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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驻北京大使馆
尊敬的大使阁下：
　　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受害者，侵华日军施以暴行把我抓到日本国去做劳工，人身不得自由，忍受着非人类的生活，险些丧命，因此，我作为一个中国的公民向日本索要受害赔偿的费。

被抓劳工的简单的经过如下：

　　我原籍山东省平原县三唐乡郑家庙人，原名郑于周，现名郑瑞卿，由于日本侵华战火纷飞，民不聊生，我去天津做买卖时于1944年3月在天津西南城角赶早市时被日本宪兵抓去，后绑押送到在日本操纵下的伪公安局被扣留，两天后将扣留的50余名人，两个人用一个手铐子绑送到唐山劳工协会，后来每人发一身黑制服一条线毯又押送到船上，这一船约计420余人被抓劳工。因船轻又装上煤，是条货船，从太平洋航线走的，途中因遇情况停留2天，当时有一位河北省的劳工，死在船上，死后就丢到大海中，令人万分悲痛，在船上航行10余天才到日本国的门市下关下船后让全体劳工消毒，洗的药水澡，衣服用汽锅蒸过，后把送到日本国北海道室兰，未送到这个地方之前，记不清是什么地方，让全体劳工休息几天，理由是说什么在船上呆的人都有心火了，每天每人只限给几小碗稀粥喝，好去去火，每碗没有几粒米，是在一座用木板子钉的大厂房内吃，木桌子用长条板子做的，没有凳子，站着喝，这还不算，盛光了，必须一起喝，喝时有日本人领着喊口号（打打一马四）劳工都跟着喊一声，才许可可喝，后来天天死人，每天只少死一人，死后将人的四肢拆断装到大木桶内，让劳工拉到山上火化了，到了室兰干活的时候，换了饭，每人每顿2个饭团，重有半斤，只吃半饱，晚上让吃豆子面条，劳工们都跑肚，在住的房子是楼房，一楼是日本人带工的、看守门，分早晚两班，是在海边的大兵舰舱内捣煤，有时往小木船上挑煤炭，还有时把久堆的大煤堆，怕起火，反复工作，在这干了几个月，把我们又开到北海道计根别，这地方是个火车站，在这附近的山沟里，工房子是用板子钉的，四处透风，每天照常过着非人的生活，每天修防空道，道中用草坯子盖上，从空中看不出道的形象，有时在山的脚下挖山洞，将其飞机放在里面，机场都是木型，在这一直干到广岛投了原子弹，日本无条件投降。在日本投降的第一天有中国的飞机在中国劳工房子的空中，飞的很低，围着劳工房子来回盘旋，同时投下一封信，让劳工们好好保重，慢慢送回中国，第二天又投下每人一袋白面（在5公斤）约有三个月之久，就把我们送回祖国，回来时劳工都发的大衣等物资，都是军用物资，回来时还是在塘沽下的船。在日本国干活的时候，带工头子名字叫木村，他经常打骂劳工。原来从中国领我们劳工的大头子，他曾在北京工作过，他中国话很好，回来时他又亲自送我回来的，他的名字我不知道，年龄大约40-45岁这样。劳工人很多，有知道他的名字的，劳工翻译他肯定知道的，我们一起去日本做劳工的人很多，我能记得的，有唐山人翟洪俊，他会绘彩画。在日本国做劳工时，他给日本人绘不少画。还有李相亭，他是劳工的第三中队长，还有姓赵的，他年轻，他能说些日语，他是劳工的第二翻译，估计他能活着，天津市的多有相再起（回民）（他在日本代号是401号），胡文彬、张文强，还有天津河北的姓杜，他在日本国是劳工的卫生员，还有两个小孩，15-16岁，一个叫小邦子，一个叫老鳖的，他眼皮上有疤，有河北省景县东门里姓张的，他是劳工的翻译。我村的叫司连照（已死），邻村刘夫寨，刘洪洲，他现在沈阳，证明人很多，但详细地址不详，我在日本的代号379，回国时是在塘沽下的船后到天津的，从日本国回来时分文没发，因此我向日本方面索要在日本国做苦役劳工的赔偿。回国后因原籍生活所迫，后来沈阳改名为郑瑞卿，在历史档案中有记载，多次政审中已查清。特此做简要说明。
　　我现在已退休，现年76岁，退休单位沈阳市第三运输公司汽车一队，原职汽车司机。
　　现住沈阳市和平区南京街二为十四里居委会郑世奎转

索赔人：郑于周
现名：郑瑞卿（盖章）
1993年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