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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会计师

童增同志：
　　您好！
　　我叫张廷琦，是航空部125厂退休干部。现受聘于北京国际银燕电脑控制工程有限公司任会计，现年66岁。
　　最近无意中看见1993年2月3日文摘周报第四版刊登一篇“向日本国讨公道”文章中介绍您几年来为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期间迫害中国人民的种种罪行，向日本国提出赔偿损失的事迹。使我又勾起了六十多年前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造成国破家亡的往事，对您能为受日帝迫害的中国人民伸张正义，向全社会全世界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并向当今日本政府要求赔偿损失的所作所为表示无比崇敬和感谢！从我懂事开始六十多年来每到九一八纪念日，我就想起过去的往事。总感到做为为国献身父亲的后代没能为他做些工作是很大的遗憾。我们这一代都已进入古稀之年，下一代对这事几乎是没有什么印象，这本应为后代永远传颂的事迹可能就此罢休，难道不是个损失和遗憾吗！
　　今天我给您写信的目的是想通过您向日本国讨个公道，另外也想为此事协助您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我情愿辞去我现在在合资企业工作颇丰的待遇为您尽些义务，不知如何，望您能抽空与我联系，或安排时间我去您那面谈。
　　现寄上一份是我姐姐若干年前从她日记上摘录给我的关于我父亲如何被杀的经过。在文革时期为了进一步澄清我父亲的问题，我和姐姐曾去北京图书馆查阅1931年～1932年间的中国益世报，因为据现在是我姐夫王立言说过，我父亲的事迹他曾在当时益世报上登载过，但经我俩查阅未能查到，是否年限有关。现王立言仍健在，关于我父亲的事迹过去老人（同事亲戚朋友等）现都已大部死去，很难考查，如能查到有关文字是个绝好的证据。除此而外，我们兄弟姐妹五人现尚在世间还有四人，四人档案中也有。总之我愿在我有生之年能为此事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像整理资料，有自信帮助管理等，我一定不取报酬尽义务，为您分担一些。
　　此致
敬礼
　　来信可寄：北京安外青年湖西里4栋1门306张廷琦收　邮编100011
　　电话：工作单位：2016633605（每天8点到下午5点我在单位）
　　　　　家中电话4217771•437晚上在家
　　并附上一份关于我父亲被害经过一份。

