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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先生：
　　你好！
　　你17日来信已收到，感谢你在百忙之中给我来信，我正苦于不知日驻华使馆详细地址和邮编，现已得知，今后我将直接向该馆写信和寄材料，我并不希望得到什么赔偿，我只是不断地控诉他们。虽然他们不是犯罪者，但他们的父辈、叔伯辈还活着，也许他们之中就是犯罪者之子女，如能让这些人转达一点受害者的控诉，犯罪分子定会受到良心上的谴责，那么多人在中国强奸、杀人，都没有听到有一个日本人自责、忏悔，这真是一个残酷的野兽般的民族。我将会继续收集材料。我现在在深圳工作，主要是从事桥梁设计。以后回武汉，精力将用在揭露侵华日军罪恶，必要时不惜自己出资，从多方面进行，不遗余力。
　　经常给你增加麻烦，耽搁你的时间，深表歉意，并表示衷心感谢。
　　专此祝
健康
　　寄上我写的受害经过，文题名“谁愿意做马牛”，请一读。已将此文寄日驻华使馆政治处。

罗运蒋
93.7.27于深圳

谁愿意做马牛

　　1994年7月，日军由武汉南侵，攻入湖南，陷长沙，围衡阳，衡阳城四郊集结大批日军。我家在城北郊外一个约50户人家的村庄，现地名衡阳县里仁三七里村站门前，距城30华里，地处偏僻，从祖辈到现在一直过着宁静的生活，但自日本人围攻衡阳的炮声响起以后，我们村便开始了东躲西藏的生活，我们经常听到日本人在别的村庄奸淫烧杀的传闻，但还没有见到日本人，也许日军不会到这个偏僻的村庄来。然而我们每天还是天不亮就起来吃饭，然后往村后一里多路的山上去，晚上再回来，有一天，天刚亮，我们吃了饭正准备出走，我家继父、母亲还有从衡阳到乡下来避战乱的未婚妻和她的母亲。正在各自手势东西，忽然听到门外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然后一阵猛烈的撞门声，我一惊便喊：“日本人来了，你们快走。”可是他们没有回音，我急忙往后门跑去，穿过菜园，绕过池塘，再往前便是一片开阔的田野，不能往前走了，会被敌人发现，我慌张地钻进稻田中，这时旱稻已成熟，禾苗长得高，田中干涸，我侧卧在稻田中，心跳得厉害，不知道家里人怎么样，我正想着，听到了继父在喊：“不要打，我跟你们走。”完了，继父一定是躲在家里，没有走，被抓了。以后没有听到什么动静。有大约一个小时过去了，我听到村头的刘太婆在喊：“日本人都走了，大家快回来吧。”我犹豫了一下，有点怀疑，但我还是慢慢地站起来，想回家看看家里人怎么样？当我走到菜园，我看见胡伯母（未婚妻之母）在前面走。菜园边是大池塘，塘边长满了芦苇，胡伯母走到塘边芦苇丛时，忽然站住了，她和芦苇中什么人在讲话，开始她听不清芦苇中人讲什么，后来她似乎明白了，向四周望了一下，又往前走了，这时我发现菜园中另一角有一个陌生人，身穿便衣，30来岁，身材矮壮，似乎在搜寻什么，他已看到了胡伯母和芦苇中人讲话。我想这个人也许是村子里［哪］家的什么亲戚吧，或许是过路人，他也发现了我。我仍不在意地往前走去，这个人慢慢走过来，突然他走到我身旁，双手拴住了我的左手臂，我大吃一惊，意识到我被日本人抓住了，我想挣脱，他骂了一声“八格，死了死了的”。一掌向我的面部击来，我眼睛冒火花，口里有一丝血腥味，我身体瘦弱，挣脱是不行了，只好被他推着往邻居家前厅走去。到前厅后，他让我坐在地下，似乎找绳子来捆我，找不着非常匆忙地往后门跑去了。