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扫描序列号:s1517
写信日期:1994-01-16
写信地址:福建省福州市
受害日期:信中未提
受害地址:福建省南平市
写信人:王贺林
受害人:南平市百姓
类别:轰炸、细菌和化学战(AB、BC)
细节:日本侵华期间不断的向南平市进行轰炸又投放细菌使南平各乡间突发严重的瘟疫。现附上复印资料一定要让日本政府赔偿。
童增同志:
您好!
我在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六日给您寄去《抗战时期日机轰炸南平的忆述》,谅已收到。
今天,我受洪加祥同志写的的《中国浙东上空的黑太阳》和《第一颗细菌炸弹落在中国》及《浙江日军“慰安所”大[曝]光》等三篇文章中得到启发,也在最近收到的《南平文史资料》中发现当时日军入侵福建省福州市后,对闽西北的重要山城——南平,在难以占领的情况下,不断地对南平市区进行轰炸,又在各乡间投放细菌,使南平各乡间突发严重的鼠疫。据《南平文史资料》纪实,当时南平各乡间患鼠疫死亡人数达三百多人。今将复印资料附上。
日本军国主义者,欠南平人民的血债,一定要叫日本政府赔偿!
最近,香港索赔协会强烈要求日本赔偿,并呼吁联合国,若日本仍不道歉和赔偿,不能让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
童增同志!如需要我做什么事,请来信告知。为感!
祝您
万事胜意
王鹤麟
94.1.16
因我退休在家,请寄:
邮编:350001
福建省福州市凯凝铺21号
王鹤麟 收
抗战时期日机轰炸后发生在各乡村的鼠疫
《南方日报》1942年12月3日报道:“本县大凤镇南山乡,于今年6月间遭鼠侵袭,死亡200余人,继而延及大凤镇,乡民无知,祈神驱灾,大做‘普渡’。今则疫势转炽,日来大坝及游厝两地,每屋均死亡二三人至五六人不等,连日仍发现死鼠无数……。”
1942年秋冬,茂地乡宝珠村发生鼠疫,死亡百余人,约占村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有的人遭受鼠疫,全家覆灭,家破人亡。该村村民卢选兴,一家4口,妻、子、女因鼠疫死亡后,自己也无望上吊自杀。有个姓叶的村民,一家10口,得了鼠疫后,死亡8口,留下两个年幼(8岁和10岁)的子女,无法生活,投亲靠养。鼠疫爆发,正值秋收大忙季节,通常在这个季节里,农民都是起早摸黑,早出晚归,忙于秋收。但由于鼠疫流行,村民普遍心灰意懒,无心生产,学生不敢上学,小学被迫停课。天没亮不敢起床,天一黑就把门关上。村头巷尾,冷冷清清。
1942年7月,下道、徐洋、鸠上,鼠疫流行,患者90人,死亡79人。1943年秋冬,夏道镇文天、水井窠、张坑、茅坪一带爆发鼠疫,头尾两三个月,一连死亡18人。茅坪村(地点即现在夏道畜牧场),当时有4户26人。鼠疫流行后,死的死,跑的跑,从此,绝烟倒村。该村有个雷长老,一家七口,遭鼠疫侵袭后,几天内鸡子和家人相继死亡4人,留下伯公和两个女儿躲到茶林窠去。最后病死的人连尸体都没有人敢去收拾。躲到他乡,还要偷偷地躲。因为从疫区跑出来的人是不受欢迎的,被人知道后,会把你赶走,怕你把鼠疫并传染给人家。
说起鼠疫流行,不寒而栗。开始是老鼠得病,大量死亡,以后从老鼠传染到人。人得了鼠疫,开始突然发冷,继而高烧昏迷,淋巴腺肿大,俗称结核。一般热得病,三两天就死亡。这种鼠疫名为腺鼠疫。
此文发表在《南平文史资料》第十四辑
纪念香港沦陷五十二周年
五百人集会游行索讨赔款
