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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要求日本政府赔偿我在
日寇侵华战争期间的民间受害损失之请愿书

日本国驻中国大使并日本内阁首相：
　　我是在日寇侵华战争期间的民间无辜受害者，根据《雅尔塔协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精神，特向你国政府提出要求赔偿四万美元的个人受害损失。请大使馆转内阁首相并负责答复。
　　我叫殷盈科，1929年在中国湖南省长沙市出生，现在是湖南省郴州市政协的退休人员。1941年7月上旬的一天下午一点多钟，我在长沙市北门文昌阁亚东煤栈内后栋同学黄凫的家里，被日寇飞机投弹炸伤，并被气浪和砖墙从4米高的地方向下甩至6米远的邻居家门口。当时昏死过去，面部血肉模糊，肿若判官一样，双眼皮炸烂射进很多沙子，右眼皮撕裂变形，双眼视力严重下降，右眼至今只有左眼一半的视力。头部右额角炸开一个4厘米宽、2厘米高、1.5厘米深的口子，至今还留下一个“凹”型痕迹，头部严重震荡，长期头痛头晕，记忆力大大下降。右手腕炸有一个4厘米直径的洞，腕骨脱臼粉碎性骨折，手腕变形，至今无法伸直用力，长期在变天时隐痛，据当时的医生说，可能里面还有小弹片嵌在骨头上，因不久日寇侵犯到长沙，人员疏散，来不及动手术，致拒不残废，至今腕骨变形。腹部肚脐眼右上方被弹片削开一个大口子，至今表面还留下一个6厘米宽、2.5厘米高的明显疤痕。右膝骨严重撞伤，右脚长期变形向内跛。至今右脚要比左脚细，受力也比左脚差。当时我只12岁，正是快速发育成长期，由于身体各器官遭受严重创伤，流血过多，内伤严重，无钱医治，加之炸伤月余日寇侵犯长沙，只能离市逃难，营养不良，以致身高也收到影响。我父母都个子比较高大，我胞弟都有1.85米高，我却只有1.6米，而且长期瘦弱多病，直至近两年才稍发胖。
　　我的受害除了身体收到严重摧残以外，由于日机那次轰炸，从此改变了我可得到幸福的命运，其损失也非常大。
　　由于我出生贫穷，三岁就死去了父亲和祖父，生活所迫，我五岁时母亲只好带我三岁的胞弟改嫁给农村的雇工，只留下我和年迈的祖母靠沿街讨乞生活，根本无钱读书，只是晚上找邻居读书的孩子学学认字和写字，九岁半还未入过学门。后来一个在肺病医院疗养的张活国同志见我可怜，才向耶稣基督教会学校写信报送我免费读二年二期（因我已十岁不好读一年级），要我祖母为他洗洗衣服，每月供给我两人的生活费。可是不到半年，1939年9月日寇侵犯长沙，全市人口疏散逃难，张先生也回宁波去了。后来日寇被赶走，虽然可以复课上学，但我不讨饭就没有吃的，我只得早上不吃饭上学，中午放学后就去讨饭带回给祖母吃，晚饭也是同样去讨，后被我的同学黄凫看见告诉他父母，他母亲黄太太非常同情我，见我学习非常用功成绩好，就收我为义子，要我白天在她住的文昌阁亚东煤栈内后栋的家吃饭，帮助他儿子辅导学习，晚上带些饭菜给祖母吃。谁知道1941年7月上旬的一天，大苦和大灾难同时降落在我的头上了。这天上午，有国民党的的彭师长太太带刘秘书和银行陈行长三人来给黄太太辞行说彭师长已调重庆换防，她三天之内就要带女儿彭丽丽迁到重庆去。由于彭太太没有儿子，又因病再无生育能力，总想带个儿子，听黄太太介绍我的情况后，见我学习成绩好，就同意要我给他做儿子，并说培养我和她女儿读到大学后出国留学，要我祖母也同去重庆归他们养老，还决定吃过中饭后就带我上街买全身上下的衣服和鞋袜，换掉全身的旧破烂。当时大家都为我高兴极了，真是幸福突然来。可是不到四个小时，我和彭师长太太、黄太太等人一起就大难临头了。我们和黄太太及她两个儿子等共七人吃过午饭后，彭师长太太正准备要我一起上街买衣服时，忽然全市拉空袭警报，我们就一同躲到后门特制的长方大桌子下，彭师长太太还拥抱着我坐在矮凳上，黄太太抱着她二儿子黄宁和大儿子黄凫坐一起，刘秘书长和陈行长也躲在一起防空袭。不久就听到日寇飞机临空，接着就听到飞机投炸弹的声音由远到近，最后我只见大火光一闪就像做梦似的昏睡了过去，直到救护队抬我到湘雅医院放在地板上才苏醒过来，从此我就与彭师长太太永别了，我原已得到的幸福命运就被这颗炸弹改变了，使我在贫穷的基础上又加上了身体摧残的痛苦。后来我才知道，是一颗炸弹中投在离我们七人只有6米的地方，抱我坐在一起的彭师长太太，黄太太及她的小儿子黄宁被当场炸死。刘秘书长的颈部被炸，陈行长的胸部等处被炸。黄太太大儿子黄凫的屁股被弹片在肛门上削掉一块，胸部等处多处炸伤，我被炸成这样。当时黄凫家只有父亲黄道五不在家及做饭的刘嫂没有躲在我们一起才逃脱了厄运。
