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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增同志：
　　你好！
　　日前看到“92.9.21文摘旬刊（上海译报8.31）第423期P.8”上载有“中国民间受害者要求日本赔偿联合会”的报导。我当即函请长春文摘旬刊报社编辑部查告“贵会通讯地址，负责人及邮编”等情。兹蒙该社函复，特将我村当年惨遭日寇的点滴受害情况，函告贵会如下：
　　我原籍浙江诸暨市牌头镇水下张村，浙赣线经过我村，村头的浦阳江上，建有铁道桥梁一座，敌军进［占］我村后，在桥头建一碉堡，派兵长期驻守。
　　1937年抗战以前，我村居民，约有千人左右，农家约计150户，全村约有祖传民房（具系砖木结构，两层楼房）500间，其他宗祠、大庙、香火间、书房、大厅以及公用的“踏碓房”（捣米的用具），“碾子房”（碾米或磨粉的用具）等等，约计百间以上。全村总计砖木结构的房屋，不下600间。1940年以后，敌军进［占］我村，除村边约留剩民房十数栋外，其余所有房屋，全遭敌军纵火焚毁！
　　当时我据传闻，村民除四散逃难之外，尚有60岁左右至70岁以上的七位老太太，被日寇威逼至村头之田中，用刺刀逐一活活集体刺死！弃尸田中，无人敢去收拾，最后连尸体也不知去向！
　　另有一位70岁以上的老翁张昌来，在病中被敌人敲打之后，再把他投入踏碓的石皿中，活活捣死！又闻还有一位60岁以上的老人张以梅，被敌军抓去敲打之后，再把他投入我村祠堂前的水塘内，敌人在四周围住，用刺刀将其渐渐活活刺死！还有一位60岁以上的老人张以火，被敌人敲打到半死之后，即投入田间一大坑内，以巨石投掷其身，以为已死，谁料他在晚间苏醒之后，慢慢起来逃跑，幸免于难！等等惨状，我仅获悉一二。村人之遭惨杀者，何止仅此数人而已？！
　　1940年初，村人集资建一“水下张茶厂”，我当时在浙江建设厅负责合作金融业务及建设厅直辖之“金武永（金华，武义，永康三县）农民银行”整理委员等职务。当时先父在老家也要参加茶厂入股。嘱我给他现款五百至一千元，以便入股。并嘱我设法向银行代茶厂息借15000元，以作流动资金。我先后寄给先父五百元，以作股金。并向浙江省地方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吴老伯（东阳人），商谈借款！他当时以我村距敌据点牌头镇仅只五里之遥，不肯直接向我村茶厂贷款，愿给我个人信贷12000元。我即将这笔现款交由先父等负责给茶厂使用。时村人张以火入股800元，先父入股500元，村人协议，以张以火有经商经验，即推他为经理，先父为副经理兼总出纳。讵料约在该年八月份，敌军扫荡至我村，村人速将产品等等抢运至附近大山中，部分产品设备俱遭破坏！之后，先父等将抢运出之产品，销售所得之现款11000元，送还给我，尚欠银行本息一千余元，只好由我逐渐还清。村人之入股者，亦未能将股金全部退还。我个人遭受损失1600余元，村人全部损失就更多了！这些情况，村中现年达70岁以上之老人，皆能回忆当时的概况。
　　1987年秋，我曾返里一行，当时距抗战胜利之日，已逾四十年，可是村中尚见：㈠无能力重建砖瓦住宅，只用泥墙及稻草覆顶，仅能聊避风雨之草房者，尚有数家！㈡当时50岁以上的男子，无经济能力建立家室，仍是单身者，据悉，尚有十余人！㈢好几位村人对我说：抗战期间，我镇居民，以我村受害最为惨重！解放以后，上级在调查遭受日寇惨害之时，镇政府每次皆以我村为受害最严重之典型，往上呈报。但迄无点滴救济之消息等等怨言！
　　兹悉全国加入贵会要求日本赔偿者，已逾十万人，拟请将如何参加贵会之各种手续？译加失知，以便与村人联系，为感！
　　致
礼！

张绳良
93.4.10

复寄：抚顺市将军街辉南路32-1号张兰君转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