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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增同志：
　　您好！
　　我是沈阳市肉鸡示范场离休干部。看到沈阳日报摘自1月16日《蜀报》名为《向日本国讨公道》一文后，深为感触。做一名中国人，深临其害。我对您提出“向日本国要求受害赔偿”表示赞同。我是日本留学生，被当成中国共产党东京支部成员被捕入狱三年零八个月。因证据不足，释放回国，判决书在沈阳解放时，交给组织，我有一份抄写底稿，随信附上。
　　在日报的《向日本国讨公道》一文中提到“当年在日本留学的20多名学生，被日本军当成中国共产党东京支部成员严刑拷打，20多人中只幸存4人。童增去日本使馆为他们呈书。”
　　我是沈阳人，1936年4月到日本东京东亚学校学日语一年。
　　1937年4月——1939年5月27日在东京明治大学考研。学“政治经济学”。
　　三年在学中，5月27日被捕，当时不知何因被抓。在东京池代目白警察署拘留一年零13天中。被当成中国共产党东京支部的“别动队”。铁血青年团，政协队等进行严刑拷打。40年6月送到东京西巢鸭监狱。在四栋一楼二十九号牢房，犯人编号“1773号”。
　　1942年12月26日，因为经东京控诉院审判终法认为证据不足，无理再上告予以释放。
　　我被捕当时的情况是：39年约2月份，同学张凤翔介绍我一本书名为《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我说这本书是“汪叔子”写的。我们看后写感想，身在异国留学，祖国被沦陷，同学们议论是爱国青年的正常现象。5月27日晨六点当时是（星期六）是日本海军纪念日。六、七个便衣警察在明大从、前花园公寓将我抓去。先送押到“新宿警察署”，几天后就到目白警察署后又转押到“西巢鸭监狱”。
　　当时在监狱里，每隔一两个月就送到法院受审。让我承认共产党反满抗日活动。
　　在当时，我只是一名爱国留学生，看完《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坚信一定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但我还没有加入共产党，还不是党员。
　　经过三年零八个月政治犯恶劣环境，加之严刑拷打，身心俱伤。释放时，只有经人搀扶才能站立行走，患上严重肺结核和关节炎。
　　解放时，我将判决书交于组织。我不知我这种情况是否有权要求赔偿。看到报纸，您为受害人四处奔走，我很感动，也想求助您帮忙。
　　此致
敬礼！

1993.3.10
受害人：臧宇澄

110034
沈阳市群星大厦　臧敏是臧宇澄之女
601065
沈阳市肉食鸡示范场
臧宇澄　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