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og

童增同志：
　　原拟先和您联系，因不知你们的地址、电话也联系不上，故先将我姑姑写的材料寄上，不知是否符合要求。请予指正。
　　敬祝
万事如意

施竞阴
93.3.18

我的地址是北京西外车公庄西路12号1122室
（工程兵四运口干休所）
邮政编码：100044
电话：6846829转132

童增同志：
　　见文摘周报1993年2月3日第4版刊登“向日本国讨公道”一文，知你从1989年以来，即在从事一项正义的业余工作，并连续在报上发表文章。我因退休后很少看报，所以最近才知道这件事。我的全家也是日本侵略者1937年全面挑起侵华战争的严重受害者之一；这次战争，搞得我全家八口人背乡离井、颠沛流离、家破人亡，三位亲人惨死在这场战争的浩劫中。若不是中国共产党解放了全中国，解救了我们，死里逃生、受尽苦难，幸存的四位亲人，还不知抛尸何处？［哪］有今天的幸福生活，这就是战争给我们带来的灾害。事过半个世纪，使我这将近古稀之人，心灵上仍笼罩着战争的阴影，不敢回忆往事，免增痛苦。见报后犹豫了几天，想给你提些资料吧，又不免提起悲惨的往事，敲开关闭了多年的悲痛回忆之门，触动伤心之弦，沉默吧，也心有不甘，满腔仇恨，憋得难受，觉得要控诉，要向日本国讨公道，索赔么，它也赔偿不了，我家的三条血债，我们美好的青春年华，这用什么来赔偿得了的呢？！但我们要响应童增同志征集一亿中国人坚决要求日本国受害赔偿的签名。说明战争对人类的灾害。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是四亿，过去了半个世纪，遗留的受害者还有一亿。当时无辜的死难者，还不知有多少人？据我所知，我单位还有一位退休干部，叫李瑞清，在抗日战争逃难途中，与妻子失散，至今下落不明，而终身未娶，老来落得孤苦伶仃，这样的情况，当时是数不清的。下面我将我们家在1931-1945年间，受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后的苦难历程叙述于后，作为“坚决要求日本国受害赔偿”的签名者。只是年代久了，具体时间记不太清，可能时间有点出入，但总体时间是在1937-1945年间。费心之处，不胜感谢！
　　敬祝
工作胜利
万事如意

