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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民间受害索赔应造成强大的舆论声势

李记者：
　　看到您发表在五月十九日《中国经营报》上的整版纪实文章，甚为感奋。前天，我曾就此问题走访了我县人大常委会。三位办公室人员（年龄均在45岁以上）中的二位均说从未听说过此事，一位仅在《报刊文摘》上看到过简短报道。以地处上海都近，通讯邮电堪称便捷的我地，对此讯息尚如此孤陋寡闻，其他边远地区更可想而知，看来此事，任重而道远，索赔路上肯定是阻难重重。地方当局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外来投资，为奉神明，而对本国公民的合法权益则淡淡漠漠。
　　我的最大的感触之一是：中国人对捍卫自身人权的意识实在太淡薄了，童增作为年轻的一介布衣，能激于义愤而拍案而起，为民请命，面陈人大上书，大声呼吁，四方奔走，然而一年努力的结果，仅仅征集到一万人的签名，这对于当年数以千万万计的战争受害者来说，未免渺为沧海一栗，太可怜了。“天灾人祸，在劫难逃”，一般人是持这样的宿命观的。
　　感触之二是法律常识的贫乏，使受害当事人无所适从，过去长期的封闭环境使大多数法律问题专家，在涉外案件中也无法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来。童增之前的十多年来，竟无一人能从国际法的有关条文中离析出“战争赔偿”和“受害赔偿”这两种不同的概念与形式，这是中国法学界的一大悲哀。
　　感触之三是反观当今社会，日本等外来投资者，在华雇工当老板，颐指气使，趾高气昂，而中国的去日扒兮者，卑躬屈节，自轻自贱。本来的债权人与债务人，竟主客易势，利权倒置，稍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国人情何以堪！
　　由于72年《中日联合声明》内容的制约，民间受害的索赔活动，看来很难通过政府向日本方面进行交涉来达到目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所说“中日战争中的民间受害者可以直接要求日本赔偿损失”，对于当时中国人民所掌握的法制知识水平，不要说对国际法的有关条文，对诉讼程序，对受理机构均一无所知，就是对时隔47年的历史陈案，还提得出提不出来这个问题恐怕也是缺少信心的。
　　以在下愚见，民间受害索赔的努力，欲有成效，应在全国上下造成强大的舆论声势，首先应从中央到地方成立相应的专门组织机构，统一部署，协调行动，其次是“唤起民众”，目前在这方面只处在“启蒙”阶段，还需大力宣传，务使家喻户晓，争取社会各方面的同情与支持，历史陈案的涉外索赔，数额又是如此巨大，若无有强大后盾的社会团体，有组织地出面交涉，是很难达到目的的。
　　我也是日寇侵华战争的受害者，一九三七年，距县政府不远的祖宅被日机炸得片瓦无存，为自己更为伸张民族正气，我愿在当地以宣传发动，统计征集签名等工作为己任。目前我想了解的是从中央到省、市、县，是否有相应的组织团体可以联系，以便上下左右协同一致，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
　　因为担心直接写信至“老龄问题研究中心”，不一定能跟童增老实联系得上，因而不得不仰仗您这位“无冕之王”的大力与神通，请您代我将我的意愿与要求转达给童增老师，以便及早将这件能全国人扬眉吐气，一解历史沉痛宿怨的千古大事，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拜托了。
　　敬致
由衷的敬意

江苏省太仓县第二棉纺厂
工会秦福森谨上
九二年七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