。
一位签名者警告：“麻木的现在，必将是惨痛的后患。曾几何时，当韩国人在国耻日拒绝接待日本游客时，洛阳白马寺竟然连续7年在新年来临时，把为中国人‘赐福呈祥’的钟声‘赐’给了日本人。在国人一片声讨中，1999年元旦居然示威似地拒绝敲响！”（升达经贸管理学院庞龙斌等签名信）
这类事还会发生吗？我们的国耻日是哪一天？“七•七”算不算？可也许在大多数中国人心中，这个令历史耻辱、令国人切齿的日子，只是一个高考日！
一封签名信总结，“‘韩国慰安妇案’为什么会胜诉？因为他们有众多声援者作坚强后盾；‘花冈惨案’又为什么败诉，因为大部分国人不知情。”确实如此。
中国人，当然是热血的，“当院领导首先签名时，当那么多的同学留言时，我流泪了，我知道了国人的热忱，相信了‘得道多助’的真谛”，中南民族学院一位同学深切地写道。
也“正因为如此，今天上午9:00-9:15，一只只小手在声援信上庄严地签下他们的名字时，我相信他们不再是沉默、逍遥、麻木的一代。”一位边远地区中学的班主任老师无比欣慰。
而这，寄托着中华民族复兴强大的希望！
高熊飞教授感谢4位热心的中国人，一位中学生，还有贵州刑警杜家骏，黑龙江气象工作者付佳杰，以及一位不愿署名者，他们分别寄去了人民币10元、400元、100元、50元。高教授表示这些钱将转入一定的机构，以为对日索赔诉讼之用。

“日本政府必须低下它那并不高贵的头！”

——南京农业大学曾娟等

　　西南航空公司的员工签名信如此写道：“正如一部电影中所说的那样：现在中日友好了，两国人民拉起手了。但我请日本朋友在手拉手前洗洗手，因为那上面有血。”
日本洗好手了吗？没有！
他们“不仅矢口否认侵略罪行，而且不思悔改，嚣张地霸占我钓鱼岛，参拜供着东条英机等败类魂灵的‘靖国神社’，甚至召集所谓‘20世纪最大的谎言’的集会，彻底否定南京大屠杀……”（乌鲁木齐铁路运输学校签名信）
丹东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周晋嵩无比沉痛：“我在网上看到一名叫长谷川弘一的日本留学生发的帖子，文中口口声声地说我们中国人是低劣民族，没有资格对日本说三道四……想不到抗战胜利55年后的今天，中国人的宽容与大度，竟然在一个日本青年心中留下如此卑微和怯懦的形象！”
中国人绝不能忘记：“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至今在国际上得不到应得的礼遇和尊严，缘由何在？是贫穷落后，而造成贫穷落后的缘由之一，就是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一连串侵略战争！”（建设银行商丘分行签名信）
于是，我们当牢记：“倘日本人不肯还债，则世代子孙当视日本人为世仇，务必达到索还血债之一日，否则索债之斗争，将永世绝不休止！”（内蒙古车延轩引自《战争赔款》）

我们怎么做？

　　武警战士贺建联建议：高熊飞先生可把自己所收集的证据、他亲身的经历及其他受害者的证据与经历，还有索赔的意义，汇编成书，让人们了解历史，了解真相，以支持索赔行动；
大庆市张龙建议：
1．加大在中国各省市电台的演讲，让更多人投入到民间对日索赔的行动中去；
2．建立中国的战争受害者索赔组织，专门到国际法庭上去控诉、索赔；
3．加大寻找更多的受害者的力度，让他们也一起站出来；
4．尽力让政府采取关注的态度；
5．在因特网上建立网站，各报刊投书，加大宣传。
洛阳市王传乐建议：
1．能否让全国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发提案，成立“签名讨公道领导小组”，领导全国范围的声援活动；
2．是否可请《看世界》杂志社的编辑记者们做舆论口舌，对此事追踪报道？（谢谢王老师的看重，我们将尽力做到——编辑部注）
3．可否在互联网及影响力更大的《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及一些省报上发表呼吁书？
4．时间要抓紧。抗战已过去50多年了，直接的人证、物证会慢慢减少，若不趁现在讨个说法，将来怎么向历史、向后代子孙交待呢？
5．可请浙江教育学院的同事和学生，协助高教授整理材料，做方方面面的工作。
……
字字珠玑，句句锦绣。
中国人，我们还等什么？W（编辑　肖方兴）

