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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增教授及全家幸福安康：
　　久疏问候深表歉意。
　　1992年12月22日曾收到您的来信，因我患心脏病病危，两次住院，做心动起搏器手术治疗，现已出院，在家疗养很少下楼。
　　因您专攻老龄科研的专家，我也在这方面有兴趣，积叠些老龄和长寿的资料。1942年至1945年任伪烟台市立毓皇顶医院院长，内科主任医师时，我恢复了多年停办的［护］士学校，重新招生两班学生，两年毕业。毕业生中，我给您介绍张复生同志。张复生女士当年可能是党的地下工作人员，日寇投降，她直到北京协和医院任［护］士，现任：中国古代养生长寿术研究学会理事
　　　　　　　　　　　　　北京首都儿科研究所［副］教授
　　　　　　　　　　　　　中央卫生部护理中心资料组委员
　　　　　　　　　　　　也活跃在胶东半岛作养生长寿讲学。
　　很可能在开会时，早已与童教授会过面，因她的科研项目也是老龄题。仅此介绍。
　　此祝您全家
健康长寿

医学博士：项乃羲
93岁半
敬礼

（以下是请您指教帮助事项：）

申请
追索人寿保险金的始末：
对象：日本第一生命保险株式会社（现为公司）

　　今天是9•18国耻60周年纪念日！我们应当世世代代不忘这奇耻大辱。
　　我是1930年南满医科大学（现为中国医科大学）八年制毕业，留校，专攻内科和脑内科的医学士。1932年被调出，任伪满沈阳市国立戒烟（毒）所所长兼任内科主任医师。所内有中日各种医务人员60余人。数年后扩建在北郊北皇陵西侧改名为康生院，增加床位和工作人员，专治鸦片海洛［因］（俗称白面儿）等瘾中毒患者，半强制及免费治疗3个月后出院。此院的主要各种权利，都在日人手中掌握。
　　1932年开始建所时，日本第一生命保险公司的人员，带着高压性劝诱中日工作人员参加人寿保险，按工资比例劝诱，当时呼吁我是所长，以最高额（一万元）少则几千元还有几百元的不等。都必参加，因我的月工资333元无疑劝说我参加了“一万元”当时的币值是日元，同满币是相等（以金为本位）1元可买20公斤1袋绿兵船高级面粉，20年归还。这样每月由总务科扣我工资1/10，就是每月都投保33元。估计5年后，第一生命保险的职员对我说：“先生，你的投保金，已达到满期，再不扣了”。我感到减轻了负担，48个月1584日金币。
　　一直到1938年，日人同学老毕业的公卫系讲师，省卫生厅，都留00（外号毒瘤）想要夺权，要我退让，结果我忘了保险等问题，辞职回家开医院。
　　为了子女在隔着山海关伪满国境的北京，求学及生活费，又不通邮汇款！我毅然到华北工作，巧遇烟台市毓皇顶医院招聘，这样我去烟台市毓皇顶医院内科主任医师（1942年）提升院长后，我恢复了停办的［护］校，重新招生两班（张复生就是新生之一，前身已介绍了）。
　　我做到8.15日寇投降，八路军进驻烟台毓皇顶医院接管后，派我去莱阳后，我借机去青岛，后回天津的。
　　1975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我开始以书信的方式与第一生命保险公司联系。因战乱关系我丢失了保险证明，第一生命找到我的号码。我投保的时期，已经是75年了。我又是这样有朝无夕的生命，我已退休多年。我是日本侵华经济受害者，精神受害者。8.15日寇投降后50周年的今天，第一生命保险公司又以“挂羊头，卖狗肉的骗人的招牌”宣传什么“以投保人的利益为第一”“要在中国赢得信誉”等骗术，又出现于中国人民的首都北京，是不可能成功的。请看下面第一生命对我从9•18起直到1995年的所作所为。由于日寇侵华战争中断了联系，我从1978年与东京总公司及北京建国门外长富宫里日本第一生命分公司经理难波元面谈我由1932年起，在沈阳被劝诱参加当时的（一万元）投保金已到满期，以后1938年辞去康生院等一切经过。91年8月20日上午难波元（8月19日电话约定）来津访问师大北院我家。20日上午11时乘小卧车到来（司机韩某）带着礼品并邀我去市内饭店就餐。我拒绝了一切礼品及外出就餐。我说校内食堂如果可行的话，就在校内我请客。司机只喝汽水，其他都没动！我只是提一个问题：“民以食为天，日币高度贬值，只要求当时（1932年代）既然退换投保金我很感谢，但必须以保值价格每月33袋20公斤高级面粉的数量归还投保金（一万元）。20年满期后的利息请考虑！”次日21日上午难波元又来长途，他在电话中［拟］定（以计算器）保值共计为20万公斤面粉，折合1991年时的人民币36万元（还不包括60年利息）。以上的数字是难波元经理自己算出的数字，他还问我怎么样？行否？我马上回答说：“只要保值，公平合理就可以了。”这样达成协议！8月22日难波元又第2次长途说：“我给东京总公司写完申请。”下周29日答复。29日下午我给难波元去电话［询］问，此次难波元吐露出否认22日他所做出诺言！！并说：第二次向东京总公司再申请。再过两周答复。9月27日我去北京长富宫第一生命用日文写申请后，9月22日发的第一生命文件内容：对申请，180度大转弯，推翻了保值协议！9月底，与难波元会谈：他以威胁性的言语说：如果你此次再拒绝这种优惠的95，500日元的话，总公司有权将给你减到原来的《一万元》日币保险金上去！这个数字在日本国内，不大会讲日语的中国打工仔10个小时的工作的工资相等的一天的工资，这不是日本投降50周年后的今天，企业家或日本投资所能说出来的话。既使第一生命恩赐给95,500日币的话，又能买到你们的几束鲜花呢？当然我不会同意。1992年我通过天津律师协会，向北京中级法院民一庭提出诉讼，请求立案。法院说：“年时已久，没有资料可查，又是日本平成天皇访华前夕”，等理由，不给立案，拒之门外。这是不能容忍的。（今年这是1995年最后的一个季度，面粉提高1991年年底，难波元带着贬值的日元95,500元支票，强行叫我的女儿项欣收下，她的丈夫江重远也不断地说：虽然我们代理收下了支票，但这不算完！难波答说：“是，是，是！”童教授评此情况，是否我属于“日本侵华经济受害者”之一，如果能得到您的支持和帮助则幸甚也。如有成效，您办的老龄科研中心作为科研基金可得1/3，决不［食］言！！谢谢！
　　（值得争议的：1995-1996年与1991年的面粉价相比有所放开！）
　　此祝您
健康长寿！

残疾人：（1636）项乃羲（人名章）
93岁半
拜上

（小女：项欣　住址：北京西三环北路厂街2号院2-1-15室）
邮编：100081
　　我是带着心脏起搏器的病人，右眼因角膜溃疡，广州眼科中心手术失误而失明，左眼还有白内障。青年时两膝关节因运动过度，骨刺较严重，不常下楼。这封信：是3年来病后，写信的第2封，写的杂乱，敬请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