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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二年日本军国主义侵占我中华东北三省的罪行
向日本讨回公道以慰父母在天之灵

　　我父亲张魁恩，字远泽，是留日学生，归国后，一直在铁路上任职。在四洮铁路任工程处处长时，曾因抵制日本提供的劣质铁轨，得罪了一些日本人。九一八事变前，为开发兴安岭，任洮索铁路局局长，我家随他住在当时荒芜白城子城外跑局旁的大院里，事变当晚，该县县长刘鸣九得知消息后，即请父亲前去他家，商量要求日军来保护白城子，这种投降无耻行径，被我父臭骂而回，而刘不死心，又来我家劝降，我父气愤之极，和他打了起来，这样他俩结下了仇。没多久，时局相当紧张，有人劝他停止施工，遣散员工，他认为虽不能施工，但不能轻易放弃工作而逃。后财务科长携款潜逃，员工无法遣散，因此他先派人将我们兄妹跟母亲先送北京，而他一直与员工留守在白城子。每当日本军车通过白城子，他必将情况密告在黑龙江抗日将领马占山。就因他忠于职守协助抗日，被汉奸刘鸣九出卖，说我父是义勇军，家中藏有枪支，日军随派三十名日军围住大院来抓他。被捕时，他知凶多吉少，但毫无惧色，从容离家。日本人也认为他是有用人才，开始诱降，叫他当四洮铁路、洮索铁路、洮昂铁路、齐克铁路四条铁路局长，但被他严词拒绝。后用严刑逼降，我父亲更加不从，威逼利诱奈何他不得时，只好暂时关押等候鬼子上司处理。关押期间，他趁日方不备，闯暖器自尽，日军发现立即将他捆在床上，他不吃不喝，日本人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叫他回铁路局交待工作，三天后，被解往洮南大汉奸张海鹏处，由张出面劝降，当然亦无结果。最后我父惨遭杀害，年仅36岁。据父亲朋友说，我父亲不认贼作父壮烈牺牲，连他知情的日本朋友中，也有伸出拇指表示敬佩的。
　　我们兄妹五人随母亲逃难，住在父亲好友父母家中，我父好友王中实也是留日学生，回国后亦在铁路任职，他曾是四洮铁路材料处处长，亦因材料而得罪了日本人，很多日本人也认识他，当时他也在白城子，为兴安同盟公署负责人，他虽将员工遣散回乡，但他与我父亲同住在我家，为抗日留守未走。当得知日军抓他俩时，父亲叫他先化妆逃走，并托他说，如他遇难，希望他能收养我们兄妹。我父好友逃走第二天，我父即被捕。不久噩耗传来，母亲望着生病的大哥，抱着仅八个月的小弟，又遇小妹得上猩红热，母亲简直痛不欲生，死又不成，整日以泪洗面，哭声不断。这种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病困交加的悲悲切切滋味，在我童年的心灵中，刻下永不能忘的伤痕，这笔血债也无法忘怀。抗战八年，我全家随父好友流落到南方，他是八口之家，拖着我家六口，他虽在铁路上任职，可要养十四个人，还要竭力供我们上学，其困境任何人都会想象得出的。（当然我们有五个学生要靠学校贷金）我在中学读书时校长知道我家情况后，叫我在朝会上向同学们控诉，进行爱国教育，解放初期，我曾写信给松江省政府要求严惩汉奸张海鹏、刘鸣九为父报仇。但对日军暴行，始终无法讨还！斗转星移已六十三年，现在老人皆去世，我们兄妹也只剩下四人，家人记得在北京时，北京益世报曾登载过父亲牺牲的壮烈事迹，为此我两次去北京图书馆查找该资料，可因该报残缺不全未能查到。
　　现在有机会向日本政府讨回公道讨回血债，为父昭雪，这一点总是不过分的。百万美金也买不回我父亲的宝贵生命，可我们可用以做些有利国家建设事宜，以慰养育我们的父母和父亲好友在天之灵！

张帼英
张廷琦
张廷瑜
张嗣泽
1993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