“有生之年，不胜不归”

——专访二战受害人高熊飞

　　时间：2000年4月15日
地点：杭州文一路翠苑新村
人物：肖方兴（本刊记者，简称“记”）
高熊飞（简称“高”）
记：高教授，自从《我把日本政府推上被告席》及《中国二战受害人呼吁书》在我刊发表后，编辑部收到了许多读者的来信。他们很激动，也很愤怒。您这边反响如何？
高：一样。我收到了全国各地除香港、台湾地区外的1000多封信，数十个包裹，上面有五六万人签名声援我们的对日索赔行动。由于数量太多，时间有限，无法一一回复，只好在这里表示深深感谢了。
记：我翻了一下，从读者及签名者的来信看，他们对这类索赔案了解不多，有的甚至是第一次知道有这么回事。这与事态的发展及它所应该得到的关注相比，是否有点不太相称？是不是中国人真的很麻木呢？
高：我相信，99%的中国人是爱国的，是有血性的，是支持我们的，从签名信中就可以看出来。当然，也有麻木的，但毕竟是极少数。不过，中国人确实对这类事件了解得不多，而这正是我们有关的宣传报道的薄弱了。老实说，这方面，新闻界做得还不够。
记：我们会尽我们的努力。能否介绍一下有关的情况，我想，你们的索赔案在中国不会是第一起，也不会是最后一起吧。
高：好的。目前在日本法院受理的受害索赔案共计有48起，其中涉及到中国人的有15起。最早的是1993年8月13日在东京起诉的“香港军票案”，接下来的有“人体遗骨案”、“花冈事件案”、“中国5名原慰安妇案”，我们的“731部队、南京大屠杀、无差别轰炸案”、“刘连仁案”、“平顶山事件案”、“日军遗留毒气弹案件”、“李万忠等劳工案”与“731部队细菌战受害者108人案”等。
记：都是起诉日本政府的吗？
高：不全是，也有起诉日本企业的，像“花冈事件案”，就是起诉日本企业鹿岛公司二战期间在花冈强制和虐杀中国劳工。另外，还有要求归还二战受害者遗骨的。
记：目前这些案子进展如何？
高：除“花冈事件案”和“731部队、南京大屠杀、无差别轰炸案”已一审判决（两案均败诉）外，“刘连仁案”将于5月份开庭，而“南京大屠杀、无差别轰炸案”则于5月30日二审第一次开庭。
记：前景怎样？
高：不太乐观。
记：为什么呢？
高：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战后，日方一贯的立场就是“三不”：不认罪、不谢罪、不赔偿。要突破这种局面，至少，在目前，尚未看到积极的迹象。你大概也了解，目前，日本的整体趋向上，不是向好的、有利于中日友好关系的方向发展，而是向坏的、右的、不利于中日友好关系的方向发展。其次，我们得到的支援也有限，我一直认为，对日索赔绝不仅是我们这几个人，几十个人的事，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事，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献计、献策、献力，单靠我们这些人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
记：说到这点，我倒想请您谈谈对日本的印象，我们注意到，日本政府顽固坚持“三不”立场，另一方面，给你们打官司的，又全是日本的律师，负责接待你们并给你们出车旅费，又全是日本的友好人士，说实话，他们的这些行动，有时连我这样一个中国人也很感动，能否说一下，是否真有日本政府，或者说少数顽固分子、右翼分子和多数民间正义人士的分野呢？
