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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增同志：
　　您好！
　　近几年由于您的辛勤工作，“二战”受害赔偿活动日渐高涨，并逐渐纳入法制的轨道，我这受尽日本军国主义摧残，行将入土的人，还有人为我们奔走呼号，向日本讨还公道，这使我深深感到：中国后生可畏，也感到了祖国的强大。
　　我叫范庆云，74岁，是济南市历城区港沟镇安家村村民。1942年秋，被济南的汉奸机构“洛阳公馆”抓了壮丁，同年冬由青岛东渡，押往日本做华工。先是在熊谷组的地方，做疏浚河道的苦力，后又转押松本市做同样的工作，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回国。在四年多非人的环境里，衣不蔽体，食不裹腹，整天在日军刺刀威逼喜爱，做难以承受的苦役。1944年冬季，在当时只能用木灰止血，破布条包扎一下，忍痛照常干下去。当时不能干活的病号，一旦进了病号房，没有一个能活下来的。他们在病饿的双重戕害下离开了人世。人死了，只是往火堆里一扔了事。当时与我同行的17个济南人，16人死于非命，苍天有眼，留下了我这个为弟兄们伸冤的人。
　　战后日本农业发展迅速，其中饱浸了中国人的血汗。他们的许多农业基础设施都是由中国人的无偿劳动换来的，在漫无边际的农田基本建设的工地上，到处都是赤脚光膀的穷苦华工，在日本的土地上，仍然埋着我残断的半截手指。我们的青春年华献给了大和，而大和给我们的却是无情鞭笞。我已是古稀之人，给我们养老的应该是日本，而我年年月月都享受着祖国的补助。我们要求受害赔偿，决不是一两个钱的小事。当时日本投降，美军占领其领土，他们的商店，仓库，设施，设备无人管理，我们秋毫无犯。今天要求赔偿，要的是中华民族的荣誉和气节，证明中华民族不是愚昧的群体，也不再是任人宰割的民族。每当我领导国家的补助金时，内心总是惶惶不安：我们的青春年华献给了日本，年老了却要由自己的国家养老，难道我们没有能力得到应得的补偿吗？
　　现在中日友好，而且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是两国人民梦寐以求的好事。但是，此间一切有好都是以平等，互尊为条件的。如果认为要求赔偿就是破坏友好，那么这种友好也是不真诚的，不公正的。中日两国都有“账目清，好弟兄”的颜语，中日友好必须做到账目清。
　　今寄上一份当年回国在青岛登路时由民国政府发的归侨证一件，请您依照国际法的准则递交日本政府，我与家人将不胜感激。
　　祝
您健康。

范庆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