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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增老师：
　　您好！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在一份杂志上读到您的壮举——发起声势浩大的国人向日本要求受害赔偿的行动。敬佩之情，油然而生。这不仅因为您从法律的角度，准备的阐述了中国人民向日本国提出受害赔偿的合理性，也不仅您作为千千万万饱受日军侵华之苦的中国人民的杰出代表，以自己大无畏的首创精神和足智多谋，挺身而出“为民请命”。更因为，我和我的父辈，两代人，都是日军侵华的见证，我们的家庭，正是典型的受害者。
　　1940年5月3日，我还是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当时，老家在四川涪陵，在那里，虽然还没有遭受侵华日军的铁蹄蹂躏，但是，日军的飞机轰炸，都是经常“光临”的。就是那一天，从已经被日军占领的湖南衡阳起飞轰炸重庆的日空军飞机，返程经过涪陵上空使用剩余的炸弹，对涪陵县城实施了“补充轰炸”。一时，炸弹嘶鸣，弹片横飞，房倒屋塌。不幸的是，故居——罗家园子正好中弹，房屋全毁，一片瓦砾，更为凄惨的是，外祖母和亲生姐姐惨死在野蛮的轰炸之中，我从母亲的手中被炸弹掀起的强大气浪掀出，埋于瓦砾堆中，因有屋梁木棒支撑，形成空隙，幸免于难，解除警报后，惊魂未定的母亲循着哭声将我挖出，真是九死一生！之后，位于重庆市中区较场口附近的旧宅（当时叫黄金桥），又在日机轰炸引发的大火中成为一片灰烬。国恨家仇，没齿难忘。［像］我们这样典型的日军侵华期间惨遭诸多不幸的家庭，在全中国何止千万，他们当然有权获得受害赔偿。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以无限崇敬的心情，深深地感谢您，童增老师——杰出的中华儿郎，愿您豪情永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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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队长：刘正固　顿首
壬申年霜降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