高：总的来说，日本留给我的印象很不好。主持大局的政界人士如此，猖狂的右翼势力更如此。而大多数国民一方面受媒体控制，不了解真相，二方面，他们也不关心政治，他们关心的是商业利益，对于中国，对于中国人，则普遍地冷漠、歧视，也有点害怕。很多大学生就被告知不要到中国和韩国去旅行，特别是曾被日本侵略军占领过的地方，否则，会对他们的人身安全构成威胁。而对那些知道真相，明白法理的被告方律师来说，就是知道真相又能怎么样呢？在我以亲身经历控诉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时，我注意到辩方的一个律师偷偷地哭了，可最后并不妨碍他们为日本侵略罪行辩白。当然，确实也有少数有识之士，他们认识到日本军国主义的疯狂性、威胁性，正在为之进行积极有效的斗争。
记：那么，在这样一个国家出庭有些什么感受呢？
高：说一点。第一次出庭时，工作人员递给我一张纸，要我照上面写的“依从良心，照真实申诉”之类宣誓，这是特地为中国人准备的。我当时感受特别矛盾，或者说，有点窝火。按理，我们中国受害者们，应该是在中国庄严的法庭上，按照国际法及中国的法律宣判日本政府所犯下的战争罪行的。
记：牵涉到两国关系的问题了。我们一直认为，中日友好是大局，是世世代代的事。英国哲学家罗素谈到中国人考虑问题的方式时说，中国人不是以几十年，而是以几个世纪来计算的，你们的索赔行动会不会破坏中日友好的大局？会不会影响中日关系的未来？
高：索赔问题其实就是要求日本政府承认二战罪行的问题，这是中日友好的政治基础。不清算过去，便不会有未来，或者说，就会有一个危险的未来。索赔行动，可以促使日本政府认罪，可以促使日本人民觉醒。所以在索赔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之前，我们时刻要提高警惕，不要被日本的“帮助中国搞四化”之类的幌子给骗了。
记：这么说，您还是坚持您5年前的看法。1995年8月21日，您从东京归来时，在一本书的扉页上写下过这么一段话：
“每一位中国人都必须明白下面的道理：
抗战胜利了吗？——没有，因为海峡两岸还没有团结起来！
抗战胜利了吗？——没有，因为今天的日本还没有认罪！
抗战胜利了吗？——没有，因为中国人民的索赔还没有成功！
中日两国今后的历史，主要是中国人民对日索赔的历史！
中日两国今后的关系，主要是取决于对日索赔事情的处理。”
索赔问题真的如此重大？
高：确实如此。看看如今的德国，再比较一下日本，就可明白了。这次签名活动中，很多人都写到：“跪着的德国总理比站着的日本首相高大得多。”其实，不只高大，也光明得很多，有前途得多。
记：在某种意义上，我认同您的看法。近代史，中日关系就是侵略与被侵略、战胜与被战胜、索赔与被赔偿的关系。从1871年中日邦交建立以后的70多年里，日本发动了4次侵华战争。结果是，中国一次不战而屈，两次以失败而终，一次成为战胜国。而前3次，中国都被日本空前地勒索敲诈。没有这些战争赔款，恐怕日本不会那么强大得不可一世吧？
高：肯定的。日本很善于“以战养战”，这就是它军国主义狠毒的一面。
记：反过来，如果日本在今天履行它对中国的战败赔款，局面也该是另一种样子。
高：当然，那样对中国来说，温饱问题可能早已解决，我们的教育也更加发达，人口素质、文明程度也会更高……中华民族保卫自己、保卫世界和平的国力也会更强了。
记：在最初涉及战争赔款时，蒋介石的态度是“以德报怨”、“与人为善”。今天看来，其实这种态度对日本来说，好像没多少效果，没起什么作用。而蒋介石不但放弃战争赔款，连甲级战犯冈村宁次也是给他一手“无罪释放、遣送回国”的。李敖在其所著的《蒋介石研究》中这样评价：“冈村宁次的故事，告诉了我们：国民党对侵略自己国家的外国人，有着离奇的度量和宽大。国民党对自己同胞中的异己，决不放过；但对非我族的外国人，却‘看来很像同志’，亲热异常。这种作风，使我想起满清政府‘宁赠外人，不与家奴’的心态。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中总是出了这么多莫名其妙的品种。”