我注意到前厅中已坐了十几个被抓来的人，其中有我的继父，还有叔父和邻村一个姓尹的农民，其他都是别的村庄的，继父坐在我的旁边，他对我轻声说了一句，“不要着急”，我再看前厅外面的地上，摆满了抢来的箩筐，装满了粮食和禽畜，我从极度惊恐中镇静下来，我想到了刚才菜园中发生的一切，胡伯母肯定是和她的女儿在说话，女儿就藏在芦苇中，刚才这个日本人一定是去找芦苇中人了，我不敢往下想，我心里一阵痛楚，眼看着自己的亲人遭受凌辱，无能为力，愤怒和痛楚从感情中交织着，世界上再不会有人能体验我此时的精神上的痛苦。我低下了头，双手抱着头顶，也不知多久一个日军吹响了一声口哨，我惊醒过来，不一会，所有的在外面搜寻女人的日本人都回来了。我注意到刚才抓我的那个日本人也回来了。日军又喊了一声“开路”，所有被抓来的人一窝蜂死的都抢了去抬箩筐，原来他们是去抢抬轻的，最后剩下一个很重的装满米的大箩筐，没人抢，只有我和一个老农没有东西抬，当然由我们两来抬了，由于我身体瘦弱，平时没有干过重活，没有抬多远，就感到不行了，摇摇摆摆，头重脚轻。我忙喊：“我不行了，哪位来帮忙换一换。”一个日本人走过来，大叫“你的，死了死了的”，用皮腰带猛抽我的背部，用枪托击我的腰部，我哎呦一声，倒在地上，箩筐也几乎翻倒，这时一位好心人过来，拿起我的扁担，叫我去抬他的轻的箩筐，我爬了起来，抚摸着腰部，抬上那人的轻筐艰难地往前走。约三里路到了罗家村，沿路山上都是穿便衣的日本人，都在搜寻什么。我这一队日军在罗家村一户大屋内休息，日军有的躺在地上草席上，我们被抓来的人，关在一间屋子里，一会一个日军把我叫出去，示意我给躺在草席上的二个日军打扇，这二人约20岁，光着上身睡在一头，我给他们摇扇，二人叽里咕噜，不时互相指着我大笑，似乎是在嘲笑我，侮辱我，我极力忍耐着。我的生命掌握在他们的手里，还谈什么国家和个人的尊严。不一会又出发了，好似走了几十里，来到了一个大村庄，这时被抓来的十几人都分散了，随各小队日军去敌穴了，这个村庄的屋舍都驻有敌人，傍晚我和尹姓农民各被带到相邻的两栋大屋里，我随着日军进了屋内，被关进一间小屋，立刻进来一人，说中国话，湖北口音，他说：我知道你想逃跑，我们这里已经打死不少逃跑的人了，如果你想活，就好好为皇军当苦力。此人年约30上下，是一个死心塌地的汉奸，我立即被叫去给敌人烧水洗澡，敌人全都休息了，我睡在小屋内的木板上，外面是日军睡着，从今天早上吃了饭，再没有吃东西，没有喝水，又饥又渴，屋内蚊子又多，我躺着想到自己的亲人，我母亲一定会急得生病，我生父早死，母亲嫁给继父，茹苦含辛养大我这个独生子，继父对我也好，辛勤劳动，送我上学，熬到今年初中毕业（刚满16岁），如果日本人不来，我也许还可以继续上学，现在一切都完了，日本人毁了我的家，自己也许要死在日本人的屠刀下。我想到未婚妻，她父亲早几年死了，母亲替人当保姆，自己打工，这次难逃敌人的魔掌，不知是否能活下来。我想到国家回来救我们，可是那些达官贵人早就跑到大后方去了，只有我们这些穷人被敌人蹂躏，就这样一直想到天亮，日本人来叫我去喂马。有二间房子，分别栓了二十多匹战马，这些马真高大，每天要用面盆装满谷子加些盐，端到每匹马跟着，双手端着盆子给马吃，还要喂水，打扫马粪，晚上则给日本人挑水、烧水洗澡，每天天不亮到天黑，不许仔细，吃的是日本人的剩饭剩菜，喝生水，酷热天气，不能洗脸，不能洗澡，像畜生一样的活着、干着，一身又脏又臭。我想逃走，可是敌人看管很严，到处有岗哨。