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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童增同志：
你好！
在你工作繁忙时又来打搅你了。我通过报纸刊登这一消息，向日本国讨还公道后，感到非常的激［愤］。我小时候在东北新民县生人。我父亲是农民，会做木工活。我四岁那年亲眼看见日本鬼子把我父亲吊在房梁上严刑拷打后给枪杀了，当时吓得我哇哇哭，我妈蒙着我嘴不叫我哭出声音来。我十八岁的舅舅也被他们给枪杀了，我姥姥（外婆）气疯了，那时我们过得很苦，一天只吃一顿饭（野菜加糠皮），为了给父亲、舅舅报仇，我59年参军，当兵二十七年做医务工作，也没报上仇。今天我看报后，我几十年的冤仇一涌而起，当真我们中国人民的生命是那么不值钱，中国人民好欺负，国家与国家打仗，老百姓害了他们什么事？他们随意揉乱中国人，现在讲公道的时候到了，中国人格不可辱，还我民族尊［严］，一定叫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受苦者、受害者赔偿，我母亲现健在，已七十多岁了。
据我了解，成都市有十几家类似这种情况（外省人），我们没有地方喊冤，只有通过你童增同志给转达我们几十年的意愿，你是热心青年，有血有肉，敢于站在真理面前说话的人，我们盼望外交部早日给予全国受害者答复，不希望成为泡影。
此致
敬礼

转业军人　刘凤芝
1993年2月底

附2月3号文摘周报——《向日本国讨公道》一文

向日本国讨公道

　　1992年12月9日，日本东京神田“思考礼堂”。关于日本战后赔偿首次国际听证会议正在举行，来自世界许多国家的劳工和包括中国在内的8名当年被逼给日本军人充当随军妓女的“慰安妇”——登上控诉台。
当日本东京思考礼堂正在举行听证会时，最难抑制激动情绪的，可能要算童增了。
童增今年37岁，四川重庆人，曾在四川大学和北京大学学习，专攻国际法专业，获得法学硕士学位，现在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工作。
1989年的一天，童增从一份资料上看到东欧各国要求前东、西德国给予赔偿的消息，他联想到中国，强烈的民族使命感使他把自己全身心投了进去。
他在查阅了大量资料后，写了一份洋洋万言的意见书，送到人大办公厅信访局。
随后，他在报刊上发表《东欧各国重提战争赔偿给中国的启示》的文章，论述了国际法上战争赔偿与受害赔偿的区别。很快，这一文章被《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等国内几十家报纸转载。
他一批又一批地接待从全国各地赶到北京的当年日本侵华战争受害者，为他们安排食宿，并一趟又一趟地去日本驻中国大使馆替受害者们递交材料，尽管从他家的住址到日本使馆往返一次乘车就要花4个多小时。
山东182名中国劳工，当年被抓到日本受尽迫害，他们找到童增，童增立即把他们材料送交日本方面，提出每人500万日元的赔偿；
当年在日本留学的20多名学生，被日本军当成中国共产党东京支部成员严刑拷打，20多人中只幸存4人，童增去日本使馆为他们呈书；
去年8月，山西省盂县一民办教师把当地几个被迫给日本军做慰安妇的受害妇女的材料，送给了童增。
1991年8月，日本首相海部俊树应邀对我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童增、陈健、杨颐、李成一、唐行五等108位中国公民，又将一份要求日本国支付1800亿美元受害赔偿的请愿书送给了海部首相。
在童增和陈健等的努力下，对日本索赔问题成为1992年3月召开的七届人大五次会议议论的热门话题。并被列入此次人大的正式提案之中。
同时，从1991年8月开始至今，童增等还发起了“向日本国要求受害赔偿”规模浩大的签名活动。
在去年3月间，童增又向日本新闻界发表了一封致日本国会的公开信。
公开信称：我们将征集1亿中国人坚决要求日本国受害赔偿的签名——直到日本国正式谢罪和进行赔偿为止。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992年3月11日发表讲话说，日中战争中的民间受害者可以直接要求日本赔偿损失。
江泽民总书记1992年4月在访日前答日本记者问，放弃国家要求日本给予战争损失赔偿，但是，对民间要求赔偿的动向不加限制。
根据战后国际惯例和比照其他一些国家关于赔偿的数额计算，1931-1945年间，日本侵略者给中国造成的损失的赔偿，理论上约3000亿美元。其中战争赔偿约1200亿美元，受害赔偿约1800亿美元。也就是说，1972年中国政府放弃的只是这1200亿美元的战争赔偿，而1800亿美元的受害赔偿则从未放弃。

（据1月16日《蜀报》　杨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