确实，有点不太明白吧。
高：这个问题与中国长期受封建统治，生产力低下，文化落后，私心重，只看眼前，没有长远观点等许多因素有关。蒋介石一向是谁威胁他的统治、他的权位，就铲除谁。这次国民党百年老店，一朝倾覆，就是这种作风的恶果。
记：你刚才谈到德国，我想，许多事情联系起来，对比着看，会更清楚些吧。发动二战的元凶中，希特勒是服毒自杀，墨索里尼是被意大利民众处死的，反观日本，天皇被保留下来，还有许多，表面的，骨子里的，都没有被清算，反而作为一种荣耀，这是很可怕的。很多人担心，将来中日的冲突，大冲突，肯定不可避免，您怎么看？
高：如果我们失去警惕，不加大对日工作的力度（对日民间索赔是对日工作的一部分），结果广大的日本民众被欺骗，盲目地跟着日本右翼分子走，而我们的国防力量又被他们错估，那么，侵略战争可能又会强加到我们头上。当然，目前暂时不可能。但如果我们不加快建设步伐，不团结一心，与日本的差距会越来越大，危险就会愈来愈多。
记：确实，关键还是我们应该怎么去做。日本人有“菊花和刀”，我们有什么呢？
高：大和民族有一种“种族优越感”，他们称他们自己是一等民族，称韩国为二等民族，称我们中国为三等民族，这种心态，还有它强烈的扩张欲望，很难一下子清除，中国人应该警惕，同时，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搞好我们自己的建设。我们民族是有一些缺点的。大家可以来讨论，并且“从我做起”来改正。但无论我们有多少缺点，我们也不会像今天的大和民族那样无耻和无赖。
记：扯远了点，回到你们的索赔案来。二审就要开始了。指望像日本律师谈到过的那样，日本议会通过“战争赔偿法”，然后按图索“赔”，恐怕很渺茫，而光靠日本律师，一方面，对中国人来说，这多少有点不是滋味，另一方面，力量也不够吧。有没有别的途径，譬如，打到国际法庭上去，像海牙国际法庭什么的，行吗？
高：这当然是一种途径，但也牵涉到许多问题，像海牙国际法庭，目前只受理国与国之间的诉讼。如果中国政府出面代理中国受害者的要求，则是可以起诉日本政府的，但民间索赔，政府又不宜直接出面。再方面，即使国际法庭受理，那些国际上的大律师，能否接受我们的委托，帮助我们打官司，也还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对国际法、国际法庭以及国际上的著名大律师了解很少；最后，语言障碍、经济后盾也是问题。
记：但这个问题又不能停顿，听说两会期间，您曾通过有关人士提交过一个提案，就是利用这次人口普查机会调查一下中国二战受害者的有关情况，是吗？
高：是的，这个问题已刻不容缓。二战受害者幸存的已越来越少，他们都掌握着宝贵的证据材料，再不努力抢救，就来不及了。
记：您说过，对日索赔是全中华民族的事。请问，您希望我们为您做些什么呢？
高：可以说，若不是你们《看世界》的报道吗，我们得不到这么多同胞的声援和支持。现在，知道这回事的人虽然比过去多了许多，但我国有13亿人口，相比之下，知道的还是太少了。如果有一亿人看法一致，行动一致，我想，效果是会完全不一样的。在具体的诉讼过程中，我们也希望得到专门的语言人才、法律专家、历史学家、档案研究人员及其他方面的支持，希望《看世界》能继续呼吁。
记：我想，有良知的中国人，会全力支持你们的。也希望您能坚持下去。
高：我一定会的。我61岁了，有生之年，我将不胜不归。W（编辑　肖方兴）

19 1 月,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