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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增先生：
　　我看了《读者文摘》1992.10上李佩钰先生写的《历史没有忘记——国人向日本要求受害赔偿纪实》文章，表明了中国人民的正义立场，我完全表示赞成和支持。我对你所做的伟大工作——向日本要求受害赔偿表示由衷地钦佩！
　　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侵略者发动的侵华战争，使中国人民蒙受了千年未有的劫难，我家就是其中之一。
　　我家原有祖母、父母亲和哥哥。父亲本在杭州铁路上工作，一九三五年生下我，取名杭临，全家靠父亲工资生活。因为日本侵略，父亲不愿做亡国奴，便带我们全家迁到湖南冷水滩铁路上一个小厂工作。由于贫困交急，他病死在冷水滩。我弟是在父亲死后出生的，称作“遗父子”。后来，母亲带我们到桂林雁山投靠亲戚。日军逼近桂林时，亲戚走了，哥哥随当时的一个中学师生走了，母亲带领祖母、弟弟和我向西逃难。我们逃到金城江已沦陷了，我们的财物——衣物，包括毛毯、皮衣及首饰，全被日本鬼子抢去，顿时一洗如贫。从此，我们靠挖野菜、釆红薯叶充饥，靠捡些马路上的破烂衣物御寒，一家人在死亡线上挣扎着。
　　有一天，灭顶大灾降到我家。一九四三年，日军战败溃退，我们这些难民又不知当时情况，母亲照样带着我出来挖野菜，遇上十几个日本鬼子，一下子把我母亲拉走了。母亲在哭喊着，我也哭喊着，但一切都无济于事，母亲被抢走了，我在后面哭着，跟着，日本鬼子却用枪对准我，说如果你再来就杀了你！我只好站住，看着日本鬼子把母亲拉到一个小房子……。从此，母亲再也没见着。几天之内，奶奶急瞎了一只眼。剩下奶奶、弟弟和我，老的老，小的小，难民们无能帮助我们，我们又不是当地人，这怎么生活啊！
　　日本鬼子撤退了以后，有一位中年男子帮助我们三人继续沿公路往贵阳方向步行。我背着弟弟、奶奶［拄］着棍子，走啊走，好不容易才走到一个小镇，在一个小饭店门口歇脚，我看见里面一位中年客人在吃饭，我肚子饿得呱呱叫，我跟奶奶说：“我好饿啊！”奶奶说“没钱吃饭呀！”那位中年客人看看我们奶孙三人口音不对，不像是本地人，就脱口问了一句：“为什么要饭呀！我看你们就不像要饭的。”我奶奶就向他述说了我家的种种遭遇。这位中年人很同情我们，立即叫饭店为我们三人弄了一顿饭吃。这是我自逃日本鬼子以来吃过的第一顿饱饭。这位中年人了解到我父亲一直在铁路上工作，并且是一位工程师，他说愿帮助我们坐汽车到独山，那里有铁路，可以去找我父亲的同事，然后再去找叔叔、姑姑们。我奶奶对他千恩万谢！
　　到独山后，我搀着奶奶摸到铁路站上，奶奶逢人便问：“先生，你认识周树藩（我父亲的名字）吗？”最后终于问道一人认识我父亲，奶奶便向那人哭诉我家遭遇。那人非常同情我们，说：“没想到周工程师去逝后一家遭了这么大的灾难，日本鬼子真该千刀万剐！”他安排我们三人在铁路上一个破车皮里住下，说慢慢帮我们找亲人。我记得那时我们吃过美国救济粮，美国医生还为我们看过病。后来，我长大了才知道是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美国人民为救我们这些穷苦老百姓，做了大好事。我们是当时受救者之一，我们应该感谢罗斯福总统和美国人民。终于有一天，我父亲的同事来跟我奶奶说，他看到报纸上登有我姑姑、姑父、叔叔寻人启事，知姑姑、姑父已到贵阳。他还为我们买好去贵阳的汽车票。就这样，我们到贵阳找到了姑姑、姑父。不久，我的叔叔由重庆到贵阳把我们带走。
　　在我一生中最困难时期先后有三位中年男子无私地、真诚地帮助了我们，救了我们。如果他们还健在的话，一定是年过古稀，可惜我那时太小（还不到十岁），连他们姓什么都不记得了，但在心中永远感谢他们！而日本鬼子给中华民族所带来的灾难，给我家所带来的灾难，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个女孩子，从小失去了父母，心头上的创伤无法弥补，在人生道路上所遇到的种种苦难，亦非常人所能想象。现在我虽年过半百，但我仍常梦到当年的恐惧，半夜惊叫醒来，夫君问我怎么了？我心中［黯］然无言以对。
　　现在是20世纪90年代，国际国内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无论发生怎样的变化，国际法准则仍在国际事务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从国际法准则角度来说，中国人民有权向日本国提出赔偿的要求，日本国也应该向中国人民赔偿。
　　我注意到日本天皇访华的报导，日本天皇没有明确向中国人民谢罪，也没有承认向人民进行赔偿，这使我心中非常愤慨！我在此向你表示，我愿加入你所领导的中国民间“索赔”浪潮中去。
　　向日本索赔是件充满爱国主义和民族使命的伟大斗争，必须坚持下去！
　　我希望得到你的回信，现在“索赔”工作有新进展吗？
　　致以
崇高的敬意！

受害者　周杭临
1992.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