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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增同志：
鉴于一九三一年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妄图吞并、灭亡、奴役中国人民，称霸世界，打着“大东亚共荣”的旗号，悍［然］发动野蛮、残酷、毫无人性的大规模侵华战争，在这次战争中，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实行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对待还未侵占的领土实施空袭，狂轰滥炸，日本法西斯空军的目标：是手无寸铁的中国国民，给中国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
由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崇洋媚外，毫无骨气，实行不抵抗的卖国政策，为日本法西斯侵略军的长驱直入大开方便之门，将大片的中国领土拱手奉送给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者，陷国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日本侵略军侵占汉口未费吹灰之力，本人全家五口和舅父母等逃离汉口到宜昌居住在三条街，哥哥、舅父、表哥等靠理发也勉强为生。
一九四零年（民国二十九年冬月二十日），阳光明媚的早晨八、九点钟左右，日本法西斯空军突然飞临三条街上空，低空俯冲，狂轰滥炸，死者不计其数，伤者惨不忍睹。陶舒路与三条街相接，是个人口密集的商业区，根本没有什么军事目标，日本飞机又是低空飞行，能见度极高，这可证明日本法西斯空军，确实是故意惨无人道、残杀中国老百姓，以此为乐，为战利品，这就是法西斯强盗的所作所为。
在这次空袭中，我一家五口被炸死四口：母亲：袁管氏肠子炸出肚外，大腿炸飞，双眼炸出眼［眶］，似被挖出一样，其状惨不忍睹；哥哥：袁永照，15岁炸得尸骨全无；二弟袁永树，十岁横躺在地下亡故；三弟袁永森，八岁，尸体炸得无影无踪；唯有幸存的我袁永江，十二岁，脚背和耳根部各被炸个洞，住进医院，成了孤儿和聋子。
日本侵略军侵占宜昌未遇任何抵抗，毫不费力。宜昌本来就是个不设防的城市。
本人投靠舅父母等一家逃过江，江对面尽是山，跋山涉水，历尽千辛万苦，逃到湖南长沙，谁知长沙亦未幸免战乱，全城被火烧光，一片凄凉景象无法生活，无奈只得逃往湖南常德。在城外大河街租一店铺《华南理发店》度日，日本侵略军又进攻常德，我等逃过河，躲在乡下，因这次日军进攻遭到余成万部队的顽强抵抗，双方伤亡惨重，日军进攻不成撤走。回常德时，大河街成了一片废墟，无法为生，随舅父母等到沅陵，下南门国际理发店帮工为生至一九四五年日本国宣布投降。
四六年随舅父母等搭乘难民船返回汉口帮工为生，现已退休。日本国投降五十多年了，直到如今不给中国老百姓以受害赔偿，是极不公道的，是难以容忍的。怎么样世世代代和平下去呢？
战后因日本国本土战前未受多大损害，加之掠夺了中国的很多财富，又经日本战后民主政府的治理，因为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理应与一九四五年前的法西斯政权有所区别，承认是法西斯军国主义政府所发动的侵略战争是非法、罪恶的战争，向受害国国民谢罪，赔偿受害人民的损失才是道理。可日本政府以1972年中日建交时中国政府放弃国家要求日本给予战争损失赔偿为由，认为战争的赔偿问题已经解决，迟迟不给我国人民的受害的赔偿而使我感到失望。
我于1993年2月3日四川日报主办出版的一份《文摘周报》上看到《向日本国讨还公道》的一篇文章后，才知道童增同志为祖国、为千千万万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伤害的同胞不辞劳苦而奔忙，在报刊上发表了《东欧各国重提战争赔偿给中国的启示》的文章，论述了战争损失赔偿与战争受害赔偿的区别。
祝你［阖］家身体健康幸福

受害人：袁永江

籍贯：江苏扬州北乡槐泗硚王巷人氏
现住湖北大学服务楼66号
复信请寄湖北大学汽车队黄宇学转交袁永江

邮编430062
1993年3月

注：我1993年2月25日已写信到北京日本驻华使馆，呈述遭受的苦难，要求给予受害赔偿。

在你们的努力下，对日索赔问题成为1992年3月召开的七届人大五次会议讨论的热门话题，并被列于正式提案之中，1992年4月江泽民总书记在访日前答记者问，放弃国家要求日本给予战争损失赔偿，但是对民间要求赔偿的动向不加限制，这就得到了国家的支持和认可。
你一批批地接待从全国各地赶到北京的当年日本侵华战争中的受害者，热心为他们安排食宿，一趟一趟去日本驻华使馆，替受害者递交材料，为劳工、为被迫给日本军当慰安妇的受害者向日本索赔的精神，我们由衷敬佩。
1991年8月开始至今发起了“向日本国要求受害赔偿”规模浩大的签名活动。去年三月又向日本新闻界发表一封致日本国会的公开信，称：将征集一亿中国人坚决要求日本国给予受害赔偿的签名，直到日本正式谢罪和进行赔偿为止。
中国外交部1992年3月11日发表讲话说：日中战争中的民间受害可直接要求日本赔偿损失。由于我经济无力，不能来京办理此事，只好写信拜托童增同志办理此事，则不胜感激万分。
此
致
敬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