　　去年元月，我从《读者文摘》92年第10期月刊上见到《历史没有忘记——国人向日本要求受害赔偿纪实》文章后，就写了一份要求受害赔偿的“请愿书”，向作者请教，并请转送日本政府，因不知邮政编码，信被退了回来，加之病了几次，后又有外出很久，就一直搁置到今。现在根据我国外交部发言人于1992年3月11日的讲话，和我国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于92年4月1日在赴日本访问前答日本记者问的讲话精神（江说：“放弃国家要求日本给予战争损失赔偿。但是对民间要求赔偿的动向不加限制。”外交部发言人说：“日中战争中的民间受害者可以直接要求日本赔偿损失。”），决定直接要求日本政府赔偿。请你们不要以为72年中日建交时，我国周总理主动放弃我国要求日本政府战争损失的赔偿，就可以瞒天过海地对任何损失赔偿都可以不给了。周总理当时的表态，是代表国家放弃政府之间的战争损失赔偿的要求，并不包含也无权代表民间受害者放弃索赔的权利。因此希望你们认真严肃地对待这一问题。
　　我们受害者一直认为，当时制造侵华罪行的不是你们现在的天皇和政府首脑，但是，对迅速而诚恳地处理中国的民间受害赔偿，你们现在的国家首脑是责无旁贷的。美国布什总统对发起侵略战争的日本国之民间受害公民，还亲自写了诚恳的道歉信并给予了受害赔偿。你们对其它国家的民间受害者也给予了损失赔偿。唯独就对过去受足了你国的侵略，现在为你国提供了广泛的资源和庞大的销售两个得天独厚的市场，而使你们变成了世界经济大国的中国之米念受害者的损失赔偿，却不闻不问。我国的民间受害者，等待你们的赔偿等了半个世纪，直至仙子阿绝大部分已离开人世，还是没有听到你们的表态，难道你们就想一直拖到这些人死光后，以便自然了结这笔血债深仇的债务吗？请问，如果再不解决，将会有利于消除两国之间人民的仇恨和维持世世代代的友好吗？将会有利于我们国家对你们国家的先天不足的缺陷进行长期稳定的弥补吗？如不解决，你们会逃得脱国际道德和舆论谴责吗？我想是绝对不会的！因此，希望你们当机立断，迅速而诚恳地作出明智的选择，尽快了解这一历史悬案，否则我们民间受害者将与国内国际的民间受害者联合起来，采取新的步骤。
　　我认为，要求赔偿四万美元的受害损失时不过分的，实际损失远远不止这些，应该说是考虑了日本国民的承受能力的。除去我的身体遭受了严重摧残的损失不算，仅因日寇的一枚炸弹改变了我即将要得到的幸福命运这一项的损失，就远远超过了四万美元的无数倍。因为一旦我成了彭师长太太的儿子，我会绝对的百倍用功读书，钻研科技知识，通过出国深造，可以成为科技人才，既可为人类世界作出巨大贡献，个人的所得也会可观。要是回到家乡，现在出一项科技成果，重奖一次也远远不止四万美元。
　　我的受害情况，据我所知现在还有如下当时的直接证人：
　　1.黄凫，男，现年63岁，与我同时被炸的幸存者，现在是江西省铅上县永平铜矿的工程师，已离休，住矿区宿舍。
　　2.王国林，男，现年79岁，是在我被炸后亲自从医院抬我回家的，是邻居，长沙市北区建筑工程公司工人，已退休，现住长沙韶山路长沙印染厂儿子王懋生家里。
　　3.易和森，男，现年79岁，当时是文昌阁的保队副，是组织担架队抢救的领导者，现仍住长沙市北区文昌阁。
　　4.黄玉兰，女，现年70岁，当地都叫她余德娭毑（奶奶），是黄凫的堂姐，最知我的受害情况，现住长沙北郊综合农场菓林6队。
　　5.王焕琨，男，68岁，当时的邻居，湖南郴州卷烟厂的会计，已退休，现住长沙市北区唐家巷居民点宿舍。
　　6.殷子美，男，63岁，长沙北区人民法院副院长，现住法院旁宿舍。
　　除此以外，以上人员的后代及当时被炸现场周围的邻居后代，都间接的知道我的受害情况。
　　现将我的受伤照片和旁证材料一并寄给，如要调查核实，我可提供人员线索。如需及时问清某一情况，可来电话到我家里，我家的电话号码：254690，长途郴州的区号：0735。长途直拨可先按0735，接着按电话号码。为：0735254690。要直接见面，可以来人，或者我去北京也可。
　　我的住址：湖南省郴州市市政府院内宿舍，新二栋一单元二楼右边住室。
　　通讯地址：中国湖南省郴州市政协交殷盈科收。邮政编码：423000。

民间受害者殷盈科
1994.1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