过了几天，日本人早饭后把我叫出去，来到一块场地上，一个日军牵来一头小牛犊，一件衣服包住了小牛犊的头，日军给我一把锄头说“你的…”意思是要我打死小牛犊，他们要吃牛肉，以前我看到别人杀鸡都感到可怜，我怎么会自己动手来杀小牛犊，我说：“我的不行的”。日军大怒，他骂着：“八格”，右手来回连续猛击我的面颊，我的头像要爆炸似得，身体随着鬼子的手掌往两边倒来倒去，我支持不住了，倒在地下，鬼子用皮靴踢我的腿。这时一个日军在屋内喊：“苦力，五麻米食的干活”，（意即喂马）。这个鬼子才停下来。我从昏迷中慢慢爬起来，抹去嘴边的鲜血，我的两颊发烧，肿了，小腿的皮被踢破了，淌出了血。我迈着沉重的身子走回马房，又开始了喂马。管马的日军喊着“苦力快快的。”我不知道哭泣了，也许是仇恨的缘故。
　　每天和马一起生活，马房里，马排粪便，排尿特别多，二个马房，二十多匹马，日本人不许地上有粪便，要随时清扫，不断地查看，还要用水洗扫地面，如果发现没有及时清扫，立即会遭到“山兵新交”（即掴耳光），我也不知道换过多少次。有一天，一匹马病了，不吃谷子了。日本人来查看，发现那匹马无精打采的神态。他自己拿来马食，马不吃，他嘟咙了几句，然后出去把翻译叫来，问我是不是我给马吃了什么毒菜，我说我身上没有口袋，也没有出去，［哪］来的毒菜，日本人在马房里四处查看，又抓起谷子和盐闵一闵，找不出什么，又翻看我的衣服，然后他不问了，他给汉奸翻译讲了一阵，汉奸对我说：你谁在马房，照看病马，晚上给马喂水。他随即拿来大柴和蜡烛，于是我也成了一匹马了，我日夜和马在一起，日本人每天给我吃二次饭（吃他们剩下的），每次用破碗盛半碗锅巴，放在马房门外的地上，没有筷子，用手抓着吃，没有水，和马一样，喝池塘里挑来的水，大小便也在这里，然后和马粪一起清出去。熬了几天，日本人叫来了他们的兽医，给马打了针，马的病好了，对我的惩罚结束了，晚上我才回到小屋里。
　　在马房，每天我从窗口往外看，有时可以看到“尹”在干活，有一天，我正在喂马，忽然听到那边大屋的日本人在喊叫：“苦力跛罗跛罗的…”，我向外望，只见几个日军跑出去了，追上了山坳，不久日军押回来一个人，我仔细看，那不是“尹”吗？我凉了半截，我想这次要完了，日本人要“尹”跪在地坪中间，从屋内找来一根碗口粗的竹棒，一阵棒下去，“尹”在地下滚着，哀［嚎］着，我不敢再看下去，那哀叫声，慢慢地低下去了，没有了。我的腿发抖，全身不住颤慄，手中的盆差一点掉下来，谷子落在地上。我神情发呆，木然地望着窗外，一个日军持枪走过来，我忙去喂马，他看了一下，又走了。
　　这以后再没有见到尹，他的被害的情景，使我打消了逃跑的念头，但是我实在支持不住了，身体越来越瘦，每天拖着沉重的双腿去干活，如果想休息，便会招来棒打。我腿上被敌人踢破的伤口开始化脓，疼痛难忍，我想可能要死在这里了。一天，日本人吃完了晚饭，汉奸来了，这个汉奸有时不在这里，不常见到他。他叫我去给日本人收拾餐桌、餐具，这是第一次，日本人从来不让我进入他们的活动休息的地方。我的活动地方是马房、洗澡房，汉奸说完后走了。从关押我的小屋到日本人吃饭的地方，要经过几个房子，这时天色已黑，我的脑子亮了一下，“现在是走的时候”。白天我已看好，房子对面就是山，隔着一片梯田，有一条小路，穿过梯田，可到达山脚。我走出侧门，看看外面没有人，拔腿跑上了小路，这条路并不长，我觉得好像跑不完，双腿抖动不已，跌倒了好几次，爬起来又跑，终于跑上山，回头看没有动静，日本人可能尚未发觉。