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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增同志：
　　您好！
　　我是宁夏银川市长城机器制造厂的工人，偶然看到1993年2月3日的“文摘周报”，上面有一篇题为《向日本国讨公道》的文章，报道了您为在日本侵华期间受害的中国人民讨还公道，［伸］张正义的事［迹］。为此您不辞辛劳积极奔走，大声疾呼，这种强烈的民族责任感深深感动我们，人民会永远记着您，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直接受害者，深深地感谢您。
　　我的父亲绍德荣，浙江宁波人，1943年在上海被日本人强行抓到日本挖煤当劳工，受尽奴役，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而母亲带着出生只有几个月的我到宁波乡下，依附外祖父家度日。直到日本投降，父亲总算活着回到祖国。不幸的是：他在日本当劳工时已患上了肺结核病。由于生活困难，无钱医治，病情越来越严重，终于在1956年，只有三十多岁的父亲就抛下母亲和我们兄妹三人去世了。当时，我不满十四岁，小妹只有七岁，幼弟出生只有8个月，母亲是个目不识丁的家庭妇女，孤儿寡母，凄惨极了。现在想起来，仿如昨天，真是不堪回首。家里生计无着，我是长子，只能辍学在家，帮母亲贩点水果、蔬菜，沿街叫卖，赚几个微薄的收入，不够糊口。所以到1958年，不满16岁的我参加了上海支宁队伍到大西北来，直到如今。几十年来，母亲为了我们兄妹三人，终日操劳，过着辛酸的日子，这一切都是由于日本侵略中国，给我们带来的巨大灾难，留在我们心头的阴影是永远也无法抹拭的。像这样家破人亡的惨像，要求受害赔偿也无法泄愤。
　　由于父亲去世时，我们兄妹都年幼，又经历了几十年的光阴，我们不知如何取证写材料。望您在繁忙之余，给我们一些指点。
　　我们一家对您的敬意是无法用语言表示的。
　　敬礼！

邵孝庸
1993.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