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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日本要求受害赔偿建议书

　　根据《国人向日本要求民间受害赔偿的发起人童增》的意见书及国际法规定，结合本地区实际受害惨景，在1931年－1945年日侵华时期，全国数亿同胞蒙受日军奸淫掳掠，滥炸烧杀，骨肉横飞，日军的似虎如狼，非人作为，它的清乡政策，大扫荡政策，三光政策，这些残酷暴行，中国人民及国际法律所不能容忍的。例如鞋塘镇杨村村付金荣的父亲付得兴，到曹宅镇去买米，看到一位亲戚被日军抓去，付得兴就设法前去保释。不料日军先问：“你叫什么名字？”，付得兴回答：“我叫付得兴。”日军将中共八大队探子名册一查，上面付得兴姓名，日军马上翻脸，认为是中国八大队便衣探子，立即用汽油浇身，点燃又［浸］水，又浇汽油，这样经过数次，活活把付金荣父亲付得兴烧死（时间是1941年6月24日）。父死时长子才14岁，次子7岁，幼子三岁，其妻由于付得兴之死，悲痛过度，日夜痛哭，不到三个月也相继身亡（于当年9月8日死亡）。
根据童增同志材料意见，结合国际法规定，在日军侵华时期有1000万平民被日军疯狂的戮杀和伤员，有权要求赔偿上所诉之例；
难以数计被日军残暴蹂躏的中国妇女有权要求赔偿；
被当作试验品和死于细菌武器下的同胞们有权要求赔偿；
在日军狂轰滥炸中家破人亡的人们有权要求赔偿。例如孝顺仓库及无量寺（当时杭州私立清华中学校址）等。
为了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为了减轻日本人民的负担，在20年前，1972年9月29日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与日本国政府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内称：“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这里，中国政府只是放弃了政府之间的战争赔偿，而从未放弃民间的受害赔偿，这是有据可查的事实。
此致
童增同志

具建议书人：付金荣（手印）
何宝林（手印）
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民间受害索赔登记表

注：据几多受害，几多赔偿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