施淑华（执笔）
1993年2月15日
施养智　施竟阴　施桂生（人名章）
施养智（签名）　施竞阴（签名）

　　我叫施淑华，女，现年67岁，江西省南昌市人，现住重庆北碚区，是四川省煤矿建设第二建筑安装工程公司退休干部。我要悲愤地控诉1931年-1945年，日本侵略者发动的侵华战争，使我们的家乡沦陷，全家背乡离井，逃亡流浪，不但受尽了苦难，而且家破人亡。全家八口人，在战争中惨死三人，幸存者也历尽艰险，几次死里逃生，分散流离；能活到如今，是全亏了中国共产党解放了全中国，也解救了我们全家。但战争的阴影，虽过去半个世纪仍笼罩着我们的心灵。回忆往事，不胜悲痛！
　　我们家原住南昌市市区，全家九口人，父、母、姐、弟、兄、嫂、两个侄儿和我。父亲和哥哥都是小职员，家境虽不富裕，但尚能温饱。姐姐出嫁后，全家八人，团聚在一起，生活还算幸福安宁。谁知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的侵华战争，破碎了我们的美梦，从此我们全家也和全国人民一样，日夜不得安宁。光是每天躲日机轰炸，跑警报，整日提心吊胆，东跑西藏，更不要说上学读书了。后来日本侵略军打到了南昌，使我们美丽的家乡沦陷在侵略者的铁蹄之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哥哥为了抗击侵略者毅然投笔从戎，到湖南参加了抗日军队（番号记不清了）。我父亲为了不愿当顺民，不愿当亡国奴受侵略者的压迫，被逼率全家先是逃到宜春我姐姐家，后来宜春也吃紧，只得和我姐姐骨肉分离（谁知后来与父、母、哥、嫂竟成永别）逃到湖南找我大哥，吃尽了千辛万苦，才在湖南零陵景安顿下来，父亲做点小手工业，母亲和嫂嫂帮助他，大哥每月寄点钱回来，慢慢地生活也能勉强维持。因零陵是小县，虽有时也空袭，但不如南昌危险，渐渐地稍能安居下来，我和弟弟、大侄儿也能上小学读书了。这样过了一年，正当我们庆幸生活日渐好转的时候，1939年中秋节前夕，我大哥来信说，他们部队要从前方换防到后方来休整，大约中秋节可以回家来团聚。我们全家翘首以盼哥哥回来，给我们带来新的团聚欢乐，给父、母、嫂嫂带来点新的安慰。谁知望眼欲穿，中秋节过去好多天了，还不见我哥哥身影，全家焦急万分，仍杳无音信。在惶惶的等待中，又过了好多天，才传来噩耗，说我哥哥在转移途中，押着骡马，路过衡阳，被日机炸死在衡阳了。消息传来，不禁晴天霹雳，把我们都震懵了，全家哭成一团。父母老年丧子，是人间最大的伤心事，嫂嫂素来夫妻情深，中年丧夫，几次痛不欲生，经劝阻应顾全大局，今后全家奉老拎幼，责任重大，才强抑悲痛，担负重任，两个侄儿，大的才十岁，小的刚会走路，幼年失父，将何以成长？我哥哥是长子，是全家的擎天柱，他的惨死，对我家来说，是塌了半边天，今后全家生活怎么办？但更惨的事还在后头，哥哥死后，家中不去人收尸，于心不忍。但家中老弱妇孺，怎么办？幸好当时我堂兄也逃难来零陵，就委托他去办。据他回来说：当时我哥哥躲空袭，是在一个池塘边的树下，因押运的骡马，目标太大，遭到日机的狂轰滥炸，当时血肉横飞，我哥哥被炸伤后，滚入水塘中，把尸体捞上来，肠肚都炸出来了，面目全非，四肢也不全，真惨不忍睹，又使全家伤痛了好久。我从小好学，童年时就有许多理想，想当文学家、医师、教师等等。从小学一年级即每期都是前三名，这一方面是前三名可免费上学，减轻家庭负担；另一方面我父亲思想封建，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识几个字就行了，我只有用品学优异来争取多读几年书。这年我刚好小学毕业，哥哥死了，家中经济更困难，本来升学考试我又是第一名，但初中入学须缴全部书、学费，当时全家人生活都成问题，［哪］有钱供我上学。毕业晚会上，老师叫同学们谈志愿、谈理想。同学们兴高［采］烈，高谈阔论，意气风发。我升学的愿望不能实现，理想也成泡影，有什么好谈的，只有伤心地痛哭了，使晚会不欢而散。后来有位好心的同学，也是从江西逃难来的，她哥、姐都在银行工作，很同情我的遭遇，就在同事中发起募捐，开学一个多月了，才帮我缴了学费，使我能继续求学。