香港讯 日前,约五百名香港索偿协会成员,在遮打花园集会,纪念香港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被日军占领沿途大叫口号,游行至日本驻港领事馆向日本首相和驻港领事递交请愿信,重申要求日本政府落实兑换五亿四千万元的军票,并公开道歉。
香港索偿协会主席吴溢兴指出,四一年十二月日军占领香港,正式陷入三年零八个月。在此期间,日本政府共发行约十九亿元的军票,强迫香港市民用港币和黄金等兑换,目前香港二千九百多个家庭共拥有五亿四千万元军票。然而,日本大藏省等政府部门计算,若兑换军票也只会补偿一部分。而该会是不会接受的,他们会委托国际认可的专家再计算补偿的数目。吴溢兴强调,德政府于战后都有对所有犹太人受害者作出补偿,故他呼吁联合国,若日本政府仍不道歉和补偿,不能让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
浙东上空的黑太阳
1942年9月21日,一架日本战斗机在浙江崇山村上空扔下一颗声响不大的炸弹就飞走了。
一个星期后,崇山的村路上和农舍里,出现了大批老鼠,并无故地死了。紧接着,村中出现了第一位病人,这位外号叫“老虎”的壮汉,由于口渴和连续莫名高烧,被抬到了当地中医师王道生家中。王医师左看右看,竟没一点效果,“老虎”也莫名其妙地死去。第2天,替“老虎”治病的王道生夫妻两也不知怎地,突然口吐白沫死了。紧接着,崇山村一天天地开始死人。这些人平时都是身强力壮很少生病的健康人,而这次突得怪病,不是腋下与腹股沟淋巴肿大,面孔潮红如酒醉似的,就是口吐白沫、咯血而死。多数人发病仅四五天就死去,少数一发病就一命呜呼。整个崇山顿时成了人间地狱,到处是凄惨的号哭声。
佛堂区区长周树营慌了,一边赶忙组织抢救,一边向义乌县长章钧呈上十万火急的报告:
义乌县县长钧鉴:职区崇山江湾一带于本年9月29日(农历八月二十)起发生鼠疫,蔓延甚剧,现在疫势猖獗,有增无减,总计死亡不下300余人,较诸去年城区尤为严重,为防止疫病蔓延起见,业已令乡长王芝乐、王文格等迅速向防疫委员会,并举办病人隔离注射防疫针,对死者妥善理葬……
1942年11月18日上午,一支日寇快速部队突然包围了仍是一片“万户萧疏鬼唱歌”的崇山村。他们穿着皮样防护衣,全身喷着药水,撒着药粉。在汉奸王甲法的带领下,他们见人就抓,见房就烧。
现年63岁的王润华,当年躲在石臼里,没被鬼子发现。回忆起当年的恶梦,流着悲哀的泪水说:
“当时,鬼子把那些幸存者用绳索一个个地拴在一起。在刺刀的逼迫下,接受身穿皮衣皮裤的日寇的所谓身体检查,检查后,又给大伙儿吃药和喷药水,接着,拉上这些人去了山林寺。”幸存者吴老太说:“那天我是给患病的丈夫送饭去的。到了山林寺,一进门就吓坏了,鬼子把王关夫未过门的媳妇吴小奶缚在木椅上,裸着上身。一个戴着口罩的鬼子用一把刺刀,把吴小奶的胸膛剖开,顿时鲜血如汪,残暴的鬼子迅速把她仍在跳动的心肺取了出来。可怜的吴小奶临死前,双脚还在不住地乱蹬!当时,我吓得昏倒在草丛边,醒来时捂着呕吐的嘴逃离了山林寺。”
鲜血染红了佛教的大殿,死尸堆在大殿前的青石板上,像一座座小山……
1991年8月11日,日本静冈县的中学教员森正孝、日本《每日新闻》记者竹田昌弘、广岛电视台女记者尾崎折美子和盐釜市白荻町银行职员职川良谷来到中国。其中森正孝在日本是大名鼎鼎的“日本侵华军细菌试验战”的调查专家,已第五次来华,从北方一直查到了南方,最后终于发现了“黑太阳731”死光聚焦在江湾乡一个小小的山村。
义乌市防疫站退休医师王达,几十年来边行医,边致力于对江湾乡各村及崇山村进行细致而翔实的调查。
当日本客人找到这位历史见证人王达先生时,王老向日本调查团首次公布了自己调查多年得出的一组血淋淋的数字。1942年9月,侵华日军731部队和容字1644部队,在中国崇山村进行了首次大规模的灭绝人性的细菌人体试验。由飞机空投而发生的鼠疫在崇山一带流行了2个月,全村发病391人,死亡386人,有19户人家灭绝,一个千余人的村庄,劫后人家所剩无几……
