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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增老师：
　　你好！
　　去年6月中，我给你写了第一次信，因为没有确切的地址，信被退了回来。后来，我到省劳动局内查到中国老龄委全委会的邮编和详细地址，但又考虑到两个老龄单位是否在一起，怕信投寄不到，所以信就没再发出。
　　最近，我在吉林省出版的东西南北文摘月刊（92.10）上看到李佩钰写的《民间索赔潮》和四川出版的文摘周报，93年2月3日上转载《蜀报》杨力文写的《向日本国讨公道》两篇文章，都详细介绍了你和你的陈健等同志几年来为了给我们国家和在日本侵华期间千百万受害同胞讨回公道，你们不辞辛劳，“面陈人大、上表日相、四处奔走呼号”的爱国行动，使我由由衷感到敬佩和感激。
　　五十多年的国仇家恨，我原以为会从此冤沉海底了。由于你们“强烈的民族使命感”，使我重新产生了希望，因此我再次给你写信，请你让我在你们发起的“向日本国要求受害赔偿”的活动中签个名吧！
　　致以
最敬礼

梁珍
93.2.7

随此附上第一封信，请收阅

童增老师：
　　我名叫梁珍，是一个退休职工。退休前在四川省高教局（现是四川省教委）作机关行政会计工作。
　　在今年3月25日的《参考消息》上，我看到外电报道：我国外交部钱其琛部长谈到中国出现了要求日本实行民间赔偿的方向时认为，日本政府应妥善地处理民间受害者问题的消息后，我就想立即向有关方面反映我数十年来的心愿，可是向谁诉说呢？为这事我一直恨苦恼。
　　在今年5月8日《青年参考》和5月19日的《报刊文摘》上，我又看到以上两报转载王珣译日本《读卖新闻》关于“中国对日民间索赔问题”的文章，知道了您曾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递交过要求民间对日索赔的［议］案。一年来，全国各地已有一万多人签名赞成这一［议］案。因此，我写信给您，要求允许我也签上我的名字，赞成您的［意］见，并向您简单诉说下我的情况：
　　五十二年（1940）前，我还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女孩，在四川省南充县立女中读书。当时我家住在南充县城内，因躲日机空袭，学校都迁至郊外，我们的家也随着迁了一部分至郊区。9月3日那天，学校开学了，保姆带着我和弟弟梁植到城内校部办注册手续。刚刚进城，就听到放预行警报，于是我们就留在城内的家里，等解除警报后，再去学校注册。谁知午后不久，十多二十架日本飞机，飞临南充上空，对南充这个小小的十分偏僻的县城，进行了肆无忌惮的狂轰滥炸，我家租住的那座很大的住宅，顷刻之间炸成废墟，我的弟弟梁植（10来岁）和保姆（50多岁）被炸死，我也身受几处重伤，我家的财物更是尽被炸毁。本来我们一个完整幸福的家庭，转眼间就到了家破人亡的悲惨境地。五十多年，我对日本侵略者都怀着深仇大恨，即使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每当看见日本的太阳旗，心中就觉得反感，感到很不是滋味。但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总是应该服从国家利益的。
　　不过，我认为日本部分当权者并没有从战争失败中吸取教训，为历史教科书否认侵略的问题，日本官员几次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和当前参院强行通过海外派兵法案等等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和深切关注。
　　因此，关于我国民间对日索赔问题，我认为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工作。在“参考消息”3月份报道了钱外长谈话不久，“参考消息”又报道了日本外长渡边表示民间对日索赔坚决不予考虑的态度。当然即使日方转变了态度同［意］了赔偿，而金钱的赔偿，能使我们亲人死而复生，丧失了的家庭完整幸福，能够重新获得吗？正因为这样，我要求民间对日索赔工作，一定要坚持到底，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致以
敬礼

四川省教委退休职工　梁珍上
1992.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