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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增先生：
　　您好！
　　无意间读到贵报关于“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在行动——访索赔行动发起人童增先生”的专访，不由使我回忆起自己童年的片段生活，心情难以表述，不知是喜是悲，那屈辱与悲愤所给我及家人带来不幸的往事例例呈现在眼前。
　　我叫张渝淇，1928年生人。我父名叫张俊臣，号士怡，家庭堂号张敬远堂。1937年，七•七事变时，我才十岁，上培才小学三年级，老家在山西灵石县苏溪村，西头坊胡同，故居是一个大院带花园尚未修好，附近周围的6所房子，都没有本宅修饰好，家里还有一顷地。日军来了，摧毁一切，房子虽未烧，但作为军营，其内部财产掠夺一空，例如：高级瓷器砸碎，铺上棉被在上边踩。
　　在山西附近，（说不好具体是哪，听老人说叫南门）有自营的织布店。（因为祖父死在南山，故父亲在南门开店铺，为叫老人有住宿）此布店在1937年11月被日军掠夺（这个消息是由代理人回津告诉的）。
　　在天津，我父亲本人在隆茂洋行任会计，自营大小当铺各一个，大当铺在南马路，叫义泰当，七•七事变掠空倒闭，小当铺在日中交界，叫协藏当。我父亲因遇事想不开，于八月初六过世，只留下我母女二人以小当铺维持生活，没过二•三年，因日政府提出没有不动产不能开典当，故而关闭。精神、物质生活的冲击无法形容。
　　时光流逝，但日军侵略者给我及家人，还有千千万万中国老百姓带来的不幸，以及直接或间接的残害是难以抹杀的。忆起往事，悲愤难抑。读过专访后，我激动不已，高兴我们国家有了童增先生以及各位发起的代言人，这场官司的结果如若合我们所愿，那即慰生者又慰亡灵，同时也是对侵略者的一种惩戒，［像］我这样年纪的人大都目睹过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我愿作这一罪行的见证人。
　　此致
敬礼

张渝淇
93.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