1946年8月29三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举行庭审时,前日军731部队孙吴支队长也透露:该部队曾在中国土地上使用过细菌武器,时间是1942年,低点时浙江一带,方法是用飞机投细菌弹,散播淋巴,腺鼠疫……
(周摘自《西湖杂志》第6期 作者洪加祥)
韩政府补助从军“慰安妇”
这不与日本政府的措施等同
新华社上午供本报专电 韩国外务部官员6日说,韩国政府决定对二战期间被强迫充当日军“慰安妇”的韩国妇女予以补助。
这位官员说,政府将根据本人意愿指定生活保护对象,并向保护对象每月提供5至10万韩元(约合64至128美元)的补助金,同时保护对象可以享受免费医疗。
截至1992年底,韩国已申告的“慰安妇”人数为450人,其中从军慰安妇211人,其余为从事劳工的慰安妇,已申告的从军慰安妇中幸存者为103人,当地史学家说,二战期间,日本强迫10万至20万韩国妇女充当慰安妇。
对已死亡的从军慰安妇,政府将付给其家属一定数目的安抚金,从事劳工的慰安妇暂不列入保护对象。
外务部官员说,韩国政府采取这一措施,使因为大部分充当过从军“慰安妇”的人生活贫困,急需救济,这不与日本政府的措施等同。
18名菲“慰安妇”正式向日本政府索
要求对所受苦难作出公正答复
新华社上午供本报专电 菲律宾18名前日军“慰安妇”2日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起诉,要求日本国赔偿付给她们3.8亿日圆(约合318万美元)。
这是菲律宾首批在二次大战中遭受日军士兵蹂躏的前“慰安妇”正式向日本政府索赔,18名妇女在起诉书上签了字,2名妇女代表当日抵达东京递交诉状,1名83岁的妇女说,她来东京目的在于“要求对她们遭受的一切苦难作出公正的答复”。
历史学家们认为约有20万名菲律宾、朝鲜、韩国、中国、印度尼西亚和荷兰的妇女在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日本政府强迫征召到前线充当军妓,并美其名曰“慰安妇”,日本政府去年7月正式承认政府在战时卷人征召军妓的活动。宫泽首相在今年1月访问菲律宾时曾就此事向拉莫斯总统致歉。
韩国“慰安妇”中国遇好人
1993年9月9日,安徽省太和县农民李少林在南京市邮局询问了如何向北京韩国大使馆寄信的事宜。这位农民的养母是一位漂泊中国近60年的韩国妇女,曾是日军“慰安妇”。
朝鲜电影《卖花姑娘》1971年在中国放映时,最伤心的莫过于安徽省太和县三塔乡康庙村村民——韩侨李天英,尘封许久的往事像泻洪之水使她失去了控制。她精神失常了,当地政府把她送到了太和县医院治疗。
当年秋天,青年农民李少林无意中听人说:“我们太和县有个朝鲜人,无儿无女,遭遇和卖花姑娘差不多,就住在县医院。”李少林去医院找到了李天英说:“大妈,您若不嫌我穷,就认我这个儿子吧,只要我有一口饭吃就有您吃的……”眼看从天而降的小伙子,耳听一番发自内心的话语,李天英眼泪夺眶而出。李天英病愈出院了。李少林用平板车将母亲从集庙村接到了自己的家。
1972年秋,一个好心人告诉李少林:“听县公安局的人讲,你母亲以前是韩国人,当过日本鬼子的军妓……”这个消息令李少林呆住了。
月朗星疏的夜晚,李少林拐弯抹角地向母亲问起了往事。掏心挖肝般的疼痛,使李天英泣不成声地向儿子哭诉了受侮辱、受蹂躏的悲惨遭遇——
李天英原名叫金盖华,1925年出生在韩国福江县。3岁时,母亲被日本人打死。1933年秋,14岁的她在逃荒中被日军蒙住双眼、堵住嘴巴、捆绑起来押送中国哈尔滨。