张廷琦
1993.2.14

摘自张帼英1951年3月八日日记

　　二十年前在东北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我的父亲被日本侵略军杀害了，这种仇恨在蒋介石统治中国的时候是无希望报复的。现在中国解放了，人民有了权，我要向人民政府向我们全国人民来控诉日本侵略军杀害我父亲的罪行，请求用我们政府和我们全国人民的力量给日本侵略军阀侵略政客一个极严厉的制裁，并希望用最强的力量制止美帝对日单独媾和以防止日本的一群旧战争贩子受美帝的扶植再度来侵略中国，杀害中国人民。为这个问题如准许我贡献力量的话，我不惜任何牺牲以替我父亲报仇。
　　我父亲被日本鬼子杀害的情形是这样的：
　　我父亲名字叫张奎恩，号张远泽。当东北九一八日本侵略军占了沈阳并节节北进四平街长春吉林等地，依次的失陷的时候，他正是任洮索铁路局局长，他驻在洮索路线的起点洮安，从事建设那条铁路，工程将及一半，他看日本侵略军这种行动绝不是局部的而是对东北全面的侵略，洮安县以至于全洮索路线是迟早会全被侵略得到的，他就和一些同事们商量，我们坚与抵抗决不投降。在日本侵略军尚未到洮安的时候，卖国贼洮辽镇守使张海鹏曾经劝我父亲投降，被我父亲拒绝了。汉奸金壁东刘鸣九衔日本侵略军的命劝降被我父亲痛骂了回去，这个时候张海鹏带领队伍已经做了日本侵略军的先锋，进攻黑龙江省的中国军队。我父亲和一些同事们每天密秘侦察张海鹏军队布置情况，设法报告给黑龙江方面，在这个时候，我父亲也知道在这个地方以个人的力量保护铁路的财产是做不到的事，可是路局的款被兴安区屯垦公署贪污的财务处长胡广和带走了（彼时洮索铁路是受兴安区屯垦公署直接监督的，路款也存在该署财务处，现用现款，胡广和在日本占了沈阳的第十二天就携公署及路局的款潜逃了）剩下路局全体职工和外段挖土方的工人欲走都没有路费。我父亲觉得留下这些人自己怕死走开是不可以的，就这样明知日本侵略军会来，来了自己会死，仍留在洮安未走。后来日本侵略军到达洮南（距洮安六十公里），听一些汉奸的报告说我父亲藏有很多武器，有一天派三十二名兵于早晨六点钟的时候，来洮安县逮捕我父亲，军队到了洮安县城先把我的家围起来，然后由大门进来三个日本军，一看原来是没有武器装的抵抗，就把我父亲抓住用绳子紧紧的拴起来他的两个胳臂，带到洮南日本宪兵队部去了。宪兵队长首先劝我父亲投降，并引诱我父亲让他任南洮区的铁路局长。这个区是包括：四洮、洮索、洮昂、齐先四条铁路，说明日本可以贷给这个铁路很多款，只要他肯签字，［让］他既升官又发财，但都被我父亲严词拒绝了。后来那个宪兵队长一再的罗嗦并侮辱我父亲的人格，我父亲大怒当时把宪兵队长的桌子上的墨盒子摔到地板上，并厉声说：“对你们侵略军投降是不可能的，我非荷枪份子，你们能放我就放我走，不能就把我杀了。宪兵队长一看计不得施就把我父亲关到一间房屋里，外面用兵看守，那时我父亲想自杀，又没有武器，于是就把头向暖气包上撞求死，［让］门外看守兵看到了，就进屋来把我父亲绑在床上以防他自杀，以后我父亲就不吃东西以求饿死，数日后宪兵队长来向我父亲商量说：“你不投降也可以，我们马上另派局长，你如肯办交代手续，你交待清楚了也可以放你走。我父亲答应了，于是就回洮安办交代。办完了宪兵队长请他去洮南，这次到洮南宪兵队长和他讲你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我很钦佩，不过交代虽已办完，我还没释放你的权利，我得请示关东司令长官本庄繁，在他的指示未接到之前请你在我这等一下。在那种情况下，我父亲就在那里等，此次这宪兵队长同前次不同对我父亲很尊敬，有一天早晨很早，每天必定到我父亲房里谈话，宪兵队长告诉我父亲说对你的事情上面的指示已到了要处死刑。我的力量无法帮助你的。我父亲见必死，面不改色的从容地对宪兵队长讲：“请你在杀的前几秒钟准我三呼中华民国万岁可以不可以。宪兵队长答应了，立刻淡矣自若的和宪兵队长上了汽车到了洮南的南站以南的荒凉草原上，车停了见到那里早已准备好杀人的日本鬼子兵。我父亲下了车面向我们中国广大的国土和人民三呼中华民国万岁，到三声未呼完的时候后面杀人的枪声就响了，就是这样日本鬼子把我父亲杀害了，剩下我寡妇母亲领着我们兄妹五人，那时我们五个人年龄都很小，我哥哥廷琳最大才十三岁，我弟弟嗣泽最小才八个月，手里无钱，蒋政府不管，流落在北京，住在我父亲的朋友家里，以后就随着日本鬼子进一步我们退一步，这样的逃难，逃遍了多半个中国受尽了风霜吃尽了苦头。在这二十年当中无时不在想念我父亲的为尽忠国家为尽忠人民壮烈牺牲。我更痛恨日本鬼子迫害的我们这样苦，这种血海深仇一日不报我实不甘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