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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增同志：
你好！
我是四川省重庆市长寿孙人生於公元1910年在长寿孙洪湖区三合乡鹿池村邹家塆一个贫农家庭里，从1911年推翻满清王朝后，四川被军阀割据，股匪成群，民不聊生。在1923年，我家受地主卢辉卿迫害无法在乡生活下去，遂於1927年2月与父亲商议率全家八人到重庆市谋生，父亲在路途得病，到重庆器口姨夫家三天，医药无效去世，母亲长期患支气管炎咳嗽病，生活都不能自理，七口之家的重担就落到我和爱人唐淑德身上，弟妹四人还小不能工作，家住临江门地区多年，在抗日战争期间全国很多大城市相继沦陷，当时国民党政府各院部委已迁来重庆，这时重庆定为陪都，是全国政治军事经济中心，蒋介石已来重庆指挥抗战。在1939-1943年期间，我早已在重庆四川省营业税局工作，家住临江门吉祥寺街二号三楼时被日本飞机轰炸重庆时，一颗炸弹正中我住房，将我全部木器、用具、衣物等件炸毁，这时只能去投亲靠友。在同年7月13-15，三天三夜日本飞机继续不断前来轰炸，我胞弟邹荣宽是建筑工人，同他师父陈海泉一起在南纪门修房子，晚饭后回家走到十八楼就放警急警报不能通行，就到十八楼观音岩防空洞躲避，进洞后人多拥挤，兼之洞门被人关锁在洞内，时间过久窒息死亡，此洞与较场口石灰市第三模范市场相通，这是日军继南京大屠杀后又一震惊世界的重庆大隧道惨案，当惨案发生后，国民党当局全市断绝交通，就用大军车将死亡的人运往天门河边用大木船运往江北黑石子唐家沱一带，叫士兵挖大坑掩埋这次惨案死亡八九万人。在十八梯较场口附近木货街、衣服街、草药街、老瓷器街、羲市街、走马街、百子巷等街，有的已全家死於洞内，在洞内死人身上的金条金首饰，银元、手表等贵重物品，收集用大箩筐装，不知这些贵重物品如何处理从未听说，待警报解除后，我胞弟的师父见他未去上班，派人来我家询问，未能回家才得知他死於观音岩防空洞内，过去他们也在那里躲过，当我全家闻此噩耗，痛不欲生，特别是我母亲哭得几乎死去，我只得善言相劝，安慰弟弟已［经］死去，你今后的一切仍是由我全部承担，固兄弟正学艺出师几月，挣工资时遭此不幸，无不感到悲伤。解放后，我在民权路美廉商行工作，由于我家住临江门地区多年，群众很了解，我本陵户籍，李志英同志在本陵了解后来我家，我协助公安机关摘社会治安工作，接着派出所韩队长又来说，我当即同意，不久成立所治安委员会，被选为所治安委员兼三段治安组长及1、2、3、7，四个消防大组长，识字为改为夜校，又被选为第一业余夜校长，51年一区人民政府号召创办民校以解决广大劳动人民子女就学，我又被选为临江门小学校长，到82年退休。这时老伴在78年时患脑溢血去世，遂移居成都量［器］具总厂与两个儿子一起同住和生活，大儿子邹孔金是该厂千分表分厂装配技工工长，二儿子邹孔锐是总厂财会处成本会计负责人，女儿邹孔荣是江油市长城特殊钢公司高级中学校医生，我上月在成都家里阅读四川文摘周报二月三号期刊“向日本国讨公道”时才得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侵华给我国人民造成受害赔偿是你同陈健等五位同志在主持办理，同时已知道你们给受害者做了很多工作，我们不知怎样感谢你们，因为我是在重庆发生的，我已於本月上旬乘成都到重庆的快车，了解重庆过去受害的是如何在办这件大事，我到重庆探亲访友都说不知道，因此我根据文摘周报登载有关资料向你写信联系，同时向日本国政府首相宫泽喜一阁下提出要求给我家造成家破人亡的损失，人命赔偿800万日元，财物赔偿200万日元，共计1000万日元，请你阅后转交日本国驻北京大使馆转交日本国政府，因我今年已83岁了，腿又患白内障，写点材料很困难，同时向你联系今后重庆这一工作如何推进，可否在北京设立日军侵华民间受害赔偿总会，全国其他大城市被日军占领或飞机轰炸受害赔偿分会，各分会把受害者统一起来形成整体，给日本施加压力，才能得到早日解决，但我不了解你的情况，因为我鉴于英、法、美三个老牌殖民主义者，由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巨变，苏联解体，对我们国家在香港回归祖国台湾统一大业上造分裂，党和政府正在领导全国搞改革开放，同时我很希望把民间受害赔偿问题在全国各地抓起来，以上建议是否有当，请给我一回信。
重庆临时通信处　重庆市中区凯旋路22-9号3-1号交罗家顺同志转邹汝栋收
成都永久通信处　成都量［器］具总厂千分表分厂邹孔金转交邹汝栋收

受害人　四川省重庆市中区临江门小学退休校长　邹汝栋上
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