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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增先生：
　　您好！
　　于《读者文摘》92年10月号上，看到了您的事迹后，甚为感动。您为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不辞辛劳，四处奔走，到处呼吁。您的呼吁喊出了我们受害人的心声，我原住上海，父母和我以及我的妹妹在日本人侵华期间深受迫害。现在您和您的同志终于喊出了我们的心声，我们中华民族应该维护自己的尊严，对于我们所受的污辱和迫害，难道肇事者不应该真诚的道歉和适量的赔偿吗？这并不算过分的要求，这也是人权。因此我要积极参与这个行列。现将我写的《要求日本破坏家庭的赔偿》一纸寄给您，请您审阅。
　　现在我的父母已先后作古，但是我想我应该代表他们控诉。
　　不知需要我做些什么事，请来信告知，我当尽力而为之。
　　致
礼

日本侵华受害者　徐保罗
1993年2月10

我的通讯地址：四川省德阳市第二重机厂铸钢车间
徐磊转徐保罗即可。并附邮资1元。

要求日本破坏家庭的赔偿！

　　我是徐保罗，现是四川省德阳市第二重机厂退休工程师。
　　我于1932年农历2月19日出生于上海市，父亲当时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工人，住在西宝兴路，在我未出生前，即1931年“9.18”日本轰炸闸北一带，父母被迫弃出逃，仅带些婴儿用品和换洗衣服，结果商务印书馆被炸，父亲失业，全家流离失所，生活无着，这是我家自日军入侵后的第一次倾家荡产。从此一家三口人，生活无着，父亲当过教堂守门人、小贩，在饥饿线上苦苦挣扎，这种苦难的日子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父母经常讲诉的国难家仇。这样苦苦捱了大约三年，父亲在法租界一个老板处找到了一份工作，常年节衣缩食，渐渐地又支撑了一个家，日子相对地安定了一些，家中又添了一个小我四岁的妹妹，全家四口人。不料好［景］不［长］，1937年日军大规模侵华，那时我家已住在上海南市区，正遭日军狂轰滥炸的地区，全家弃家出逃，逃至法租界老板家中栖身，南市区的家在战火中化为乌有，这是我家在日军侵华时第二次被毁。全家四口人寄人篱下，父母白天在老板家当佣工，我们兄妹两人在厨房一角藏身，晚上等主人回屋歇息，全家四口人才能在客厅打地铺睡觉，又值老板生意清淡，岂能容我家四口人打扰，在无家可归的情况下，全家住进了上海的“国际第六收容所”，这时又添了个弟弟，由于营养不良，未满周岁就夭折了。“国际第六收容所”也因无经费而解散，对于无家可归的我们又进入上海曹家渡的“第卅四难民所”，这是一座大芦苇棚子，八面通风，所幸的是下雨免挨浇，但是在十冬腊月下雪天，年老体弱的时有冻死。一个大芦苇棚子，住了几百个人，以户为单位，蜷缩2～3平方的铺位上，上、下午每人各发一碗——摇在碗里哗哗作响的稀粥，就这样，“第卅四难民所”也因无经费而解散。全家又处于无家可归的境地。无奈，又在南市一个看房人处租了一间摇摇欲坠的破屋，全家除了有两床旧被外，徒壁四空。后屋一个孤老太，在风雨交加时，墙壁倒塌，被埋在砖砾堆下，所幸墙壁较矮，免于一死。小我四岁的妹妹，终因无钱治病而亡。
　　在日本侵占上海时，上海虽属江南，老百姓都以大米为主食，而我家在日本统治下，终年无钱购买大米，只能六角（玉米）稀糊糊果腹，常年不见油星，特别是在八年沦陷时，全家始终在饥饿线和死亡线上挣扎，一家大小，破衣烂履，挨饿受冻，先后死了三个弟和妹，为了糊口，母亲和很多穷人，冒着生命危险，偷越日军封锁线，到农村贩运大米，到上海市区出售。在偷越封锁线时，有被日本狼犬的袭击和日军枪击的危险，电视片“上海一家人”中阿祥被击毙，并作虚构。为了逃命，有时只好弃米而逃，结果丢了血本，更得受饥挨饿。我在11～12岁时为了糊口，也经常在警察的警棍下去挤平价米，买回来又卖给吃得起大米的人，赚几个钱糊口。
　　日军的侵入，使中华民族陷入苦难的深渊，就只我家在这个苦难的历程中，家庭两次被毁，使原本温饱的家，在战火中化为一无所有。家庭成员丧失三人，所幸存的四人，也只是在饥饿线和死亡线上苦苦挣扎，造成的损失，不仅仅是金钱上，肉体上，而且是精神上，这种精神上的创伤，是父母和我永久也愈合不了的。在电视上出现的索马里难民，犹如日军入侵时，我家和广大老百姓的写照，这些痛苦的回忆，使我终身难忘。
　　我严正要求，对于日军入侵造成我家的损失，我们有理［由］要求赔偿，也必须给予赔偿。

日本入侵直接受害者　徐保罗
1993年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