总算没有被抓住，上了山我慢慢抹黑前进，观察方向，漫天星斗，没有月亮，四周静悄悄的，没有鸡鸣和犬吠，都被强盗们吃光了，我一个人在黑夜的山里闯，也不知道有什么鬼怪了，最怕的倒是活鬼日本人，怕他们突然从哪里窜出来，走到半夜时分，发现前面山坡上房子有灯光，一个日本人在叫喊什么，我立即折转方向走。天快亮时，我不能再走了，因为恐怕还没有走出日本人的驻地。这里是丘陵地，树木稀少，我只好钻进稻田中，好久没有下雨了，田中干涸，稻子也没有人来收割。我饿了剥着谷子吃，太阳蒸大［烤］的使人透不过气来，我静候着不敢动弹，［倾］听着四周的动静，熬到天黑，爬起来继续往前走，一整夜跌跌撞撞，走走停停，天快亮时来到一处山坡上，准备下坡，走到半山坡，薄雾中我看见一个日军光着上身坐在下面，面向山下，我惊出一身冷汗，赶快蹲下来，轻步后退，两眼盯住日军的后背，幸好没有发觉我，我急忙跑开这个地方，我更加小心了，原来还没有走出日军的驻地。我尽量避开房屋和大陆，现在山上树木草丛多了，可以在白天隐蔽前进。走到下午有一条大路横在面前，必须穿过大路，才能到达山那边，我观察了很久，路上没有人走，于是我疾步横穿大路，不料有一个人正从大路那头走来，离我约100米，他喊着：“苦力跑了的不行的。”我一惊转头看去，真是冤家路窄，正是那个死心塌地的汉奸，但他后面没有日本人，我几步跨过大路，钻进了灌木丛，拼命地跑，跑至一处悬岩边，悬岩约7米多，下面是沙丘堆，我慌不择路地跳了下去，落地时，双膝感到剧痛，几乎站不起来，但害怕敌人追来，又一瘸一拐地前进，傍晚时分，远远看见田野中有许多人在割旱稻，肯定没有敌人了，我感到一阵喜悦，我走向他们，说明经过，在他们的帮助下，走了一夜，第二天回到了家里，家中人看到我已非人形的模样，都哭了，母亲病在床上，没有钱治，不过我回来以后，她也就渐渐好了。回来以后，我治好了皮肤溃烂，我慢慢地了解我被抓去后的情况。当天我被抓走了，村里人躲在暗处，看见我抬着东西，颈子拉得老长，都说：“他身体差，人又老实，肯定回不来了。”村子里那个可恶的刘太婆，是她喊“日本人走了”，把我们引出来。现在她又到处散布我的未婚妻被侮辱的经过，未婚妻哭泣着讲述了当天发生的事，她先被鬼子打昏过去，才被敌人侮辱。她要自杀，被她母亲救了。后来我还是原谅了她，和她结了婚，然而挽救不了她的不幸，她忧郁成疾，二年后去世，她的母亲嫁给一个农民，不久也去世，在沦陷的这段时间里，生活没有来源，继父原来经营小贩，并捕鱼为生，母亲在家里喂猪，他们终年辛苦，想送我上学，现在一切被抢光了，依靠借贷过日子，全家几乎沦街乞讨。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我不能再依靠父母了，流落在衡阳市。母亲早年去世，临终前还抓住我的手大叫：“日本人来了，快走”。日本人毁了我的全家，毁了我的一生，由于受敌人拷打，胸部腰部膝关节经常作痛。特别是精神上的创伤无法医治，我患了严重神经动能紊乱症，失眠，噩梦常梦落入魔掌，被日军掳获。还有未婚妻受辱之事，每天无时不在我的心头浮现，这是我终生难忘的奇耻大辱。使我心灵上遭受痛苦的折磨，这种折磨一直要到永远永远。虽然我当时没有死在日本人的手下，然而他们仍然在用锁链镣铐着我，在用皮鞭抽打着我的心灵，如果能报仇雪恨，也许可以减轻这种痛苦，然而这是不可能的了，如果能用诅咒致敌人于死地，我可以日以继夜地进行诅咒，我写的太简单了，我没有把当时受侮辱受拷打、迫害的情景完全写出来。今后，我还要补充、改写，如有可能，用英文写出，向国外国内刊物寄出，控诉敌人的暴行，诉说亡国奴的痛苦，以教育后人。

受害人：罗运蒋
1973.7.26于深圳