当时学校为避免日机轰炸，迁在乡下简陋的古庙中，住宿的同学，衣箱都无处放，学校知道我的情况，就开辟了一个储藏室，叫我管理，半工半读，免我学费。每天课余时间，同学们高兴地玩去了，我只能守在储藏室，等待同学们取放衣物。这样读到初中二年级，我家的创伤刚刚平复，日本侵略军又打到湖南来了。长沙大火，威胁到零陵的安全，怎么办？不逃吧，我家又无乡下可躲避，逃吧，又往何处去？在全家走投无路之际，幸我叔父在广西桂林一家私人小厂工作，他家三口人，经济比我家好些，来信叫我全家逃到他那里去。父亲把家中稍值钱的东西变卖了，率全家逃到桂林。叔父向厂子说尽好话，把父、嫂安插在厂中做临工，这样才把我全家从困境中救出来。但我就不能再读书了，帮母亲摆个小茶摊糊口。这时弟弟和大侄儿也小学毕业了。父亲为安慰嫂嫂的心，设法让大侄儿考上了汉民中学，因是抗日烈士后裔，还争取了公费。弟弟和我一样，不能继续求学，只有帮助母亲，做点小生意，以维持艰苦的生活，后我堂兄见我不能再求学，未免可惜，替我在一会计补习班报了名，要我去读夜校。一年后，又以优异成绩毕业。学校知我家困境，介绍我到一家私人工厂任会计助理。这样，我不但能自立，还能帮助家庭解决部分困难。这也是我多年发奋苦读的愿望。当时我还是一个16岁的小姑娘呵！这样的年龄，是赖在母亲怀内撒娇，是风华正茂、前途无量的年龄，而我却要担负家庭生活重担。当父亲领我去见厂长时，厂长嫌我太小，后父亲与他谈了同乡，又谈了我家困难，才勉强把我留下试用。这样安定了三年。1944年秋，灾难又降临了，日本侵略者作垂死挣扎，冲打向桂林来了。当时我叔父已客死异乡（死时才40多岁，对我家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我家再也无力逃了。我父亲说全家只有听天由命，死守桂林了。这时我全家辛勤奋斗，已开了一个小杂货店，生活勉能自足，但当时形势越来越紧张，有钱的早跑光了，走不了的，国民党政府也撵着走，不走就烧房子，大火都要烧到我家门口，工厂的老板也撤走了。我父亲没法，只好忍痛叫当时只有14岁的大侄儿跟着学校撤退，或许还有生路。（后来与祖父母、母亲也成永诀）把家中衣被打成几个包袱，各人背着逃命。因为走得太迟，到火车站一看，人山人海，火车车厢、车顶都挤满了难民。城内已熊熊大火，无法再回去。等了一天，好不容易挤上了一列火车，风吹雨淋，走走停停，几历惊险。也不知走了多少天，忽然有一天国民党的军队说要乘我们这列货车，把我们挤在火车上的难民统统赶下车来。这时情况非常紧急，已隐隐能听到前方的炮声了，我们没法，只好捡了两块凉板，捆绑在货车底下的两个车轮之间，车开动时，全家六人蜷缩在凉板上；车停时下来活动一下身体。这样到了广西南丹，因是上坡路，火车头拉不动许多车厢，把我们那几节车厢抛下开走了。这时逃难的人越来越多，还有国民党撤退的军队，公路上挤得水泄不通。我家没法，只好弃了火车，带上简单的衣被，扶老携幼，跟着人群往前奔。我母亲是个小脚，小侄儿只有五岁，父亲拖着病体，一天只能走三五里路。有天晚上，走到一个小火车站，全家疲累不堪，只好露宿在站台上，想休息一下。半夜里忽然枪炮声大作，把我们从睡梦中警醒。见车站房屋火光冲天，子弹在我们头顶呼呼乱叫，难民们东奔西窜，喊叫着：日本鬼子打来了。吓得我们被子也来不及收，跟着逃难的人群，往山上乱草丛中钻。天亮了，见公路上、铁道边，大摇大摆走着许多日本的军队掳来的民工，帮他们挑着抢来的东西，还押着抢来的妇女。不久，从对面山上，走下来几个青年农夫，见了日本兵，回头就跑，日本鬼子举起枪来，喊站住，青年不听还在跑，砰砰几枪，就打死两人。当时我们非常气愤，在中国神圣的土地上，任侵略者如此暴虐，但也无可奈何。在山上躲了三日，渴了喝点山水，饥了抓把炒米和着草根吃两口，见路上日本兵渐渐少了，只有下山继续往前走。见道路旁，断壁残［垣］，到处躺着中国人的尸体，还有些老人、小孩坐在路边痛哭。有个白发老婆婆，带着个二三岁的小孩，见我们走过，哭着喊：你们做做好事，把我小孙子带走，救他一命吧！