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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增先生：
　　你的来信收到，你来信所指出的“五点”给对日索赔造成一定的困难，这“五点”说明政府不让把索赔问题捅到社会上去，可能是怕引起动乱，被坏人所利用，可是，我觉得索赔问题只有双管齐下，所谓“双管齐下”就是一方面在国内掀起强大的声势和舆论压力，另一方面去联合国（赔偿委员会），海牙国际法院控告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这样才有可能迫使日本政府答应赔偿，在国内掀起强大的声势和舆论压力，这就要首先成立组织，可命名为“中国抗日战争受害者协会”（南朝鲜有太平洋战争受害者协会，所有索赔活动都是由它组织领导的，这情况你是指导的）没有组织，一盘散沙，是无法进行索赔活动的，好多人都不知道你发起索赔活动，我也还是看了青年参考上转载日本学者的文章才知道你发起了索赔活动，要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商讨索赔问题，并由代表们向日本大使递交索赔书，印制宣传品，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国内各民众组织像工会，如连残联，各种协会等都要发表声明，支持索赔活动这样才能迫使日本政府答应赔偿，如像你现在这样做法，连签名都要悄悄进行，在社会上不产生任何影响，日本政府恐怕都不会理睬，何况日本政府已经明确表态，拒绝赔偿。正如你信上所说，索赔是艰巨的，成功与否固然靠我们自己的努力，但也要政府的支持，也要政府给我们创造条件，提供方便，如政府不支持，恐怕难以达到目的。
　　我想，许多共产党的老干部都是抗日战争中的受害者，如成立协会，可让这些老干部担任协会领导，再协会的一切活动都置于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督下进行，所印制的宣传品都要事先报政府有关部门审查批准在散发，一句话，协会的一切活动，政府允许干的才干，政府不允许干的就不干，这样应该放心了吧！另外，没有经费，索赔活动也难以进行，如去联合国、飞机片哪来的钱买，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必募捐，而是“幕借”，借，我们将来一但得到日本政府的赔偿，加倍偿还！
　　我以上所说，供你参考，不知道你的计划安排是怎样的？我总觉得时间紧迫，应该抓紧进行，像我都已是快60岁的人了，再拖上几年，像我这样的人都死完了，那还要什么赔偿呢！
　　敬礼

姜国柱
92.7.5
新疆乌市青年路专用汽车厂退休办。

　　我愿意作为对日索赔的发起人，姜国柱，男，现年57岁，退休工人，工作单位是新疆专用汽车厂。我的受害情况是：我的原籍是江苏镇江市小码头都天行宫巷，我的父亲叫姜少甫，他曾开了一家“姜筱记轮船运输公司”有大小轮船、木船十多艘，抗日战争爆发后，就在我们举家往四川重庆逃难途中，所有的轮船、木船都被日本侵略军的飞机炸毁，现在我虽然拿不出什么证据来，但当地政府是可以调查落实的，至于具体的索赔数额，我初步估算至少要460万美元。
　　另外，我还写过两份传单，都寄给了全国人大、政协和一些新闻单位，不知道你想不想看，如想看，请来信说明明，我即给你寄去。

向日本国要求受害赔偿
签名

姜国柱
92.7.5
新疆专用汽车厂
官淑芝　姜玉龙
姜玉麒

关于抗日战争中的受害赔偿

　　1972年，中国政府放弃了对日“战争赔偿”要求，但没有宣布放弃“受害赔偿”要求——这是青年法学家童增在他的论文中反复阐述的重要观点，受到各界关注，《中国商报》、《法制日报》等报刊纷纷刊其扼要。
　　童文阐述了国际关于两种赔偿的区别“战争赔偿”是因发动侵略的战败国侵略别国时给这些国家所造成的损失的赔偿。
　　“受害赔偿”是因发动侵略的战败国在战争中违反战争法规和人道原则，对交战国人民和财产所犯下多种严重罪行而必须承担的赔偿。第2次世界大战后，犹太人、波兰和法国均以受纳粹迫害为由索取了巨额受害赔偿。
　　而我国应向日索取的“受害赔偿”折合今天的价值为1800亿美元……

《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