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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童增同志：
　　您好！
　　前几天，我看到2月3日的文摘周报第2版转载1月16日《蜀报》杨力文先生“向日本国讨公道”的报导，我们怀着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深仇大恨和对您的最大敬意读完了这篇报导。我们也希望能参加“一亿中国人坚决要求日本国受害赔偿的签名”活动。
　　我是宁波红星布厂的退休职工，1941年以后，我同父亲、母亲和妹妹住在上海英租界老白森路戈登路（原来是统一纱厂的家属宿舍）。日本人进上海时，工厂已停工，我母亲是统一纱厂职工，父亲在上海失业，那时上海戒严，整个上海不能通行，所以都关在家里，生活非常困难，日本人趁机拉夫去做苦工。说是去嘉兴嘉善那边建飞机场，我父亲也被抓去。当时，记得邻居有父子俩同时被抓去，音讯全无，邻居的鬼子因受不了那边的苦和累，终于逃回家中。他说那边非常苦，吃不饱，日本人非常凶，我们问他，有没有见过我父亲，他说没有见过，也没有见他父亲，以后一直没有消息。后来，戒严解除后，日本人接管了统一纱厂，他们要做工的是十七、八岁的小姑娘，由于我当时只有10岁，生活无着，与母亲一起带着5岁的妹妹回到了老家宁波。
　　由于我当时年纪还小，母亲迫于生活，对于父亲的去向也无从过问，日本人投降后，这一大批被抓去的劳工去向以及如何被残害的？是否被送往日本？我们不得而知。这次，我们看到童增等同志发起的“向日本国要求受害赔偿”运动，使我再一次激起了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无比仇恨，希望童增等同志把这一运动推进到使日本国正式谢罪和进行赔偿为止。为千千万万受苦者和被迫害的家属［伸］张正义。
　　如果这些情况对这次运动有用的话，我将把比较详细的资料提供给您。

受难者家属：朱云仙
1993.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