我老了，死了没啥，他还小呵！我弟弟看着可怜，抱起小孩，走了几步，见我们自家也拖着老小，没吃没喝，随时有倒毙的危险，怎能救人，只好含着眼泪把小孩放回原处。这样的情况，往前走又见到好几起。是日本鬼子来了，与家人冲散，又走不动，只好坐以待毙。当时我们怕在途中遇到日本兵，我与嫂嫂蓬头垢面，将锅烟与泥土涂在脸上，脚上裹着烂棉絮，拄着棍子，慢慢走着，弟弟挑着全家的小包袱和炊具。第二天上午就遇到了日本兵，我们也不敢跑，继续往前走，他们对我和嫂嫂看了又看，后见我弟弟挑着东西，就要拉夫，帮他们背背包，我妈拉着弟弟不让走，日本兵一枪托打来，当时打得我妈头破血流，见我妈还不放手，就拉开枪栓对着我弟弟，我妈怕我弟弟被那些禽兽当场打死，只好放手，他们扬长而去，我妈却昏死在路边。我爸本来病体衰弱，这时又惊又急，吐血不止。我与嫂嫂呼天抢地，欲哭无泪，无可奈何，只好慢慢把爸妈移往路旁的草棚中。当晚我爸就气死在草棚中，幸同行难民帮忙，我与嫂嫂用手刨了一个坑，草草地把父亲掩埋了。母亲头上血流不止，［哪］里去找医药，抓把草灰，找块破布，包扎好，后来竟奇迹般愈合了，只留下个碗大的疤。从此，寡母孤女、老弱无依，早把生死置之度外，茫无目的地随着逃难的人群，到处漂泊，我们这一群，还算不幸中的大幸，据有的逃难者目睹：日本侵略者，每到一处，奸淫烧杀，蹂躏妇女儿童，残暴凶狠，令人发指。后来我们到了一个小镇六寨，这时日本鬼子因孤军深入，战事不利，已撤退了。国民党政府见遍地难民，饥寒交迫，大发慈悲，发给难民返家路费。我家老弱四人，本要求发给返南昌路费，结果发给一人都不够的路费，杯水车薪，怎么办？总要挣扎着活下去，只好在一个破屋里安下身，将那点钱做本钱，我与嫂嫂去30里外的山镇赶集。三天一集贩60斤米挑回来卖了，赚10斤米，挖些野菜，全家渡过三日，这样过了些日子。一天，我母亲偶然上街，恰恰碰见我死里逃生的弟弟，全家的悲喜，可想而知。从此，全家总想挣扎着逃回南昌找我姐姐。这样爬货车，涉山路，辗转来到独山，谁知祸不单行，心力交瘁的嫂嫂也病倒了，又没钱医治，贫病交加而死，年仅35岁。当时小侄儿施桂生才五岁多，大侄儿施竞阴杳无音讯，就都成了父母双亡的孤儿。抗战胜利后，大侄儿由学校复员回南昌，找到了我姐姐，读了几年书，南昌解放就参了军，现为国防科工委离休干部。嫂嫂死后，我们又逃到湖南镇远，实在无法再走了。为了减轻家庭负担，迫不得已，送弟弟去当了兵。我由好心的同乡介绍，在小学教书，维持一家三口人最低生活，在死亡线上挣扎，直到1945年秋。在桂林时，我父亲日夜思念家乡，想一人回老家看看，因凑不起路费，一直没去成，死时都不瞑目。解放后，1964年我出差由四川去贵州，路过广西，回忆起1944年逃难的情景及父、嫂惨死的地方，不知他们的坟墓在何方，使我心如刀割，伤痛不已，加上年轻时受的种种磨难，及各种刺激，诱发了神经分裂症，幸住院治疗及时，现基本好转，但一点也不能受刺激。我小侄儿后因我抚养不起，送入孤儿院，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抚育下，现已成为一名国家干部，在凉山少数民族地区工作。弟弟施养智解放后因病复员，因幼年读书不多，身体又弱，一直没有正式工作，现老来孤身一人，还要为生活到处奔波。我丈夫1937年11月河北家乡沦陷，弃家参加革命，南征北战，受他的祖父、母亲临死想见他一面，因杳无音信，在病床上叫了他三天，才先后含恨死去。他多次死里逃生，1944年在一次战役受伤致残，现为三等残废军人，因战伤，现腿脚不便，并诱发了颈椎病，压迫听、嗅觉神经，耳聋的不便，使他老年生活非常苦恼。这些都是日本军国主义挑起的侵华战争所带给我们全家的迫害，浩劫和血泪仇恨。我们坚决要向日本国讨公道，坚决要求参加要求日本国受害赔偿的签名活动——直到日本国正式谢罪和进行赔偿为止。

施淑华执笔
现住重庆北碚鱼塘湾325号233室
施养智（签名）
施竞阴
施桂生（人名章）
1993年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