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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华战争赔偿问题重掀波澜
侯占清说——我要赔！
（内部资料）

　　一九七二年中国政府放弃了要求日本赔偿战争损失的权利，估计那笔巨额赔款至少在500至1000亿美元之间，相当于那时中国两年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然而，时至今日中国民间依然有人陆续不断地提出了对日索赔问题。
　　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五日，联合国人类资源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邵子平召集美、英、日、德30多名学者在南京金桥饭店举行声讨日军暴行的会议。现住南京玄武区碑亭巷85号的侯占清老人作为受害者，他在那次会上向美联社记者讲述了他要求日本赔偿的理由。会后，侯占清同他的亲属表示，他们准备立即在南京成立一个民间债权人团体，以便采取联合行动。
　　湖北东风汽车贸易公司的李固平、上海医科大学的鲍戈、北京中国老年科研中心的童增和福建中医药研究所的林信舒，早在数年前便是民间对日索赔运动的倡导者，他们的活动已在各地产生影响。另外据悉，东北三省几所高校均有人撰文探讨索赔问题。鲍戈对于他称作“国际惯例，独我特例”的这一事件作了有关维护民权和推动政治改革方面的新解释，并对政府不惜以放弃赔偿要求为代价而急于同“那个一直觊觎邻国门户的东方帝国”建立外交关系表示不解。认为建交的时机和步骤尚欠成熟，因而引起了争论。一般法学界人士坚持认为这仍是一个法律问题，即政府所放弃的债权并不包括民间当事人的债权，日本没有理由拒绝赔偿。
　　目前，在继中国代表王起桢出席了东京第三届对日索赔国际研讨会之后，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刘彩品等数十名全国人大代表已表示准备就对日索赔问题向人大正式递交提案，这是人大内对于当年中国政府未经人大表决而放弃了日本战争赔款所作出的首次反应。可以预见，这将成为中国自一九八九年六月以来的一个新的政治热点。然而，一些曾经致力于对日索赔的人却都因此遭受过公安部门的传唤、拘留或逮捕。譬如亲身经历日本花冈惨案的中国劳工耿谆等人因索赔而被捕就是一例。那么，现在侯占清又提出要求日本赔偿，并在南京广泛联络当年日军大屠杀事件的幸存者，他的命运又将如何呢？侯占清一家被日军杀害了四人。房屋化为灰烬，赔偿金额必定不下数十万美元。他的利益能都保证不受来自任何方面的侵害呢？这些问题人们正拭目以待。

（钟霜明）

日本赔款不容放弃
——上医校园访鲍戈

　　明年是中日建交20周年，估计有关日本侵华战争赔偿问题的争议将日趋表面化。于是我专程前往上海医科大学采访鲍戈。他是民间对日索赔运动的主要支持者，又因频繁参加政治活动而成为一个敏感人物。在上医一个从事医学动物实验的部门里我找到了他，请他谈谈一些人们感兴趣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重提索赔是否违背《中日联合声明》，鲍戈不假思索地迅速回答道：“1972年的《联合声明》只能表明中国政府已经放弃了要求日本赔偿战争损失的权利，主要是指因战争而遭破坏的国家资源和国家财产的那一部分损失，但并没有剥夺中国老百姓的私人债权。这是一个被长期忽略了的法律问题，因而给人以不容重提索赔的错觉。”
　　接下来我们谈到了索赔是否会影响中日关系。鲍戈认为：日本不会单方面疏远中国，因为它要利用中美之间的政治及贸易方面的矛盾来加快占领中国市场，并对中国的外交施加影响。日本会对中国民间对于政府的压力表示理解，它从不怀疑自己对于中国内政所面临的问题的洞察力。何况向中国民间受害者进行部分赔偿，［像］台湾、香港、朝鲜的一些受害者得到赔偿一样，能有利于改善日本在亚太地区的政治形象。
　　最后，鲍戈再一次强调了索赔对于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特殊意义。鲍戈说：“政治改革往往是由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深刻反思而引发的。当年处于文革时期的中国政府在放弃日本战争赔款时无视民意和全国人大的宪法地位，这难道不值得反思吗？现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绝不意味着就不要深层次的政治改革了。民主、人权并非资本主义的专利，保障人民的言论自由、维护人民的合法利益、引导人民以国家主人的态度来参政、议政，这些正是我们进行政治改革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必要的民主实践，是防止大跃进式民主的最好的免疫机制”。
　　我的简短采访在这位目光炯炯的年轻人的发言所留下的深刻印象中结束了。他把一个鲜明的观点摆在了我们的面前，那就是——日本赔款不容放弃。那么，我们又该作出何种反应呢？

（余斯悯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