18岁那年,李天英被日军“分配”到山东枣庄的一个炮楼,每天过着地狱般的生活。一天半夜,炮楼内一位劈柴扫地的李娃中国老人,帮助李天英逃出虎口。分手之际,老人给她换了件衣裳,给了她一块大洋并为她起了中国名“李天英”。逃出来不及,她又被日军抓获,送往石家庄日军慰安所,以后辗转新乡、郑州、临汾、武汉直至香港,受尽了日军禽兽般的摧残……
20岁时,李天英伺机逃出魔爪,成了人民军队的护士。1947年秋,解放区军民欢送韩侨回国,李天英在安阳换乘火车时,因身着八路军军服而被国民党32军扣押拷打。
最后流落到安徽省太和县三塔镇康庙村。
李少林认李天英为母时,正值文革年代,收养一个外国人,这真够李少林受的,更何况此事又冒出个军妓的历史。
一天,有关人员来到李少林家,“啪”的一声把手枪往桌上一拍:“李少林,你要再不划清界限,有你好看的!”可李少林认这个死理:母亲没有了祖国,失去了亲人是多么痛苦,军妓不也是鬼子的受害者吗?“啪”!李少林也拍起了桌子……
李少林不仅承担了沉重的精神压力,而且还要为生计而奔波。1979年,他只身到天长县一个电灌站干临时工,一直至今。
1992年8月24日,李少林听到中韩建交的广播,1992年12月9日,在东京举行的关于日本战后赔偿国际听证会上,中国、韩国、朝鲜以及东南亚国家的受害妇女以血泪斑斑的事实讲述了当年日军强迫充当“慰安妇”的情景。这些消息,令李天英寻亲的决心陡增。
1993年4月5日,李少林怀揣三塔镇政府无偿提供的600元钱和村委会提供的100元钱,挎包内装着20个热鸡蛋和馒头及母亲吃的药,搀着老人上路了。1700人的康庙村,大伙儿听说李少林和母亲去了北京,纷纷送娘俩到村口,希望李天英老人能找到亲人。
4月7日上午,李天英、李少林母子一路颠簸来到北京,摸到了使馆区,突然,李天英口喊着,挥着手朝前跑去:“那是我们国家的旗!”“妈,您看错了吧,您出来五六十年了,咋还记得?”“认得,认得!到死都认得!”李天英头也不回地说。母亲奔过去一看,果然是“大韩民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韩国使馆人员热情接待了他们。使馆官员说,李天英是中国大陆第一个承认自己是当年日军的“慰安妇”。分别时,一位外交官搀扶着李天英说:“阿妈妮,我们一定竭尽全力帮你寻找亲人。我国政府正在与日本交涉战争赔偿,一旦有结果我们立即通知你,”说着他拿出一个装有1000人民币的白色信封,递给李天英:“您要好好养病保重身体。”
看来,李天英返回故土获得战争赔偿已不再是遥遥无期,那一天,韩国人民也不会忘记这个中国普通农民——李少林。(据11月20日《羊城晚报“港澳海外版》王农、陆宏彬文)
浙江日军“慰安所”
大曝光
今年以来,我国国内新闻媒介纷纷披露了二战期间,日本曾征召数以万计“随军慰安妇”(即军妓)的秘闻。一位居住在中国湖北省孝感市最南端的韩高老妪,在中国隐姓埋名近半个世纪后,才向世人吐露出她那不堪回首、隐藏心底的血泪故事。
她叫朴必莲,韩国宝●道人,1940年春,她被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骗卖到了城里,接着便随几百名韩国妇女,跟着这名男子上了火车。她绝对没有想到,从此便被送进了万丈深渊,再也没能回到可爱的故乡,再也没有和家人团聚,她们被带到了中国,首站到达天津。这几百名妇女当时并不知道,此行就是作“随军慰安妇”,以稳定日军军心,使他们全身心地投入侵华的罪恶之战。在天津,受尽了璀璨和蹂躏后,她们又被船装运到了上海,之后一直辗转来到汉口,另一只经过杭州,继续南下……
