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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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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郭清源，是黑龙江省勃利县人。现在我已经年老了，在家写回忆录，当我写到童年（13岁）时，有一段辛酸的历史，使我非常悲痛，现在向大使馆提出，请你们向日本政府反映：
　　那是一九四四年的秋季，十三岁的我，幼小体弱，被当时的日本人强拉做他们的劳工，使我不能念书学习，到黑龙江省勃利县青山大沟里的原始森林去干挖“松树明子”的苦工，为他们做炼制飞机燃料（据说，一九四四年日本资源缺乏，汽油供应不上，挖松树明子炼油，［作］为军用燃料）。我们整天在大山上奔波，每天早晨天不亮就得起身上山，一捆一捆的松明子背在身上，压得直不起腰来。我那时只有十三岁，背不了五十斤重的重负，硬挺着也得背，背不下山来，交不够重量，就要挨打，有二次还被罚不给饭吃，本来幼小的我，身体单薄瘦弱，真是挺不住，但在那个年月，无法，只好硬挺着跟年岁大的人，一步一步往山上爬，年纪大的人看我实在可怜，就把自己的裤腰带解下来，拉着我一步一步往山上爬。背上的松明子太重，好心的叔叔大爷就替我背一捆，这样轮流替我背了一两个月。真是祸不单行，这时我累的尿血了（不知得了什么病），一连20多天一点力气也没有，躺下就起不了床，实在没法，不能出工了。日本人不信，打了我二顿，无奈又挺着为日本人背松明子。坚持了几天，就一点也动不了了，加上吃的是坏了的有很多老鼠屎的高粱米稀水饭。这样连猪狗都不吃的东西，也只能给一碗，多要一点也不给。身体本来就瘦弱，加上病，吃不饱，住的是直不起腰的工棚，一下雨就漏雨，潮湿的厉害，就在这样的生活状况下，我实在动不了了，躺在铺上起不来。又是好心的叔伯们为我担保，让我去县城看病，叔伯们说：“孩子，你要活下去呀”，当时我感动的跪下向大伯大叔叩头。我一个人拄着一根棍子在大山里转了一天半才出山。
　　刚出山，就碰上了由勃利县回山的人说“老毛子”（苏联人）来了，日本投降了，他们说，你这小孩应该快回山里，把行李拿回来，从现在起就不给日本人打劳工了。听到此处，我立即往山里跑，回到工棚就告诉对我好的叔伯们，他们也收拾行李准备跑。这时被日本人发现了，这可就了不得了，穷追到底，问这是哪来的消息，你们这些要暴动，最后追到我，说听我说的，此时日本头目不由分说就把我拳打脚踢一顿，（至今我右耳还聋，肾功能低下）并要往警察署送我，交警察署办我暴动罪，直到晚上县里传来了日本已投降的正式通知。日本人才把我饶了，放了我，从而我这个劳工才得到解放。
　　回家后，治病几个月，花了不少钱。没钱，我爹说，把房子卖了也得给孩子治病，因此，房子都卖了。和我一起的劳工，有的死了，我还算是幸存者。今天写这个控诉，心情不好，一边写一边流泪，只是个大概情况，有好多难以想象的非人生活细节还未能写出来。
　　今天，虽然中日已建交，人民来往繁多，中日友谊不断发展，但在我回忆我受日本军国主义给我精神和身体的摧残时，我的心情是很不平静的，一想起那个年代，不仅怒火涌上心头，我的仇恨无法控制，日本军国主义者欠我的债，我一生难忘，此债不还，我誓不罢休。因此，我要控诉日本军国主义者对我的迫害，要求日本政府给予赔偿，赔偿童年失去学习的机会，赔偿精神所受的伤害，赔偿在劳工期间迫害致病，把家里唯一的五间房子卖了为我治病，赔偿至今遗留在我身体上的腰痛病，赔偿几十年为治病花的大量医药费用。以使我在有生之年，还能出一口气，心灵得到一点安慰。大使先生，我所受的一切痛苦望你能同情，希望你能反映处理。

郭清源
1993.4.15

地点：北京市北郊花园路十三号
邮政编码：100088
我已在家，写些东西，现在不上班了，有事可往家里打电话，2025515。希望您尽量帮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