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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增讲师：
　　您好！
　　从报上获悉，今年12月9日，关于日本战后赔偿国际听证会首次在日本东京举行。与会受害者愤怒控诉当年日本侵略军的罪行。
　　又悉从去年八月至今，由您等发起的“向日本国要求受害赔偿”的签名运动，目前已征集到来自北京、山东、浙江、黑龙江等地数万人的签名。
　　我是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男性公民，一九四四年深秋，湖南邵阳地区沦陷，当时我十九岁，学生，为寻找学校，我和我的老师杨南陔从家中逃往兰田（当时未沦陷）找学校，途径邵阳半边街地方时为驻守在当地的日寇抓获，在一间小店柜台内通过日寇翻译进行审问，当问到我们是什么的干活时，我们回答是农民的干活，审问的日寇军官看了我们的手板之后，勃然大怒哇哇的叫说什么大大的不老实，不是农民的干活，是反对皇军的干活，通通枪毙，于是我们被打得遍体鳞伤，被关进一间土屋里，这土屋四个墙角多埋有一根大木椿，我和杨南陔老师、刘锡臣（帮我们送行李）还有一个同行者姚珍连各绑在一根木椿上，当时已是深秋初冬天气，入夜又冻又饿（一天未进水和米）。第二天早上再审时，刘已被释放，接着姚珍连也释放；我和杨南陔老师再次被日寇强行脱光衣服用皮鞭抽打，硬要我们承认是反对皇军的干活，他们从我们带去的书刊中找证据，认为我们是反日的知识分子，日军审判官向翻译示意，打出砍头的手势，翻译点头后便又将我们二人送进小土屋关押，这一天又是伤痛和饥寒交织在一起度过的。我们带来的路费和学费共60块银元放在一担萝柜双层底下和所有书籍都被日寇没收。
　　第三天无动静，我们自知性命难保，都意识到等会恐怕就要遭日寇枪毙了。但这一天却“平静”的过去了，后来方知是刘锡臣被释放后到我家报信，家里千方百计求熟人向维持会求情，由维持会出面担保，然后于第四天上午被释放。
　　我们在日寇残酷拷打之下，三天三夜未进一顿饭，只喝了生水，精神、肉体受到严重的创伤，在八年抗日战争期中，日本侵略军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累累血债必须偿还，受害赔偿必须实行。
　　我作为一名遭受日本侵略军伤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严正要求日本国赔偿我在一九四四年秋被他们关押和残酷拷打以及精神上肉体上以及个人财物上所遭受的创伤和损失给予一定数目的赔偿。并请代为在“向日本国要求受害赔偿”上签下我的名字。
　　我已年近七旬，我殷切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看到日本侵略军兑现这“受害赔偿”。这是中华民族的尊严。
　　童讲师，我十分敬佩您“布衣位微，未忘忧国”的精神。并向您表示崇高的敬意。
　　谨叩
教安

姚作相拜书
（退休高级工程师）
1992.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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