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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增先生：
　　您好。
　　我在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九日的报刊文摘第四版，读到中国对日民间索赔问题一事，文中提及于您，故也就冒昧的来打扰于您了。
　　我反复的思考后，我认为很有必要，它标志了我国家和人民的不可辱，尽管我不得不计较这一点。因此感情激发了提笔要求日对我家索赔的意愿。
　　看过了报，思想已明确了这是正当的，也是合乎千万受日军掳掠过的民心，过去不懂得道理，认为我国家领导人曾讲不要日军战争赔偿一事，况且中日建交正常化，家庭事小，国家为重。见了报，思绪清晰了，但，万事开头难，要到［哪］年［哪］月呢？这也只有靠自己的耐心了。
　　从这篇文章中，显而易见的所谓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它并不包括民间受害者要求赔偿的合理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在答记者时表示，中国民间受害者可以直接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这表明了是实事求是的。是合乎过去千万受害深重人的心愿的。
　　我的父亲在上海，提兰桥监狱斜对面，威海路，夙生里，曾开办过一爿“耕香斋刻字印刷所”，二层楼的街面房子一幢，内设备有四开平架一部，大号印刷机一部，三号印刷机一部，还有切纸机一部……我们家的全部财产及整个温暖、宁静的家，就这样被日军在一九三七年的八月十三日疯狂的轰炸化为灰烬。
　　我现在将我幼小的记忆，概括的向您陈述，我是认真的，既然做了总希望将它做好。但我没有支柱，我将一切的希望完全依赖于您的身上。希望能得到您有力的支持和帮助，在手续上，还欠缺些什么，请您在百忙中抽间能给我一封回信。这样，我的心才能得到［充］实。不然，我总感到自己在做一件虚无缥缈的傻事。
　　我已六十多岁的人了，全身是病，我不知我能不能等到那一天？一切拜托您了，谢谢！谢谢！

上海南市区肇方弄肇方里七号　200010
胡雅久
1992.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