1942年5月,侵华日军占领金华,在长达3年的沦陷时期,日本军队为了“圣战”的需要,从日本本土、韩国和中国大陆强征大批良家妇女,在金华各县城开办了许多“随军慰安妇”。那位韩国妇女朴必莲的姐妹们,就是从上海乘船经京杭大运河来杭州的另一支“随军慰安妇”。
罪恶的“一条街”
金华城区的“慰安所”,主要集中在今解放东路的雅堂街。一条百米小街,竟有6家“慰安所”、可谓是韩国“慰安妇”一条街。
韩国“慰安妇”都是日本人的打扮,身着和服,脚拖木屐。在日军官兵休息日时,堂街东西两头的街口,就划有警戒线,设有铁蒺藜路障。几家“慰安所”门口站着几个身穿艳装的韩国“慰安妇“,喝得醉醺醺的日本鬼子在这里发疯般横冲直撞,而一般人则不准走动。但也有人说,一般是可以走动的,只是不准在“慰安所”门口张望。
这里的老住户,金华市仪表厂68岁的退休女工陈志贤说:“沦陷时,我们这里的老屋被日本佬占用作‘婊子房’重光后,我们归来时,看见原来好多房子被拆掉了,四方桌的桌角也截断了,每个房间的门口都挂着打了结头的草绳门帘,楼上房间的楼板上铺满了,草席,那就是‘日本婊子’的床,“日本婊子”是她对“慰安妇”的习称,“这里——”说着,她用脚点点房子第二进门边一块水泥地,“喏,这就是‘日本婊子’洗浴地方,那里——”她又指指靠近浴池的一块空地,“是‘日本婊子’检查身体的医务室。我们当时还看到检查妇科的床和高高的坐凳。”
另据调查:在“芳园”东侧,有一家“比●●慰安所,其“慰安妇”是中国妇女。
这些“慰安所”均利用简陋民房而开设,●●●●日照也差,条件很不好。比上述“慰安所”稍●●●●,还有一所叫做“将校俱乐部”的“慰安所”,地●●●●堂街付宅开设“西湖饭店”的地方(今城关●●●●“慰安妇”为日本妇女,供日军慰级军官淫乐●●●●内吃饭过夜。
城区“慰安所”中,仅韩籍“慰安妇”就有86人,曾任日本山口县劳务报国会动员部长的吉田清治证实,他从1913年至1945年8月,一共到南韩庆尚道、全罗南道和济州岛等地19次,共抓妇女1000人,送往前线充当“随军慰安妇”。他悲痛地说,在现代史上这是绝无仅有的,纳粹盟国也没有干过这样的事,全世界只有日本做过这种罪行。
“慰安所”一般上午休息,下午开始“营业”,白天做士兵的生意,晚上接待军官。由于士兵人数多,所以往往得排队,“慰安妇”应接不暇,其精神和肉体所受得凌辱是不堪想象的。“慰安妇”每星期到设在天宁寺的日本同仁医院去体检一次,但只检查性病,不检查内科疾病。
雅堂街老居户、62岁的退休教师黄乃威说:“‘慰安妇’除接待上门来的日本官兵外,有时还看见用汽车整车整车运出去;听说是送到城、乡各日军据点,供他们淫乐。”
除汤溪和磐安尚未沦陷外、“慰安妇”的血泪几乎洒遍了渐东大地,日本侵略者的累累罪行,是何等的令人发指!
乡村的魔窟
日寇除了在城区开设“慰安所”之外,又在农村建起了这罪恶的魔窟。金华(县)农村开办的“慰安妇”有两处:一处在孝顺镇,是1942年下半年,日寇命令孝顺日伪维持会强征当地年轻妇女而成立的;另一处是在汤店(今苏孟乡),有韩籍“慰安妇”12人。
金华四中退休教师申鸿(63岁)说,“汤店是我的老家,沦陷时我虽在江西玉山中学教书,但有关‘慰安所’的情况,寒暑假回来也看见过,当时汤店住着日本兵的一个中队,中队长叫春田,整个村被日寇用两层篱笆围起来,外层竹篱笆,内层铁丝网,进出口有兵站岗,凭良民证出入,‘慰安所’设在村北水阁楼,原是村上富户申志豪的房子,房子跨小溪而建,并有花园,花园临溪的●●有青石栏杆,是当时●●●●的房子。”
●●●●●老汉(69●●●●●●●●●指●●●●●●●●●●●●●●●●●●●●掉改建了,一半做房间,一半是洗浴的地方。有人还看见‘洋朝姑娘’用竹筛晒白套子(指避孕套),水阁楼下的小溪里还流出许多‘白套子’来!”
汤店有一位蒋明汉(70岁),当年给驻汤店的日军翻译当过勤务兵。他说,“洋姑娘不光要服侍汤店,安地这边的日本兵,还常常用汽车载到石门、长山,服侍那边的日本兵呢!”,尽管在金华地区的城市和农村开设了多处“慰安所”,但岂能满足日本侵略军的疯狂兽性——日军仍到处奸淫妇女,甚至连未成年的幼女和60岁以上的老妪也不放过。被辱妇女有的当场凌辱致死,有的自绝身亡,更有甚者,鬼子兵在发泄兽欲之后,还将其残害取乐。
就以汤店、安地、雅畈一带来说吧!汤店●●●●“慰安所”,但一名日军军官意●●●●●●●●●丈夫和儿子,并●●●●●●●●●●●●●●的城里姑娘,是一位医生●●●●●●●●●●●到安地投奔亲友,结果被日寇抓入军营●●●●●●人已摧残得奄奄一息,不久丧生。
雅畈南干还发生过一次日寇大奸淫事件:鬼子从南干及附近农村抓来30多名妇女,在南干祠堂进行集体大奸淫,其惨状实在不忍用文字描述。
据《金华县文史资料》(第屋辑)提供的资料,金华汤溪两县,大量妇女遭奸,仅据民国31年底(即1942年)统计,金华被奸妇女1370人,汤溪被奸妇女1805人,县中被奸死的5人。至于在沦陷的3年中被奸妇女的人数,远远是上述数字的几倍以上,实在已无法统计了。
被侮辱与损害的
虽然受日本军国主义层层控制,但在抗日烽火遍地燃烧的形势下,“慰安妇”内越来越不平静。特别是1945年以后,形势大变,日本侵略者大势已去。金华地区雅堂街“婺江楼慰安所”(即“菊月慰安所”)发生了一起定时炸弹爆炸事件,毁房屋1间,伤“慰安妇”2人。这是由国民党特派员公署金华组工作人员联络“慰安所”内炊事员小张干的。(引自《金华县文史资料》)。据雅堂街老居民反映,那次爆炸后,还引起了火灾,“慰安所”,为此添置了消防设备。爆炸事件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从此,日军上“慰安所”也提心吊胆了!
韩国“随军慰安妇”以●●日军洗衣、做饭、当看护妇、进军服厂等名义招来,实际上却为满足日本军国主义的“圣战”野心,沦为日军发泄性欲的工具。最初,她们大多又为军国主义的宣传所麻醉。“鸡林会”的誓词中就规定,凡会员均要“忠诚君国”、“宣扬皇道”、“信爱协力”、“忍苦锻炼”。“慰安妇”们就在这种思想的灌输下,为了“圣战”而作“奉献身心的服务”,任凭自己如花青春惨遭非人的摧残。当战争失败后,这些被侮辱,被践踏的妇女又被日军的战车所抛弃,并且列为不准谈及的禁区。当年得了性病,凡治不好的,都被杀害,抛尸异国他乡,连猪狗都不如,一名81岁的前宪兵队队员在日本《朝日新闻》上撰文揭露说,日军和督察把被占领的朝鲜半岛分成若干个特区,规定每个特区都必须提供一定数额的妇女去满足将近100万侵华日军的“需要”。除春节外,平时一天至少接二三十人。能幸存下来的“慰安妇”,大都患有“不育症”,不能做正常的家庭妇女。所以,二战结束后,她们大都不愿回乡,隐姓埋名、在世界各地的角落里像《望乡》里的阿崎婆那样打发残生。日本侵略军不仅杀害了上千万善良的中国人,而且●●●●●●●妇女●●●●●●)沦为●●●●●●制造了●●●●●●剧。
●●●样的情况●●●●●●的“慰安●●●●●●泯灭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愿望,在黑暗的地狱中,她们也有抗争和呐喊。
雅堂街“比佐古慰安所”发生过一起“随军慰安妇”与日军士兵恋爱的事。那位“慰安妇”叫边亚青,与她恋爱的日军事一位下士。他们双双密约,于1945年8月中旬某晚,在当时国民党浙保四区金义组特工人员的撮合下,双双逃出牢笼,像自由的小鸟,飞翔于晴朗的蓝天。
近年来,国内外新闻媒介纷纷披露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曾强征将近十多万韩国良家妇女到中国战场上作“随军慰安妇”的历史。浙江金华由各县所存的日军“慰安妇”旧址及历史资料的发现,无疑又给这些韩国妇女的血泪历史作了翔实的佐证。
这罪恶的一页,毕竟翻过去。重温历史,是为了让我们不忘过去。在“随军慰安妇”秘闻被披露的今天,我们希望有幸活着的仍在浙江居住的那些韩裔和中国的“慰安妇”们,勇敢地挺起身来,向世人痛说血泪的过去,并向日本国索取生命的赔偿。
(洪加祥 黄子奇)
“以上●皆是原本报纸年久导致文字不清,无法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